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常用防疫方药的现代应用

陈泓志，陈虎博，王晨曦，龚彦溶，向 兴，张慧卿*

(1.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200433；2.海军军医大学中医系中药方剂教研室，上海 200433)

2019年12月以来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2019,COVID-19)，是因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所致，因其传播速度快、防控难度大等特点，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明确指出：COVID-19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疠之气。中医所指的“疫病”，是传染性很强、伤人极为毒烈的急性传染病，它包括了现代医学的许多烈性传染病。除此次COVID-19外，流行性感冒、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病、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也属中医疫病范畴[2]。

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传染病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这充分说明，古老的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优势，并积累了大量的防治疫病的方药和手段。

中医历来强调“治未病”、“未病先防”，对于传染性较强的疫病更应防重于治。《素问遗篇·刺法论》写到：“不相染者，正气存在，邪不可干，避其毒气”，阐述了疫病预防的基本原则——“扶正”和“祛邪”，一方面通过增强机体对病邪的抵抗力，使身体处疫疠之气中而不得扰；另一方面通过隔离传染源来避免疫气的侵袭。这些与现代医学对于传染病的预防是一致的，即一方面提升人体的特异性及免疫应答能力，另一方面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等。因此，传统中医对于疫病预防的常用方药及手段均以此为指导思想。

1 古医籍记载的常用防疫方药和手段

古代中医药文献记载有大量用于疫病预防的方药及手段，如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载治瘴气疫疠温毒方剂20多首。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载辟疫气、辟温气、辟温疫气方剂36首。王焘所著《外台秘要》载防治温病、疫病方剂数十首。宋代《太平圣惠方》载防疫方剂26首。清代杨璿所著《伤寒温病条辨》自创以升降散为总方的防疫方剂15首。温病学派代表著作《瘟疫论》《温病条辨》等也记载了大量防疫方剂，如达原饮、桑菊饮、银翘散等，后世广为流传与应用。

此外，古代中医药文献还记载了多样化的防疫手段，如《肘后备急方》记载用太乙流金方制成香囊佩戴、悬挂或点燃，少许赤散方直接纳入鼻中，艾灸烟熏病床四周以断瘟病，饮用屠苏酒并投入井中消毒以及将雄黄散涂抹于五心、额上、人中及耳门预防疫病等。清代刘奎在《松峰说疫》一书中总结了“内服、纳鼻、取嚏、嗅鼻、探吐、佩戴、悬挂于庭帐、药浴、熏烧”等多种防疫手段。这些防疫方药及手段大多仍在现代应用，并在众多疫病如流行性感冒、SARS以及本次COVID-19疫情的预防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2 现代临床常用的防疫方药和手段

2.1 内服方药类

2.1.1 扶正类

2.1.1.1 玉屏风散 玉屏风散出自元代朱丹溪所著《丹溪心法》，由黄芪、白术、防风组成，功效为补肺益气、益卫固表，临床适用于肺卫气虚型易于感冒及自汗人群。现代研究表明，该药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功能[3]，通过平衡呼吸道菌群来调节黏膜免疫分子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IgA)的分泌，从而调整上呼吸道黏膜生物屏障功能[4]。方中黄芪与防风都具有一定的抗菌、抗病毒作用，如黄芪可抗流感病毒、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等[5]。SARS疫情期间各地针对易感人群的预防方药中，很多都包含了玉屏风散中的黄芪、白术和防风[6]。在本次COVID-19疫情中，各省市卫健委防治指南中的防疫方大多可见玉屏风散加减[7]，如甘肃省卫健委推荐的扶正避瘟方即以玉屏风散为基础，结合COVID-19病证特点加减而成，针对密切接触者和抗疫一线人员推广，20万人次服用。其他地区也有按人群体质分型公布的预防处方，如山西省的“气虚体质”型适用处方、天津市的“体质偏弱”型适用处方、河南省的“素易感冒，畏寒怕冷”型适用处方等，都提示该药适合免疫力低下证属肺卫气虚人群服用[7]。

2.1.1.2 贞芪扶正制剂 贞芪扶正制剂为女贞子、黄芪的提取物，其中黄芪益气健脾，女贞子补肾养阴，适用于证属气阴两虚的免疫力低下人群。现代研究表明，女贞子与黄芪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均有促进作用，能增加小鼠脾脏与胸腺的重量、提高吞噬细胞的数量、促进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的兴奋作用[8]。临床研究表明，在感冒的预防和治疗中，与对照组香菇多糖片相比，该药对易感人群具有良好的预防效果[9]。山东省卫健委颁布的COVID-19防治方案推荐该药用于密切接触者及医务人员的预防。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制定的COVID-19预防方案也推荐该药[10]。

2.1.2 祛邪类

2.1.2.1 藿香正气制剂 藿香正气制剂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目前多由广藿香、紫苏、茯苓、白术等13味药组成，功效为解表化湿、理气和中。本方以祛邪为主，兼具扶正之功。现代研究表明，方中广藿香、厚朴等的提取物具有抗菌、抗病毒等作用，并对呼吸道病毒有较强的抑制作用[5]。该药还能显著改善脾脏与胸腺功能、降低血清白介素-6(IL-6)的含量、增加免疫球蛋白G(IgG)的含量[1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将其列为处于医学观察期并伴有乏力与肠胃不适者的推荐方药。

2.1.2.2 莲花清瘟胶囊 莲花清瘟胶囊由连翘、金银花、板蓝根等13味中药组成，功效为清瘟解毒、宣肺泻热。现代研究表明，该药具有良好的广谱抗病毒作用，其中对流感和副流感病毒如甲型H1N1病毒的抑制作用最强，并具有良好的抑菌消炎作用，还能提高免疫力低下患者的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血清溶血素抗体水平及体液免疫功能，并在退热、改善咽痛、咳嗽等方面效果明显[12-13]。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同样推荐其作为处于医学观察期并伴有乏力与发热者的用药。

2.1.2.3 疏风解毒胶囊 疏风解毒胶囊由虎杖、连翘、板蓝根等8味中药组成，功效为疏风、清热、解毒。现代研究表明，方中虎杖、连翘、板蓝根等中药具有抗细菌、抗病毒作用[5]，并能抑制炎症因子前列腺素E2(PGE2)的产生以减少产热，还能增加内源性解热介质精氨酸加压素的量，从而发挥解热作用[14-15]。动物实验表明，该药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通过提高小鼠免疫功能而改变其病毒性肺炎症状[16]。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同样推荐疏风解毒胶囊为处于医学观察期并伴有乏力与发热者的用药，该药也是甲型H1N1流感等疫病预防方案与指南推荐用药[17]。

2.1.3 内服防疫方药使用注意事项 虽然药物内服历来是预防疫病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且上述几味方药在此次COVID-19疫情防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不建议健康人群服用。如由清热苦寒药为主组成的双黄连口服液具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但是没有病毒感染的健康人群盲目服用，会出现腹痛、腹泻、纳呆等副作用。正如张伯礼院士所说：“什么不适也没有，也没有感染暴露风险，则不鼓励人人都吃药”。由此可见，无论“扶正”还是“祛邪”，防疫方药的使用都应当基于辨证论治，不可盲目服用。

2.2 外用方药类

2.2.1 衣冠疗法 衣冠疗法是指将药物佩带于衣帽、鞋袜或饰物上，通过呼吸道发挥防治作用的保健方法[18]，佩戴香囊(将具有芳香辟秽作用的中药碾成粗粉装入特制布袋中)则是衣冠疗法最常用的形式。现代研究表明，中药香囊通过使佩戴者吸入中药中的芳香挥发类物质，刺激人体血清、黏膜和其他组织中SIgA、IgG水平升高，并刺激黏膜产生大量黏液起到保护作用，进而提高机体免疫力，起到防疫作用[19]。此外，其挥发性成分经鼻吸入，对呼吸道内某些病原微生物有抑制作用[20]。如今香囊已广泛应用于重大疫情的防治，并在本次COVID-19疫情的非口服用药预防方中多次出现，如甘肃省防治方案推荐的中药香囊含藿香、佩兰、冰片、雄黄、白芷和艾叶六味药。孕妇、哮喘及过敏体质者不宜使用中药香囊。

2.2.2 熏蒸疗法 熏蒸疗法广义上包括烧烟熏、蒸气熏和药物熏蒸三法，其中烧烟熏在疫病预防中最为常用，如《本草纲目》明确提出用苍术、艾叶、白芷、丁香等中药焚烧进行空气消毒辟秽，它们至今仍是重要的熏蒸防疫中药[21]。2003年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利用苍术烟熏与化学、物理空气消毒法结合，实现无一例SARS院内感染[22]。本次COVID-19疫情使用的熏蒸预防方药中，苍术与艾叶的使用频率较高[7]。现代研究表明，苍术、艾叶等点燃熏蒸，能在环境中充分弥散进行消毒[23]，明显减少空气中的病原体数，且防疫作用维持时间长，对人体无明显的刺激性与危害性[24]。目前已证实，导致此次COVID-19的SARS-CoV-2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因此中药熏蒸阻断病毒传播应用前景十分广阔[25]。

2.2.3 药浴疗法 中药加水煎煮，取药液洗浴局部或全身的外治法为药浴疗法。现代研究表明，药浴环境中的湿热能够刺激机体的局部血管扩张，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调节各脏腑器官的功能，提高机体自我防御功能和免疫力[26]。本次COVID-19疫情的预防中，多以黄芪、当归、杜仲等扶正药材配合艾叶、藿香、佩兰、生姜等祛邪药材组方，并采用足浴的药浴方式[7]。孕妇、糖尿病足等特殊人群应慎用。

3 展 望

3.1 剂型多元化 从我国几次重大疫病的防疫方药使用情况来看，剂型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越发明显。如在本次COVID-19疫情中，国家及各地区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相关诊疗方案和中医药专家建议就涉及水煎剂、代茶饮、熏蒸、香囊、食疗、足浴、香薰等多种方式。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发古医籍记载防疫方药的剂型，并且结合现代化制剂技术开发颗粒剂、胶囊剂、喷雾剂、鼻吸剂、贴膜剂等。多元化的剂型可以更大程度地展现各自优势，并为防疫方药的应用创造更多的可能。

3.2 特效药的研发 面对重大疫情，特效药的研发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热点，在这方面中医药已有众多成功案例可供参考借鉴。如青蒿素的研发得益于《肘后备急方》治疗寒热诸疟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示，说明中国传统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27]。因此，应在辨证论治的指导下选用针对性强、疗效高的药物，从研究方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探明药物作用机制、提高临床疗效、进行新药开发等角度，沿着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相结合、走现代医药学筛选的道路两个途径去寻找中药特效药[28]。

3.3 理论与技术相结合 防疫方药的发展还可以依托众多理论与技术。如整合天文、气象等数据并结合传统理论运气学说，参考历史上的“运气”情况进行用方对比，以及时提出用方策略[29]；结合临床大数据对防疫方药进行合理的验证，充分发挥已有防疫经验的借鉴作用；通过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对防疫方药进行现代化筛选和开发，进而达到拓展防疫手段的目的。

综上所述，中医常用的防疫方药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对其现代临床应用的研究与分析以尽可能地体现与发挥防疫价值，可为当下乃至未来烈性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一定的思路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