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方淑女的悲剧力量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阈下重读《飘》与《欲望号街车》

2020-12-20 10:54郭智文
海南开放大学学报 2020年4期
关键词:斯嘉丽布兰淑女

郭智文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广东 罗定 527200)

美国著名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指出,“小说的生命来自其地域性[1]118”。在种植园经济、种族主义、清教主义和南北战争等诸多地域标识下,美国涌现了以福克纳为首的一大批热衷描写南方风土人情和南方淑女的文学家,在作品中表达着对人性与历史的深刻关怀。美国南方淑女作为历经两百多年种植园经济发展并逐渐形成的女性行为典范,是完美、高贵及贞洁的代名词。然而,其梦幻般的现实生活于南北战争中结束,关乎其的文艺世界却不断丰富起来。钱满素指出,“文学作品中的南方淑女们或拒不承认终将被淘汰的现实,或手足无措于让人崩溃的现实世界,然而较少于变迁中改变自己融入新生活[2]60”。这一与历史现实截然不同的文学表现,在悲剧张力下凸显出作家们对美国南方淑女的命运及伦理思考。

国内学界对美国南方淑女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形象或命运的主题解读上,杨莉、赵冬梅、吴晓芸等人认为南方淑女的形成离不开父权社会、骑士制度、清教妇道观及种族奴隶制等影响,且认为南方淑女的衰落属于必然[3]30[4]65[5]77。在南方淑女的研究视角上,宋文兢、项丽丽等人从神话原型批评出发,认为南方文学的诸多女性角色均打破了南方淑女神话[6]1[7]185;张欣等人从语言的隐喻视角揭示了南方淑女所存在的边缘化范式[8]117;还有蒋贤萍从酷儿理论指出南方淑女“表演”的悲剧性[9]17。就学者们选取的解读文本而言,大都集中在福克纳、威廉姆斯和韦尔蒂等人作品。鉴于此,本文选取曾获普利策奖的玛格丽特·米歇尔(Margaret Mitchell)的长篇小说《飘》(GonewiththeWind,1936)和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的代表戏剧《欲望号街车》(AStreetcarNamedDesire,1948)为研究文本,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阈下重读两部作品,解读南方淑女所陷入的伦理困境,比较作品在刻画南方淑女身份成长或堕变的异同,理解作品悲剧的道德劝谏意图。

一、悲剧之源:衰败庄园隐喻下的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或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回归到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去,这是理解文学的前提[10]256。理解两部作品中南方淑女的伦理环境离不开南方庄园的种植园经济背景。美国南方适宜的气候和黑奴劳动力的合法占用使得种植园经济大行其道,并形成了以种植园主为核心的家庭模式。南方庄园也衍变成了美国南方文明的象征。然而,随着南北战争的到来,奴隶解放并纷纷逃往北方,美国南方庄园赖以生存的根基瓦解了。

《飘》和《欲望号街车》均历史再现了庄园衰败的过程。《飘》中泰拉庄园(Tara)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凉爽的柏树大道、阳台上翻滚的紫藤、门旁粉红的绉桃金娘灌木丛和开着白花的木兰,当然还有丰收的棉花和忙碌的黑奴[11]69”,宣告着富饶与惬意,然而残酷的战争让南方土地尸横遍野,摧毁了庄园里的一切。泰拉庄园作为北方军战斗指挥中心幸存下来,然而却只剩一具空壳。《欲望号街车》中的美梦庄园(Bell Reve)亦处于摇摇欲坠的旧庄园经济模式后期,布兰奇为了生存,不得不变卖庄园。两部作品中庄园的衰败隐喻着南方淑女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力量,奠定了其悲剧命运。

(一)父权制的瓦解

在以父亲为核心的家庭中,父亲是整个家庭的统治者,是家庭权威和秩序的代表。父亲对孩子的成长极具主导性,也使得女性被有意无意地压制和闭锁在家庭等极为狭窄的领域内。两部作品中美国南方男性起初均拥有大片庄园和成百上千的黑奴,然而南北内战让25万南方男人死于战场,也彻底改变了不可动摇的父权地位。作品中庄园内的男子家长地位皆不复存在,或父职缺失,或男性气质懦弱,“家长”的职责则被迫交给了父权体制下羸弱且习惯依赖男性的南方淑女,这便奠定了淑女们的悲剧命运。

(二)传统道德的没落

众所周知,美国早期移民大都为新教徒,他们信奉的原罪说和命运生前决定等教义,从神学角度支持着奴隶制和种族主义[12]50,这使得清教主义成为美国南方文化与传统的核心。新教教徒们需谴责“魔鬼”引诱下的享乐行为。然而,美国南方的浪漫氛围和闲适生活,却培育着南方淑女内心强烈的原始欲望。庄园经济没落后,清教教义的道德约束力量土崩瓦解,南方淑女们内心的原欲得以释放,却面临着缺失庄园经济根基的尴尬境地,这便注定了释放内心欲望的行为难逃伦理困境的囚笼。

(三)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渗透

美国内战之后,南方经济遭受重创,种植园经济被北方工业革命下的工厂模式所代替。该模式下要求人们摈弃旧模式下对“南方淑女”和“南方绅士”的道德束缚和伦理观念,取而代之以利益至上的朴素“丛林法则”。然而,现实却是处于底层的无产阶级由于没有“保守的,向后看的[13]22”伦理意识,较快地适应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对于曾拥有庄园的上层南方贵族而言,往往处于惦记过去繁华而拒绝当下卑微,还得“忍受”底层人民超越自身的多重尴尬处境。

二、悲剧之本:南方淑女伦理身份的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不论一个人何种伦理身份,都必须遵守着与之相对应的伦理准则[10]265”。不同时期的庄园背后隐藏着不同的道德规范要求,庄园作为南方淑女的立身之所,见证着其悲剧的伦理身份的选择过程。

(一)南方淑女伦理选择的悲剧性体现为养尊处优生活方式与新时代格格不入

在平安无事的庄园经济繁盛期,庄园管理交由父亲,繁重农活交由黑奴,南方淑女们只需精心修饰言行举止,让自己变得优雅高贵即可。《飘》中的南方淑女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传统端庄。小说生动再现了庄园经济模式下南方淑女的养尊处优与自私自利。以斯嘉丽为例,她美貌出众,有着“17寸的细小腰围,迷人的脸颊,尖尖的下巴,灰绿的眼睛,清晰弯曲的黑色睫毛[11]1”,周围男性无不为其倾倒。斯嘉丽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快感,却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她的自私自利还体现在淡薄的家园意识上,当父亲告知她庄园的重要性时,她不耐烦地说,“我才不想把精力放这儿,我才不想要泰拉这破旧庄园,它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11]43”。《欲望号街车》中南方淑女布兰奇也是如此。在美梦庄园的庇佑下,她也曾家境殷实,知书达理,光鲜靓丽。随着时代变迁,美梦庄园荣光不再,布兰奇却不愿离开曾给自己带来美好生活的庄园。然而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变卖一处处农田,最终失去了庄园。可见布兰奇并未接受时代变迁的现实,拒绝适应新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依旧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淑女梦境中,残酷现实只能使布兰奇坠入自我毁灭的无尽深渊。

(二)南方淑女伦理选择的悲剧性在于二人皆化身保卫庄园的“斗士”

虽然两部作品对这一突破旧淑女伦理规则的保卫过程设定了不同的结局,并借此表达了对南方淑女固定行为范式的抨击并鼓励女性改变自己,但皆逃不过悲剧命运。作为保卫失败者,布兰奇的遭遇证实着女性单打独斗在面临残酷社会时何等无力。作为保卫成功者,斯嘉丽的改变表明其较快适应了伦理环境的变迁。虽然她在庄园快失去时家园意识才逐渐觉醒,但保卫庄园的决心异常坚定。小说中,身处现代都市的斯嘉丽当得知泰拉庄园可能被毁时,她心跳加速,急切喊着要回家!当瑞德·巴特勒阻止她这场危险的回家之旅时,她毅然说道,“我要回家,你不能阻止我,我想要妈妈,如果你阻止我就杀了你[11]456”。于是斯嘉丽驾上马车,带着刚生产完的梅兰妮母子不畏险阻地回到泰拉。泰拉在战争中侥幸存活了下来,然而面目全非。作为庄园新主人,斯嘉丽带领众人,重新垦荒,迎来了泰拉庄园的新面貌。在资本主义入侵的新伦理环境下,维系庄园困难重重。当需缴纳三百美元的巨额税金时,众人皆劝她变卖庄园,她拒绝道,“上帝啊,你是傻子吗?这是家,我怎么能卖家呢。我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这样做的[11]702”。为了偿付税金,斯嘉丽通过嫁给并不相爱的商人法兰克而保住了泰拉。此时的斯嘉丽早已不是那个养尊处优的南方淑女,为了自己和家人及庄园的生存伦理诉求,成为不遗余力、不择手段的斗士。然而,为了保卫庄园,斯嘉丽几乎失去了一切。

(三)南方淑女伦理选择的悲剧性在于二人皆为渴望爱情的荒诞女人

她们渴求着无法触及的爱情。斯嘉丽曾不顾南方淑女的伦理身份乞求得到艾希礼的爱。她利用习得的“南方淑女”言行与自身的美貌吸引艾希礼的注意,皆无法成功。斯嘉丽见到战后回归的艾希礼时,她再次被爱情冲昏了头,意欲先于孱弱的其妻梅兰妮,去迎接她的“爱人”。小说中艾希礼再次拒绝她时说,“可能你没意识到,有一件东西才是你最爱的,那就是庄园,那是你情感的唯一源泉[11]643”。斯嘉丽确信艾希礼并没有泰拉庄园重要,然而她在与瑞德结婚之后依然保留着对艾希礼的幻想,却不曾想瑞德才是那个适合自己并相爱的男人。瑞德最后离开了斯嘉丽,她的婚姻再度告终。这一渴求爱情的荒诞行径同样发生在布兰奇身上。由于丈夫的早逝,布兰奇将自己的爱欲锁定在了与丈夫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身上。随着容颜逝去,布兰奇便躲在灯光昏暗处隐藏自己的满脸皱纹。好不容易遇上爱她的工人米屈,她对过往经历的隐瞒与欺骗让爱情飞灰湮灭。

三、悲剧之力:“丛林法则”兽性伦理意识的狂欢

《飘》与《欲望号街车》中女性声音的表达存在对既定性别规则的抵制,然而悲剧的结局却饱含更深刻的道德劝谏意图。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内心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兽性因子代表着人类原始欲望,人性因子则指理性意志[10]38。在传统南方淑女的伦理准则看来,两部作品中南方淑女的伦理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皆属于兽性因子战胜人性因子的过程,上演着一幕幕“丛林法则”的狂欢。

(一)保卫庄园:女性行为准则的突破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者看来,斯嘉丽的行为即是丛林法则的兽性意识与淑女准则的人性意识的博弈。丛林法则本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的基本准则,被用以维持自然界的秩序而保证物种的不断进化,然而斯嘉丽的言行却深刻体现了该法则意识。女性伦理学专家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提出,“压迫女性的道德准则是错误的,需要拒绝关怀伦理,抵制固化女性行为的伦理要求[14]36”。贾格尔将女性性别伦理分为几个阶段,“妇女像男人——男女是不同的——男人像妇女——男女都发生了变化[14]35”。《飘》中斯嘉丽的性别伦理意识便类似第一阶段。在弱肉强食的战后世界里,父亲所代表的家长权威和母亲所代表的清教教义的约束力量不断弱化,斯嘉丽的丛林法则意识不断强化。最能体现该伦理意识的时刻便是她保卫泰拉庄园的日子。彼时的泰拉庄园摇身一变,成为了动物世界。当妹妹修伦抱怨下地农作有损淑女身份时,作为“国王”的斯嘉丽果断用巴掌教训了与自己同辈的她。斯嘉丽这记响亮的耳光不仅宣示着她在泰拉庄园的绝对地位,也宣告了对南方淑女意识的抛弃。

当然,泰拉庄园也被隐喻成自然界里不容他人侵犯之所。小说中多次再现了斯嘉丽保卫庄园的本能画面:1.当一名北方逃兵拿着枪进入泰拉庄园意欲掠夺财物时,斯嘉丽冷静地拿起手枪并将其掩藏于背后,当外敌靠近时,果断将其一枪毙命。此时拥有手枪的斯嘉丽,已被再度隐喻成拥有男性阳具的“王者”,成为了泰拉“丛林”里最具权力的存在;2.斯嘉丽在改嫁法兰克后,开始随身携带手枪,亲自经营伐木场,并自驾马车前往丛林进行伐木监工。这在当时女性行为准则看来,是非常不得体的。斯嘉丽的性别伦理意识已然模糊不清。当然,“伐木”的隐喻含义也昭然若揭,斯嘉丽在优胜劣汰的“丛林”世界里,正利用“伐木”行为来开拓自己的疆土。小说中斯嘉丽只身前往丛林监工的场景再现了“丛林法则”,然而这次拥有暴力武器的斯嘉丽并未如往常顺利,她被隐藏在桥墩旁的两名男性偷袭,幸好有黑人工人帮忙才免遭迫害。这事件也让斯嘉丽明白暴力并不够让自己在无限的“丛林”中长久立足,她需要在经济上不断巩固自己的“王国”,这也是后来改嫁给自私自利、投机倒把且积累了巨额财富的瑞德的真实原因。

(二)释放原欲:两性关系的动物化

《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生活的年代与斯嘉丽不同,然而二者相似的是生存状态皆与庄园息息相关。布兰奇作为旧庄园时代下最后一代南方淑女,庄园的丢失和丈夫的死亡使其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她的两性伦理意识陷入了困境。戏剧中上演了一幕幕动物化的“丛林法则”。尼采所述的动物化,抹平了动物与人类的差异,并认为人不应是“神”或“神性”的存在,而应重新被置于动物之中[15]11。在动物化的“丛林”里,雄性与雌性之间的交媾不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而仅遵循二者的原欲。布兰奇在美梦庄园丢失之后,租住在一个类似“丛林”的旅馆里,在这儿布兰奇兽性的原欲不断释放,理性的人性因子被抛弃。她不断引诱年轻男性前来满足自己的原欲。在这个封闭的欲望“丛林”里,布兰奇就好似一个失去理性的动物,在弱小稚嫩的年轻男性面前,扮演着两性欲望的强者。布兰奇违背淑女传统,更违背伦理道德,这使得作为教师的她被解聘,不得已离开欲望“丛林”,而投奔住在名为“极乐世界”城市的妹妹史黛拉。然而,在这个“丛林”里,“国王”不再是布兰奇,而是曾入伍并被四度授勋的男性气质强烈的妹夫史丹利。他粗鲁暴力,当然也拥有着这个狭小住所的绝对主权。

作为一个外来者,布兰奇尝试着在这片狭小的“丛林”里找寻自己的位置。她“洒香粉,喷香水,给灯泡装纸灯笼[16]63”,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物品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如同自然界的动物对一件物品宣示主权一般。由于妹妹对她的怜爱和忍让,妹夫才勉强忍受。作品中两处场景生动刻画了两性伦理的丛林法则意识。其一,当妹妹和妹夫外出时,布兰奇独自在家,她暂代“霸主”,这时碰巧发现了误入“丛林”(房间)的猎物(年轻的报纸收费员)。布兰奇的兽性意识爆发,通过引诱亲吻他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其二是妹妹临盆当晚,布兰奇与妹夫共处一室,没有代表禁忌力量的妹妹的保护,“丛林”的弱势“入侵者”布兰奇难免遭遇“丛林之王”妹夫的侵害。

丛林法则作为自然界的行为准则,让动物在兽性的弱肉强食里自我进化,然而它却不适应于理性人类的生存。《飘》和《欲望号街车》利用斯嘉丽和布兰奇给我们展示一幕幕弱肉强食的生动范例,然而斯嘉丽婚姻的失败及女儿的坠马而亡、布兰奇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结局都告示丛林法则并不适应崇尚理性的人类,道德劝谏最终达成。

四、结 语

文学伦理学批评者认为,一切文学文本皆有道德劝说功能。这两部以南方淑女为主人公的作品,利用张力十足的细节叙述和对白,凸显了南方淑女们在庄园没落后面临伦理困境时的伦理选择过程。就生存竞争而言,在庄园经济没落的年代,理性精神和淑女伦理都无法带领女性进步,南方淑女将自身付诸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然而无论成为竞争的强者还是弱者,都只能是无助下的垂死挣扎。读者在感受悲剧张力的同时,明白了进步中的人类理性意识应取代“丛林法则”的兽性伦理意识。美国南方女性应从梦境中醒来,在理性世界里追求美好的生活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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