《西风》杂志和西澳地域文学的演进

徐显静

【摘 要】《西风》作为西澳地区唯一一家具有60多年历史的权威文学期刊，为澳大利亚地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借助这块文学阵地，西澳地区作家迅速崛起，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短篇小说、文学批评和书评，这在澳大利亚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有趣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西风》;西澳;地域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6-0185-02

《西风》作为西澳地区唯一一家具有60多年历史的权威文学期刊，为澳大利亚地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秉承马修·阿诺德的“最好的文学批评就是客观地研判和传播世上最好的思想和知识”的理念，《西风》创刊的宗旨就是传播西澳地区作家的最好的思想和知识，在澳大利亚现当代文学发展历史中独树一帜，也对于促进西澳地区的文学发展功不可没。借助这块文学阵地，西澳地区作家迅速崛起，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短篇小说、文学批评和书评，培养出了像伊丽莎白·乔丽、蒂姆·温顿、伦道夫·斯托、吉姆·斯科特和约翰·金塞拉等一群灿若星河的西澳小说家和诗人，在质量和数量上足以和东部地区的作家相媲美。这在澳大利亚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有趣的文学现象，相似的例子还有美国的《肯庸评论》对于促进美国南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西风》的编辑们特别注重对澳大利亚更广语境下的西澳地方文化的培养，不仅仅给予了地方作家以发表的空间，更鼓励对于民族文学的“地域”方法。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在1978年，由伊恩·谭普曼在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组织了一场题为“当代澳大利亚的地域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会上弗兰克·穆尔豪斯、彼得·沃德、汤姆·沙普科特、吉姆·戴维森、伊丽莎白·乔丽、彼得·科恩和汤姆·亨格福特等人贡献良多（见《西风》1978年第四期）。地域主义的方法（不是民族主义的）在澳大利亚回响已久，在文集编撰、参考文献和地域文学研究中可见一斑。因为“地方”一词越来越被人们赋予价值，为此《西风》多次向州和联邦艺术委员会申请资助，这也是这份高质量文学期刊应得的支持。在创刊五十周年的2005年第五十期上，两位主编黛丽丝·博德和邓尼斯·哈斯科也说到《西风》作为文化期刊，尤其注重来自或关于西澳大利亚的文学。五十年前杂志欠缺的是高质量的诗歌和小说，随着澳大利亚文化的复杂性和深度加深，创作和批评水平一直在提升，至少在西澳地区，这样的提升是和《西风》的存在分不开的。西澳艺术委员会（ArtsWA）一直慷慨地资助杂志，使得它成为西澳文学的旗舰，能够和国内外的文学期刊媲美。

对于国际文学事件，《西风》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态度。例如“拉什迪事件”后，在1989年三月的编者按中就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西风》毫不含糊地支持文学想象不受任何束缚，鼓励投稿者敢冒不受欢迎的艺术风险……即使在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威胁下，希望澳大利亚作家和读者们抵制单一信仰的压制，坚持怀疑的自由。

谈到澳大利亚的地域主义文学，弗兰克·穆尔豪斯也说西澳是最佳的例子，这里是最具有自觉意识、自我分析能力和表达明确的地区，这里有地域特色浓厚的专业出版社，出版了五本地方作家的文集。这些可以通过三本文集可见一斑：《西海岸故事集》（1959）、《沙虫》（1973）和《新农村》（1976）。《西海岸故事集》是由德雷克·布鲁克曼编辑出版的。文集并没有特意提及西澳的特殊性，可能编者认为这些特性都不言而喻了。多萝西·休伊特说澳大利亚其他地方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澳大利亚，过着一成不变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西部却试图建立一个活力十足的社会。第三部文集《新农村》是由布鲁斯·巴内特编辑的。在引言中他更加自信地说道：“地域主义文集的一个理由就是通过重塑不同地域的风景、声音和味道提供给人们‘地方色彩。通过理解自身和集体的压力，增加西澳人们的自我知识。”像这种交流的手段，作家们首选的就是短篇小说，因为这种文类的实验性和创新性突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美国，中西部、南部以及西海岸都在和纽约竞争文化控制权。所以穆尔豪斯说如果澳大利亚有地域主义，西部是最抢眼的，不仅因为它的孤立一隅，还因为这个州想与众不同，想建立一个特立独行的身份。托马斯·沙普科特认为隔离感和地域上的距离对于创作倒是有价值的，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出版社就是很好的证明。伊丽莎白·乔丽在1978年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组织的一场题为“当代澳大利亚的地域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对于彼得·沃德质疑有地域主义文学之说反驳道：“难道每一位英国作家都要来自伦敦？世界各国的作家都会从乡土里汲取力量和靈感。简·奥斯汀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出生地写出班内特夫人的。美国南方作家也并没有认为自己远离纽约就是创作劣势，弗拉纳里·奥康纳和威廉·福克纳就是很好的例证。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环境与命运小说”就围绕自己的家乡苏塞克斯而写，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莫言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也是自己出生地息息相关的。”

地域和风景会暗示作家，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作家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并把场景作为背景反映在创作中。彼得·科恩说地域主义写作的优势在于一种强烈的地方感受，通常作为一种观点和看法，一种丰富的词汇和一种色调。比如在兰道夫·斯托和弗兰克·穆尔豪斯等人的作品中就可以发现地域主义的明显特征。他还认为在悉尼巴尔门地区的作家群也是地域主义文学的明证，他们的创作风格、语调、措辞都是特色鲜明的，这也正是地域主义文学的价值。给西澳作家提供素材的正是这里的人物和环境、郊区和空旷四野的背景、相互冲突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一些派生物和独一无二性。这些素材并非供其逐字转录，也不是为了他们社会现实主义创作，而是成为作家们观点、经验和态度的一部分。它是为了反映同一性而探索差异性的有益尝试。如果西澳作为东部各州的附属地，作家们想要通过写作来谋生是非常困难的，将会使他们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据学者T.A.G.亨格福德考证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澳地区作家的作品完全被悉尼和墨尔本忽视，其被接受程度和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奈保尔的被接受程度差不多。他以自己为例子，他的由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出版社出版的、讲述西澳地区约克镇早期殖民者的系列书信集而编撰的书《忠实的图片》，在东部地区乏人问津，因为书商对西澳根本就没有兴趣。《密安津》的主编吉姆·戴维森也认为澳大利亚的地域主义文学是在澳大利亚解放自治领的过程形成的，那时为了从英国获得文化独立和自治权而各地突出自身特色，这是从历史的角度肯定其起源和背景。

为了脱离文化上属于英国的衍生物的形象，政府号召购买本国货（Whatever You Trade. Buy Australia Made），这鼓励人们认可澳大利亚不同于英国的本质属性——丛林和《公报》学派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其认为文学中的地域主义不仅仅是作家对于风景的描写，还在于环境进入到生活在那里的作家的心灵。国内探讨国外文学期刊的论文不多，主要是视角比较狭窄，难以深入展开探讨。主要有陈振娇在《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论澳大利亚《公报》的性别取向”，通过探讨《公报》杂志对于亨利·劳森的偏爱，对于芭芭拉·贝顿作品的删改和对于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拒绝展现出了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另外较早的一篇由文志玲发表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四期上的文章《谈谈马丁·博伊德》，从《西风》1975年第二期翻译介绍澳大利亚作家马丁·博伊德的创作成就的，作者还是保留原文作者格雷姆·金罗斯·史密斯的名字。

西澳的地域主义文学可以从金矿文学（Golddiggers Literature）、丛林文学（Bush Literature）和麦田文学（Wheatbelt Literature）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珀斯以东500公里卡尔古利和库尔加迪等采金区，以南500公里奥古斯塔等地区为林区，以北500公里杰拉尔顿等地区为麦区。相应的金矿文学可以通过《西风》1988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彼得·科恩的文章《金矿与西澳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小说》一文可见一斑，文章详细论述了淘金热时期西部罗曼司，人们如何追逐金矿地区的新生活的文学反映。丛林文学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公报》学派笔下的描写的伙伴情谊，这里主要从生态主义视角审视砍伐森林造成的恶果，代表作品有K.S.普理查德的《干活的公牛》等。麦田文学是比较兴旺的地域主义文学的缩影，学者托尼·休斯·戴尔斯著书《像这地球一无所有：西澳麦田文学史》专门探讨这一领域的发展脉络，代表作家有：A.法希、C.古德、J.泼拉德、J.K.尤尔斯、彼得·科恩、多萝西·休伊特、杰克·戴维斯、芭芭拉·约克梅、伊丽莎白·乔丽、汤姆·弗拉德和约翰·金塞拉等。从殖民主义时期的小麦意识形态和发展源头一直探讨到当代的生态意识，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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