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藏寨书声琅琅

如果一个司机，不认识指路牌上的字，敢开车出远门吗？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摇头：不敢或不愿去尝试。

但是5年前，刚到四川日报工作不久的我，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一个叫求吉乡的边远穷乡采访，就认识了一个曾经不识字的货车司机，他叫尼美多吉。

不识字，他是怎么开车的？憨厚耿直的尼美多吉跟我说，早些年，遇到不认识的路牌，他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朋友，让他们帮忙认路。这样做很不方便，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只能跟着识字的人一起跑运输。

这段尴尬而又心酸的特殊经历，让他下决心省吃俭用供独生女儿读书。女儿考了大学，教他认了很多字，现在他不仅能单独跑长途，还常常把有价值的货运信息带回乡里。

读书带来知识，读书改变贫困。要知道，在与达赖集团分裂势力争夺涉藏地区“下一代”的特殊背景下，在“读书无用论”依然存在的民族地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采写的这篇以《629户人的藏乡走出359名大学生》为题的稿件，通过故事和数据，展现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涉藏地区群众对发展教育、培育人才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高度认同，告诉了世界来自四川涉藏地区最真实的声音和最真实的发展，稿件也由此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文字消息类一等奖。

在对比中找到关键数字

去求吉乡采访，当时已是阳春三月，但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若尔盖，依旧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沿着蜿蜒曲折的泥巴路，我来到了退休老干部杨秋的家。

杨秋还有一个身份，是求吉乡教育助学协会发起者。坐在他家的木凳上，他给我一组数字：2014年，协会从社会各界募集爱心资金70余万元，帮助和奖励了全乡124名在校大学生。

一个地处两省交界的藏寨，居然有124名在校大学生。“其实，还有更多大学生。”一旁的乡党委书记张建荣说，他们乡这些年还出了很多干部。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作者徐中成（左）在四川阿坝州采访藏族群众。

这些年，求吉乡到底走出了多少大学生？

随后，在乡和协会的帮助下，我仔细翻阅普查后填写的《求吉乡在校大学生花名册》，一遍又一遍核算人数：2007年以来，全乡已有235名大学毕业生，目前有124名在校大学生。这些数字在若尔盖县教育局和求吉乡政府也得到了印证，600多户的求吉乡是若尔盖县大学生最多的乡镇。

找到这个“引爆点”，当时的我兴致高涨。通过再采访和梳理，我发现，当年在西南民族大学，仅求吉乡下黄寨村、噶哇村、苟哇村就有11名在校大学生。

除了大学生的数量多，这里的大学生“质量”也高，包括有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本科院校的学生，也有从求吉乡走出的若尔盖县第一个留学生。

在大黄地挖出感人故事

在涉藏地区采访，最大的难题在于语言不通，采访就很容易“夭折”，或者挖不出好故事。

在求吉乡苟哇村蒲哇寨采访，当时，贫困户米明措和寨子里的村民正在一片大黄地里收大黄。乡干部告诉我，她家三个娃娃，有两个都考上了大学。于是，我上前就去问她为什么这么重视教育。

一番采访，总觉得她家的故事没有说出来。怎么办？我就故意赖着不走，和他们一同捡大黄。捡完大黄，她跟我说，她的大女儿考上了西华师范大学，儿子考上了四川民族学院，为供孩子上大学，她和丈夫易西把家里仅有的20多头牦牛全部卖了。

牦牛，在涉藏地区，是家庭财富的象征。但她还经常鼓励当时还在若尔盖县中学读高一的小女儿，要像姐姐、哥哥一样考上大学，“要想不穷，就要读书，砸锅卖铁也要读。”

这让我想起自己上大学的事儿。我老家在四川农村，当年为了供我读大学，我的父母也是把家里还没养大的过年猪都卖了给我凑学费。大学毕业后，我当了记者，在这里采访，我才发现，这里还有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多家庭，比当初的我，更加迫切地需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

在下黄寨村，村民小平就尝到了读书摆脱贫困的甜头。小平供养读大学的妹妹考上了公务员，现在当了县委书记。通过努力读书上大学，小平的大女儿在壤塘县民政局工作，二女儿在红原县瓦切镇工作，儿子在若尔盖县铁布派出所工作。“看到孩子们读书出来有出息，我高兴得很。”爱开玩笑的小平自称他是一头老黄牛，前半辈子耕地，后半辈子就是收获。

越是深入采访，内心就特别感动。在采访中，这些感人的细节故事，也让我深深明白，只有真正走下去，与群众“泡”在一起，做朋友、话家常，才能挖出更鲜活、更接地气、更有时代感的新闻故事。

扫码阅读《629户人的藏乡走出359名大学生》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徐中成四川日报阿坝记者站站长

在学校里看见发展希望

为什么这里会出这么多大学生？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什么、说明了什么？采访时，一连串问题涌上我的心头。

采访中，有人告诉我，求吉乡历来重视教育，在1957年创办了若尔盖县第一所现代学校，逐渐形成了比学赶超、尊师重教的好风气。

有人告诉我，求吉乡教育发展与该乡经济发展十分密切。特别是上世纪末，求吉乡村民组建了潘州物流车队，走南闯北跑运输讨生活。眼界打开后，村民们才发现，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低，做事处处受限，吃了不少苦头，于是空前重视子女教育问题。

还有人告诉我，是村里的村规民约要求重视教育。求吉乡上黄寨村就把重视教育发展列入村规民约：凡是家里有考上大学的，村上一律给予1000元奖励，同村村民每年每户要凑100至200元给考上大学家庭的学生当学费、路费。

连续几天的采访，这些故事、行为让我深受触动。通过报道，求吉乡的做法，也引起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并大力推动教育扶贫，同时在全国涉藏地区率先实施十五年义务教育。如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3个县（市）已全部脱贫摘帽。

在党的教育政策帮助下，当地很多县出台政策，召开教育大会，建花园般学校，育花朵般的学生。很多农牧民转变观念，把孩子送进学校读书。作为见证者、记录者，这些年，我交了很多藏族羌族朋友，也写了很多教育方面的稿子，比如《牧民说：“读书比挖虫草更重要”》《最好的地段建学校》《“过去比牦牛数，现在比娃读书”》等。

其实，涉藏地区工作，位置偏远，条件艰苦，也曾让我有过彷徨，甚至冒出想离开的念头。前段时间，我又去了求吉乡，现在在乡中心校，已有10个大学生回来当老师，学校里书声琅琅。

让更多高原地区孩子的命运像自己一样得到改变，是这些回乡大学生的初心。当好一名涉藏地区的记者，是我的初心，我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奔走、记录、讲述，把它日新月异的变化告诉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