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鉴

汪兆骞先生在《民国清流》中有一句精到的总结:
中国文人有放诞传统,民国时尤多尤烈。
平日里置身于虚拟网络生态之中的人们,也不时地会撞见些“牛鬼蛇神”抑或有悖常理的“荒诞之举”。而商家更着眼于部分人的猎奇心理,费尽心思反复发掘、勾勒,打造出一条上下游齐备的完整产业链。戏谑与轻佻的话语系统不断消解着传统的严肃语境,而公共视线中那些反复申说“严谨”“审慎”之士,却常常被讽以“伪君子”,牢牢贴上“不合群”的社交标签。这似乎预示着当下的一种“万物皆可戏说”的舆论生态已然构建完成。人们不再关心事实的原貌,只有“可消费”的“半真相”才能博得关注。
当代社会,《娱乐至死》中“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描述的情境,似乎正在咫尺之处上演。
相较于当下戏谑招摇的滑稽戏,民国时期新潮学者、报人以及国学大儒的放诞却更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昭示着背后更为深刻的严肃意义。人们也可以从中更为明晰地认识到,当下的社会中为什么“戏谑”盛行——一路走来,我们究竟遗失了什么。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或可作为当时军阀割据局面的真实写照。然而于此“刀光火色衰微”中,“生在南洋,學在西洋,仕在北洋”的怪才辜鸿铭仍旧甩着旧时代的发辫,唱着《马赛曲》穿梭于花街柳巷“八大胡同”;袁世凯殁命,政府下令居丧三日,辜鸿铭却串胡同、搭戏台,听着花花绿绿的生旦净丑唱戏唱得热闹非凡。
与一味执着于牢骚抱怨的积愤积忧者不同,辜鸿铭“不怨天,不尤人”,以欢腾当头迎击压抑的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