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孔氏翰林院五经博士职责研究

白金川，成积春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一、前言

自秦汉以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发展成为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体系，对于孔子的推崇，历代帝王不遗余力，不断升格，同时对其嫡裔也眷顾备至，优渥有加。为了显示对其尊崇，历代统治者都赐予其嫡系及近支后裔相应的爵位和官职，五经博士就是其中一种世爵职官。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北宋灭亡后衍圣公孔端友随赵构南迁，高宗仍封其为衍圣公，在衢州传承，是为南宗。留在北方曲阜的孔子子孙，被金、元另封为衍圣公，是为北宗。后元朝统一全国，南宗让爵于北宗，南宗至此则失去了爵位。明朝始设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北宗五经博士于明弘治十六年设立。“明弘冶十六年诏以衍圣公次子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奉子思子祀事”[1](P7)。南宗五经博士于正德元年设立。“明弘治六年从衢州守沈杰之请诏设五经博士一员奉衢州祖庙祀事，孔彦绳五十九代由选举，正徳元年授职为南宗博士之始”[1](P8)。清代仍设南北宗五经博士，“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孔氏北宗一人，顺治元年，授孔子六十五世孙允钰，奉子思庙祀。南宗一人。自明彦绳授职后，数世未袭。康熙四十一年，始授孔子六十六世孙兴醽主衢州庙祀”[2](P46)。

二、专主祀事

祭礼产生于早期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然界不可抗力的膜拜与崇敬。许慎《说文解字》以“以手持肉”向神灵致敬解“祭”[3](P8)。可见，祭祀是以丰厚的礼品，恭敬的态度和隆重的礼仪向神灵致以敬意，以求得神灵帮助实现人力难为的愿望。

古人的崇拜对象主要有鬼神、祖先以及圣贤，对于祖先的崇拜源于原始社会，氏族组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始产生崇拜祖先的思想与行为。到清入主中原后，为了保证其正统性，采取了以孝治天下的措施。康熙帝颁布“上谕十六条”，倡导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使得这个时期祭祀祖先的活动更加活跃。对于圣贤的崇拜主要来源于古人对那些做出巨大贡献先驱的敬仰，如关羽为商人所祭祀，诸葛亮被统治者崇拜。《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4](P601)对孔子及子思子的祭祀综合了祖先崇拜与圣贤崇拜，通过对祖先圣贤的崇拜，实现韧性的规约，它为祭祀者提供一种精神超越，使之在现实的人生中树立起一种超现实的崇高性。源于对血缘家族的重视，形成了旨在维系血缘与家族伦理的繁杂的祭祀文化，作为根植于中国血缘与中国文化之上的儒家文化，自然成为最善于探寻、体现和张扬中国祭祀文化的代表，因此，对作为儒家代表孔子及子思子的祭祀，也是儒家文化与封建宗法制相结合的表现。

(一)北宗五经博士祭祀

五经博士设立的初衷即是负责其各先贤的祭祀，孔氏北宗五经博士主祭子思祠。从元代开始家庙祭祖兴盛起来，同时作为宗庙经济支柱的祭田出现，使宗庙得以兴盛发展。元文宗时期子思被封为“述圣公”。明代孔公璜奏请将孔氏次嫡子获得跟孟颜曾后裔同等的待遇，明武宗封衍圣公次子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专主祀事，位于邹城县南。因此子思子作为四配之一，除了在孔庙享有祭祀以外，还建有专门的庙宇子思祠，同时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尊崇敬拜。

子思祠祭祀活动相当频繁，从祭祀的形式上看，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定期的又分为家祭和官祭。家祭由翰林院五经博士即宗子主持，包括每年春秋仲月举行的释奠礼，每月举行的朔望行礼，忌辰祭、冬至日和元旦等。官祭由中央或地方官员承祭，其中前者又叫“遣官致祭”，即由政府差遣官员赴邹县承祭，由地方官员陪祭，如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三年下谕：“朕东巡，躬诣阙里致祭先师，颜、曾、思、孟贤作配。殿庭虽与从享，但闻故里各有专庙，应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致祭，以展诚敬。”[5](P76)后者一般于家祭之后，由邹县知县等地方长官发起，县学教谕等地方辅官陪同全体家族成员参与。不定期祭祀包括嫡长孙去世、新翰林院五经博士承袭、宗子成婚和修葺林庙等。

子思祠祭祀仪式隆重且烦琐。其祭祀仪制因祭祀形式的不同而在繁简程度上各有不同，但其主要程序大同小异。从春秋丁祭即可明了其余祭祀之烦琐，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承祭官

一般由宗子主持担任承祭官，宗子在父母之丧的三年和堂叔伯父母之丧的二十一日，由族长代替。

2.准备

祭祀前两日，主祭者要沐浴、更衣、素食，以示对祖先神的诚敬。祭祀前一日，承祭者率所有执事人员演习祀仪并检查祭品是否完备。祭祀之日，寅时初刻点火炬，称“庭燎”。之后开启棂星门，承祭官穿博士朝服，陪祭官穿公服，按年龄、官爵或职位高低排列。在承祭官率领下，按顺序入棂星门，再至述圣殿前。承祭官、陪祭官及各执事官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3.正式仪式

包括三个环节：一是瘗毛血，执事礼生将牺牲的毛血送到瘗埋所掩埋。二是迎神，行二跪六叩礼。三是行三献礼：初献礼，主祭者先洗手，然后由尊者向酒爵内酌酒。之后，至述圣位前，跪上香，献帛，奠酒，行一叩礼。起立，复位，由引礼生引领依次到先贤及东西庑各先贤、先儒位前如上复演一遍。回到述圣殿前下跪，由承祭官“读祝”，读毕行一叩礼，复位。之后，接踵而行再献礼与终献礼。分派陪祭者至寝殿献祭，仪式从简。

4.饮福受祚

承祭人至受胙所，跪饮一杯祭祀用的酒，称“福酒”，吃一点祭神后的祭肉，称“受祚”，行三叩礼；祭礼完毕后，将撤下的祭酒和祭肉分于众人与祭人，象征与祭者分享神享用后的祭品，寓意神赐予与祭人、“辞神”，行二跪六叩礼。

5.焚帛

司帛者捧帛，司祝者捧祝，致焚帛池焚烧。此时，承祭官西向站立，称“望燎”。之后，回到述圣殿前，典祀告毕，述圣殿大门重新关上。

子思子祭祀时祭品和礼器丰富多样。祭品是献祭祖先神的供品。祭品以牛羊猪是否完备而有太牢与少牢之分。牛羊猪三牲俱全称太牢。只有羊猪而无牛的称少牢。祭祀用太牢抑或少牢，视祭祀对象或祭者等级身份的不同而定。因此子思祠用少牢，按这一规格，除了以羊猪为牺牲，此外再加黍、稷、稻、粱等粮食，芡、栗、榛、枣等脯，菜、酱、羹类。礼器是盛放祭品的器具。中国祭祀传统始终强调，以礼器和祭品的丰盛表示祭仪隆重与祭者态度的虔诚。孟庙祭祖除了竹制的簠、簋和青铜的爵、豆、铏、香炉以外，还有不同材质的烛台、祝版等，种类繁多，质地考究。

(二)南宗五经博士祭祀

孔氏南宗孔庙历史上的祭孔仪式，遵从的也是曲阜孔庙的整套礼仪规制，在四大祭之外，还有八小祭、节气祭、拜祭和特别祭等。

1.主祭官

南宋时孔氏南宗衍圣公，明清时期孔氏南宗翰林院五经博士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帝王、执政者祭祀孔子。南渡后，孔氏南宗家庙以衍圣公主祭。自孔洙让爵后，由族长主祭。自五十九世孙孔彦绳开始恢复承袭制之后，就以翰林院五经博士主祭，并由执事官助祭，而以行辈最尊、年龄最高的族长主祭崇圣祠。报功祠由五经博士主祭，但不穿朝服，意为“以孔姓之情谢恩官之德”，其他各祠，均以族属有爵位且德高望重者担任主祭。

2.祭器

礼器以铜、锡、铁制作。几经战乱，失而复得。光绪末年，第十五世五经博士孔庆仪，依式增置使之完整。计有：铜爵52只，锡铏10个，锡簠22个、锡勺5个、锡簋22个、锡笾44个、锡豆88个、锡樽10个、锡登10个，锡壶3个、竹篚3个、木俎3架、铜炉10个、锡烛擎11对、锡瓶1对、木帛盝10个，祝文版1座。

3.祭式

祭祀前十天，须考核、确定、落实乐舞生人选，进行教演。祭祀前五天，将祭祀用的礼器乐器洗刷干净。祭祀前三天的卯时或辰时，主祭乘大轿，在吹打月中由分献官、典仪官以及礼生、乐舞生相拥进入家庙居住，并沐浴、习礼，以示“心正意诚”。祭祀前一天，执事人员忙于准备祭品。祭祀当天寅卯之时，钟鼓三鸣其声，预示着“神”“圣”即将降临。参加祭祀的人员按制就位，乐舞生起舞，赞礼生唱礼，敬迎先祖的降临。接着举行三献礼，其程序与北宗一样为初献、亚献、终献。主祭者从东阶上神座，从西阶下复位，每次行三跪九叩礼。助祭者分献也是这样。初献时献奠帛、献爵、读祝文。三献之后，意味着“神”“圣”已受食收帛，于是送别神圣，再行九叩首之礼。尔后主祭、助祭在丹墀下各自就位，至礼毕。此仪式需要一个多时辰。

在大祭之日，除了上述在大成殿的祭仪以外，还要分派人员对崇圣祠、五支祠、六代公爵祠、袭封祠、报功祠进行祭奠，祭式较简单。在大成殿祭孔，是代表朝廷，对各祠的祭奠是家祭。

祭日参祭人员也“饮福受胙”一餐。从衢州四乡赶来的孔姓子孙，在晚上分享俎上之肉、樽中之酒后，还分到一份束脩和馒头[6](P83-87)。

(三)子思祠祭祀与南宗孔庙祭祀对比分析

1.相似之处

子思祠祭祀与南宗孔庙祭祀都分为官祭与家祭，其中，家祭的主祭者衍圣公与五经博士均为世袭宗子；祭祀的种类繁多，都有释奠礼、朔望礼以及遣官致祭，释奠礼的祭祀流程大体相似，朔望礼日期均为每月初一和十五，遣官致祭都为统治者派遣官员到祠庙行礼致祭。

2.不同之处

祭祀对象不同：子思祠主祭为子思子，南宗孔庙主祭孔子，子思子仅为四配之一的配祀。祭祀等级不同：南宗孔庙跟阙里孔庙的等级相同，均为中祀，子思祠祭祀属于小祀。与此相对应，子思祠的礼器及祭品的等级均较南宗孔庙要低：南宗孔庙的释典礼祭品等级为太牢，而子思祠则为少牢； 南宗孔庙祭祀有专乐，而子思祠并无专乐。丁祭次数不同：南宗孔庙一年之中举行四次丁祭，而子思祠只有春秋两次丁祭。祭祀人物多寡不同：南宗孔庙神灵众多，包括孔子、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等，子思祠多为祖先父母及圣人等。

总之，祖先祭祀与圣贤祭祀是子思祠及南宗孔庙最重要的功能，其根本目的在于道德教化。子思祠与南宗孔庙均为儒家祭祀系统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封建宗法制以及帝王对圣贤后裔优待的历史见证，更是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三、其他职责

(一)稽查祭田

历代统治者崇儒隆礼，必然对圣贤后裔给予各种优待，清入关后，历代对于圣贤后裔的一切赐予和典章制度均沿袭下来，其中，统治者会赐予大量祭田以示优待。祭田也叫祀田，既是家族产业的支柱，也是祖先祭祀和家族维系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主要用于祭祀、庙宇维修及对族人的赡养。《皇朝文献通考》中记录了顺治元年统治者赐予圣贤后裔的祭田数额：“衍圣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顷五十亩，林地一十八顷二十七亩，庙宅基三顷二十七亩五分。佃户五百。洒扫户一百一十五户。颜氏后裔祭田五十顷，墓田三顷三十三亩一分，庙宅基九十二亩五分，佃户十户，门子四户，庙户七户，洒扫户二十五户。又孔氏后裔祭田五十一顷六十亩，墓田十顷一十五亩七分，庙宅基三十九亩一分，庙户三十七户。孟氏后裔祭田五十一顷一十五亩，墓田七顷三十一亩四分，庙宅基一顷三十亩七分五厘，佃户三十二户，庙户二十五户，门子五户。”[7](P8)对于孔氏南宗而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了宋建炎中“衍圣公孔玠避乱寓衢州，诏即赐田五顷”[8](P3)。后南宗失爵，祭田被剥夺，到明正统年间，因一些官员的申请，朝廷恢复了南宗的五顷祭田，并一直延续到清朝。

清代设立圣贤后裔五经博士主要负责各自先贤先圣的祭祀，祭祀过程中会花费相当一部分费用，五经博士虽为八品官，但并没有俸禄，那么这部分费用从何而来，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表示对圣贤后裔的尊崇，统治者不仅建立专庙祭祀，还会分给圣庙一部分祭田来收租，以保证祀典的顺利进行，祭田“岁收其租入，以供庙祀。”[9](P72)尽管祭田管理严格，不断清查，并常派人看护，但仍不断受到被侵占的威胁，特别是在灾害、战乱的情况下。祭田原则上不许进行交易买卖，当因为祭田之事发生纠纷时，五经博士必然有稽查祭田之责。下面以嘉庆十一年衢州五经博士孔广杓履行稽查祭田之责的事例做进一步分析：

衢州祭田向立为仁、义、礼、智、信五枝经营，五房各承管一号，历久遵奉无违。祀典攸关，不容私相买卖，但是讵有承管义字号后嗣庠生孔毓诏倚恃长辈，把持族务，不安本分，于嘉庆十一年将义枝祭田盗典于异姓。五经博士孔广杓查知后代为备价取赎，且为完粮办祭。但是该生不知悔过自新，复敢凶酒率领多人，闯入孔广杓家中，并不备还取赎原价，勒令该翰博还伊义枝祭田。当经该博士禀明西安县，未据讯明究办，以致仁字号子孙，从而效尤。似此盗典盗卖，随之两号已盗，三号旋踵，祀典无资，所关匪细。五经博士孔广杓于是将这一情况上报衍圣公，请衍圣公咨请礼部，转行浙抚地方官，按原鳞册清理。礼部核实后要求浙江巡抚彻查此事，将西安县圣庙祭田彻底清查，如有盗典盗卖情事，即行撤出归还，将五字号祭田统归该博士承管，以专责成，并查明西安县因何迁延日久，不为清理。后经查实，五经博士收回祀田，以合法渠道维护了祀典的顺利进行。

(二)监(编)修族谱

族谱，又称家谱、家乘、祖谱、宗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其中，孔氏家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通过修谱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缘关系相对疏远的孔氏族人组成一体，从而达到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照穆、备遗忘的目的，修谱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族的渗入。

孔氏北宗五经博士作为衍圣公府的一支，对于孔氏族谱的编修具有监督作用。孔氏家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小修以甲午为期，只有在大修时，才有五经博士的参与，小修只需令各户填造格册，清誊二部，用印钤注，一藏家庙，一进袭封府，以便查核。遇大修之年，衍圣公府开明修谱事宜以及规定鉴定官、监修官、提调官、督刊官等，五经博士就是其中的监修官。开馆前，所有与谱事者都要参加公筵，晏毕，入纂局办事。开馆修谱后，监修官每日赴纂局讨论，同时对入谱人员以及编谱人员进行监督，当族谱修完时，五经博士负责印刷，印完一页即毁一页，不得存留。修谱完毕需告备于家庙，宗子暨阖族行三献礼。五经博士可以领墨刷全谱两部。

孔氏历代修谱都非常严格，启年间修谱规定义子不能入谱，违者重究。清康熙时修谱，规定更加详细：凡不孝、不悌、犯义、僧道、邪巫、优卒、贱役等，都被认为是辱祖玷宗，丧名败节，皆不准入谱。乾隆甲子修谱除继承康熙时的规定外，又提出以义于承祧者不许入谱；以赘婿奉祀者不许入谱；再醮带来之干承祀者不许入谱。此外孔氏子孙不仅行辈字有一定规定，即使用字亦随行辈而定，不准乱用。修谱时，如有不依规定乱取用者，必须改正，否则不得入谱。五经博士作为监修官，自然在修谱时需要对不符合入谱的人员以及不依规定乱用行辈字者进行监督排查。

刊修家谱，理应肃静。因此绝不容许闲杂人等入内搅扰，或容留外来游客，徇私借寓、有妨工作，或失落板片册籍，或通同添减名字，因此五经博士作为家庭官需不时差役在作坊巡查，如遇上项闲杂人等在内搅扰及作寓者，必然严惩不贷。乾隆六十年大修孔氏族谱时衍圣公曾言：“凡我宗执事人员，毋便己私，毋徇情面，毋惮劳而就逸，毋挟怨而生嫌。各宜清白乃心，恪供蹶职，共凛协恭之谊，以光久大之谟。嗣后如不遵誓词，有渝此盟者，宗族所不齿，各教所不容，天地祖宗其共殛之。”[10](P235)五经博士作为监修官，不仅有责任督察修谱时各种弊病，作为监修官本人，还必须自律，不能利用职务之便有干法纪。乾隆六十年修谱时衍圣公规定：“凡与谱事者，不得视为具文，以爱憎为增减，因便利为出入，以致假族紊宗，有干法纪。倘有等族人不遵家范，恃势逞刁，回护败类，强令入谱，即指名申究。其有善当采，有过当斥，务必详列事迹，阻凭核实。本府操秉衡之任，矢公矢慎，予夺綦严，庶几家乘得为信史。无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10](P232)

南宗五经博士作为地方大宗，则具有编修本族族谱的职责。在编修族谱的过程中，基本要求以及程序与孔氏族谱相差无几，只是五经博士充当了衍圣公的角色，各项事务都由五经博士主持指导。

(三)林庙管理及更换族长

五经博士对于林庙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林庙的建造维修。一般小型或局部修理，由五经博士自行筹措处理，耗资巨大的重大营建或维修，需由五经博士向政府提出申请，由政府拨款并派员监修。二是林庙财产的日常维护，阻止和查究盗窃庙产，损坏林木建筑设施的行为。

对于南宗孔氏而言，五经博士为最高管理者，称为宗子，其下设族长和举事，负责管理全族事务，担任族长和举事的条件是具有仁爱公正的良好品格、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威望的长者。族长、举事虽然有权代表宗子处理具体族务，但其权力和地位始终不能超越宗子之上。特别是在一些如宗族祭祀、族谱续写、族长任命就职等重大族务的处理上，五经博士始终拥有绝对决定权和操控权，族长只不过起到一个服从执行或协理的作用。比如对于修族谱事宜，先由五经博士汇通族长、举事和部分族绅研究协商，决定有关修谱事宜，开官之日，五经博士率族众代表行祭告礼时，族长负责宣读誓词。谱成告祭时，族长负责按清单发谱。对有违族规家训的族众，族长也只是提出处罚意见，交由五经博士做最后判定。甚至族长的继任，虽然名义上由公推产生，而实际上前任五经博士掌握着向朝廷或政府的呈报权和决定权。此外当族长不堪重任时，五经博士也有权上报衍圣公申请更换族长。这一点，我们可通过现存的《孔府档案》可以一窥其大概。如《衢州应袭翰博孔广杓详为更换族长事》一则记载了乾隆五十四年南宗族长孔尚明不守家规，终日酗酒，与屠宰为伍。屡经训饬，怙恶不悛。将胞兄赡田租谷侵吞入己，颗粒不吐。致八旬之兄，乞食于城市。五经博士奉文有表率族人之责，睹悉情形，实为可惨，因此推举本族中行辈年龄相当之孔尚荣认充族长，并上报衍圣公援照阙里檄委族长旧规，檄饬孔尚荣认充南支族长。从这一则档案可看出南宗五经博士对族长有绝对的操控权。

总之，清代孔氏翰林院五经博士专主祀事，同时还有稽查祭田、监(编)修族谱、管理林庙以及更换族长等职责。对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而言，必须以道统收复人心，以此来维系治统。尤其是当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时候，更需要道统来加持，以维护其地位的合法性。清代统治者将圣贤后裔五经博士作为尊崇道统的一个标志，从而使其对于清朝治统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五经博士作为国家尊奉的对象，享有免差徭等各种优待，虽有着极高的地位，但是不能过分高估其对政统的影响，五经博士在乾隆时期被禁止上京朝贺，究其原因，就在于清代统治者仅仅将其视为道统与政统的标志与纽带。换言之，从本质上来说，清代统治者之所以重视道统，就在于其可以维护统治，因此道统始终被清代统治者认为是一种统治的工具，所以五经博士同样也是统治的一种工具而已。虽如此，五经博士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是道统存在的象征与证明，也表明了道统的长盛不衰。当代社会，虽然五经博士不复存在，但是民族文化、中华文明依然需要传承发展，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必须由人民大众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