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的逆全球化挑战与中国方案

2020-12-21 03:50郑云天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0年2期
关键词:逆全球化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内容提要]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科学阐释,到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全面分析,都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关系的深刻思考。时至今日,面对日益复杂激烈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交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新型的全球观,通过理论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践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深度参与全球化治理体系变革,给经受逆全球化挑战的世界各国带来了蕴含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逆全球化

[作者简介] 郑云天,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

“逆全球化”又称“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指在全球化进程中,与以市场、资本等要素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背道而驰的阻滞和扰动现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经济复苏乏力、跨国贸易投资低迷的新形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谋求合作共赢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出现了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思潮与运动。一方面,英国脱欧暴露出欧盟发展的多重困境,形成了“看空”欧洲前景甚至疑欧、反欧的政治势力和社会风向;另一方面,在美国,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强调“美国优先”,实施控制移民等保守政策,先后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给全球治理带来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剧了逆全球化的恶化态势。这一浪潮的兴起,将可能使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贡献国与最大贸易国,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转而成为最大受害者。因此,面对逆全球化的扰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让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积极改革者和推动者。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推动开放共赢的“新全球化”,不仅在理论上表现了旗帜鲜明反对逆全球化的勇气,而且在实践中也不遗余力地推动“新全球化”,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担当。

一、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科学地判断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社会步入世界历史。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进入垄断阶段,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性质,列宁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瓜分全球的腐朽性质。这些观点都预示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到一定阶段势必导致逆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在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中,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具有天然的和平与共赢属性,因而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形成了有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全球观——中国受益于世界,同时中国的成果也将惠及世界。

1. 资本主义全球化让人类步入“世界历史”

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全球化,起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共产党宣言》科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32-33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生产力取得空前的巨大发展的同时,更需要不断开辟世界市场,加速不同民族、区域和大洲的往来。于是人类历史开始真正进入“世界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35第一次全球化是1870年至1913年,世界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1%,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1.3%,36个国家的铁路长度从1870年的19.1万公里上升至1913年的近100万公里,极大地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6

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它本应是“一种打破和超越领土、国别、民族、领域等各种界限与边界,展示人类日益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类主体求生存、谋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文明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2]但全球化自产生伊始,就被资本主义所主导甚至操控着,使世界被逐渐分割为中心和边缘地带,世界市场的相对有限性和生产供给的无限性会带来市场或生产性过剩危机,为逆全球化的出现埋下了隐患。从根本上讲,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扩展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积累的过剩资本无处流动,金融资本驱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也将成为人类发展进步的“负能量”和“负资产”而走向穷途末路。[3]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43。从发展趋势和未来结果看,逆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湍流”“湍流”(turbulence)本义是流体的一种流动状态,其本义为:“当流速增加到很大时,流线不再清楚可辨,流场中有许多小漩涡,层流被破坏,相邻流层间不但有滑动,还有混合,形成湍流,又称为乱流、扰流或紊流。”因此,本文用“湍流”一词形容逆全球化,意指其对于全球化的总体态势尽管产生了一定的扰动,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将与全球化并行,但从长远看并不会达到阻碍甚至逆转全球化的程度。,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将被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所取代。

2. 全球化在壟断资本主义瓜分世界中陷入困局

全球化自产生起就蕴含着一个合理的悖论:“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4]即使以今天的标准看,19世纪开始的全球化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指标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虽然世界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相互依存关系与日俱增,然而全球化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这一历史现象,列宁的论断极其深刻。他指出,进入20世纪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蜕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其特征是: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导致加紧抢占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于是“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5]当资产阶级逐步形成垄断金融资本,则大量寄生的剥削人民大众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食利者”就会使世界陷入尖锐的利益争夺中,也就决定了帝国主义走向腐朽和垂死的历史命运。

通过列宁的分析可以看到,跨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攫取了大量财富,长期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内部或外部矛盾被严重激化,这是逆全球化发生的重要原因。逆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扭转不利形勢而采取的掩人耳目的短期策略,目的则是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社会的持续控制,不仅无助于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性危机,反而加剧了当前全球化遇到的矛盾和斗争。它体现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力的危机,使西方大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地位被削弱,它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实施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发展模式的危机,显示出资本主义道路衰退的历史趋势”[6]。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建立公正合理和包容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可能实现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仍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全球化日渐式微和终结,与之相反的是国家干预主义加强,国家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而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中国等新兴国家承担起打造开放共赢与和谐世界的历史使命。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化带来转机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特殊时期,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但同时也面临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全球化的演进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上升、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增大、风险全球化加重等挑战。习近平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7]58全球化的世界应该坚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2008年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到201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59%,求稳定、盼和平、谋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诉求。[8]以往西方习惯于批评中国“不开放”,但现在西方自己也越来越不开放了。中国正在向世界传达一个积极信号:“当自由贸易这面大旗美国西方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9]

经济全球化是不断前进的历史洪流,逆全球化则是“减速路障”。“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10]如今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要的历史使命,逐步形成更具有双重维度的新型全球观。一方面,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受益者,未来发展需要吸收更多世界先进成果和多样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将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不断惠及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大局观将进一步助力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全球化发展新时代,即新型全球化,以开放、包容、均衡、普惠为发展目标的全球化,也是与传统全球化相比最大的区别和进步性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有力地回应困扰当今世界的逆全球化思潮与运动。

二、 新时代中国直面逆全球化的理论回应

由西方构建起的全球化,其实质并非真正“为全球”,而只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利益,用西方文明“化全球”制造出的“普惠”假象。伴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人们曾乐观地展望:人类所有的分歧将从此烟消云散;“民主”既然能将东欧收于麾下,也必将征服非洲和中东;“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流行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一跃成为历史的道德方向和国际安全体系。然而现实是,全球化本身促使地方保护主义重生,大众传媒和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已经削弱了许多国家的权力,包括无视地理因素人为划定的国家,一些关键地区显得难以控制、动荡不安。[11]因此在文明冲突和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全球化及逆全球化带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教育、经典、传统以及“人”的概念的界定权都需要重新考虑。[12]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当代中国,在深刻复杂、变乱交织的大变局中慢慢展现出一个负责任文明古国的理论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

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群体和个人都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而是形成了日益紧密且不可逆转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7]58-59这一思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继承人类社会发展优秀成果,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联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找到了人类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在当今这个颇不安宁的世界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维护和平稳定的堡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纲领,即是一个例证。”[13]2

相对于发展日渐呈现出颓势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特点与优势。其中,从全球化的视角看,较为显著的一点在于“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14]。有研究指出:“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开放的超级大国之一——意味着其将会是大体维系当前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利益攸关者。此外,从开放的市场环境中获利对于中国来说将会是头等大事,因为促进发展——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放市场的延续。”[15]加强多边主义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利益。中国要做的“并不是独自应对世界上最复杂的挑战,而是要建立尽可能包容的秩序,避免别人担心中国的崛起”[16]167。在全球话语不平衡的互动、竞争、合作中,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话语处于排斥、支配、霸主地位,中国话语抑或东方话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但是,这种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秩序在权力多极化趋势下,已经开始出现逆转迹象。随着以中国话语为代表的东方话语呈上升趋势,中国及新兴国家和国际团体不断进取和开拓,改变了以往“一超”主宰的世界秩序,为扭转国际安全危机、增加世界和平概率、提升国家安全水平带来了新的希望。[17]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为世界各国创造了共筑安全、共护安全、共享安全的新契机、新空间、新渠道,这种新时代的“新全球化”愿景为打破资本主义操控的“旧全球化”树立了典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新全球化”方案,这一主张蕴含从理念和实践层面积极主动推进全球治理、引领“新全球化”发展的特质,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全球治理环境,以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进而解决全球风险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未来的全球规则不应该是强加与被强加的关系,而将是激烈但合理的争论和洽商的产物。“新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市场促进全球竞争,全球竞争助推全球创新,全球创新驱动全球发展,全球发展为了世界人民”[18]。西方发起并推动的逆全球化,尽管其危害性十分显著,但究其本质而言,“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它是资本贪婪本性之溢出效应的一种回应,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利益趋弱的一种反映,是缓解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矛盾的一种体现,是西方社会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一种折射”[1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人类面临逆全球化困境时的理论“突围”,它反映了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对全球化的态度,意味着面对逆全球化扰动,建设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和谐世界才是人类发展的最佳出路。

三、 新时代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现实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回应深受逆全球化侵扰的寻求和平发展的世界,更需要在实践中为构建和谐、共赢、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套完整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成果,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共建“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2016年11月联合国通过决议,欢迎共建“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呼吁各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一带一路”倡议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共享、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之路。[8]中国要全力追求共同发展的全球化,将资本逻辑的运行从逐利为本、较少顾及社会发展的畸形状态引向同发展、共命运的轨道,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坚持国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的基本原则,以命运与共的逻辑平等地参与全球分工,实现共同发展。“新全球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目标,其现阶段的物质载体和基本形式就是“一带一路”。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大变局时代,“全球经济政治挑战频现乱象丛生,‘一带一路的提出刚好将世界历史发展和国际现实有机结合在一起,即在引导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贸易互联互通不断解决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20]。中国要以榜样的力量努力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这是在世界经济新形势下中国应该秉持的开放发展新理念。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有效应对逆全球化并走出一条开放发展的通途。“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这一开放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21]有国外学者指出,“一带一路”的时代意义“可以用一句气势无双的话语来概括:用世界贸易取代世界战争”[13]65。这一倡议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深远。

另一方面,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础,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体系变革。将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一定程度反映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合作治理是各国政府在处理跨域公共事务时的优先选择。“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政府受特定区域性组织的约束和支持会减少,国内合作治理的范围会扩大且力度会增加,政府与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平等。合作治理模式下将有越来越多的参与主体和政策创新形式,不断改进的相关法律框架以及不断增强的制度化与合法性程度。”[22]在实践中,中国始终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推动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原则基础上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支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机制化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14]事实也将证明,“中国能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和安全保障,中国的朋友将会越来越多;同样,投入美国怀抱的盟国也会逐步削弱。尽管在亚洲可能会出现反中国联盟,但是其邻国也一定会受到中国经济力量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持续扩张经济合作的努力或许比美国以安全保障为核心的方式,能够对周边地区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16]59。

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考验,也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产生了冲击。習近平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形势令人担忧。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23]如今发达国家中不时高涨的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观念和行为不断加剧着国际社会分化,导致世界政治愈发碎片化,进而引发人们对世界秩序崩溃的普遍忧虑。

然而,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期看,全球化势如奔腾大江,在某些时刻势必会受到逆全球化“湍流”的扰动,然而并不会改变其奔向浩渺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海洋的方向。正如国外学者所言:“我不想对中国进行理想化宣传。在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有着如此多的民族,有着如此众多的历史残留,当然会有接踵不断的忧愁和层出不穷的困难,当然会有大量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主流是已经取得的进步和面向未来的现实规划。我的印象是,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困难和风险,因为这条道路是史无前例的。”[13]111彰显新时代中国智慧、责任、风范与担当的“新全球化”将逐渐成为主流,与之相比,逆全球化终将是无法登上历史舞台的暗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人类终将找到实现真正意义的和平发展、开放共赢的正途。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蔡拓.被误解的全球化与异军突起的民粹主义[J].国际政治研究,2017(1):15-20.

[3] 田行健,江涌.资本积累视角中的“逆全球化”问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6):135-140.

[4] 俞可平.全球化的悖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1.

[5] 列寧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209.

[6] 栾文莲.对当前西方国家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析评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4):89-97.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EB/OL].(2019-09-30)[2020-06-10].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39911/Document/1665428/1665428.htm.

[9] 郑永年,张弛.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J].当代世界,2017(8):4-7.

[10] 习近平.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11-06(3).

[11]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2,45.

[12] 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46.

[13] 埃贡·克伦茨.我看中国新时代[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14]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15]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M].倪颖,曹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29.

[16] 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M].宋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

[17] 施旭.(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话语理论与实践[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5):90-95.

[18] 胡鞍钢,王蔚.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角色与世界作用[J].学术界,2017(3):5-17.

[19] 徐艳玲,张琪如.新一轮“逆全球化”本质的多维反思[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2):76-83.

[20] 胡博成,张平.从逆全球化新动向透析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限度[J].学习与实践,2018(7):22-29.

[21] 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J].经济学家,2018(1):70-78.

[22] 许源源,张潇.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合作治理:影响、演变与中国应对[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6):173-180.

[23]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N].人民日报,2020-03-27(3).

(编辑:肖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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