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实践样态与优化策略

王琪 张菊霞

摘 要 政府统筹推进、校企深度合作、院校积极互动有力推动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发展。当前合作面临缺少职业教育区域性资格参考框架、合作区域主要集中于边境省份、校企协同机制有待优化等问题，需要通过建立职业教育资格互认框架、优化职业教育合作机制、完善校企协同“走出去”机制等举措，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深入发展。

关键词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优化策略;实践样态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7-0024-05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院校积极探索合作路径，推动职业教育合作不断发展。由于各国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水平和需求等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分析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现状，梳理面临的问题，探索突破路径，对于提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价值向度

随着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加强，职业教育合作也不断加强，并在推动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

（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是落实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自2003年中国和东盟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李克强总理在第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指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愿景2025》深入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1]。教育交流是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内容，教育交流周被列入《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更明确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支持在中国设立澜湄职业教育基地，在湄公河国家设立澜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2]。职业教育已成为深化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落实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是推进区域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

教育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为民心相通“架设桥梁”[3]。近年来，中国—东盟间通过举办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等活动，搭建边境职业教育联盟等各种平台，共建鲁班工坊等海外办学机构等，推动了院校间的师生互换、留学生招生和人文交流等活动，职业教育合作活动规模、项目数量、受惠群体不断扩大，在推动双方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带动了企业合作，有力促进了国家间的文化理解和互信，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

（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是区域职教发展共赢的有效策略

东盟是世界第三大劳动力市场，但也面临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技术技能人才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要的困境。多个东盟国家出台政策，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如柬埔寨政府发布《国家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2017-2025》，提出“通过强化劳动者的能力和技能、塑造其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职业道德、提高生产率和培养终身就业能力来增强柬埔寨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水平”[4]。我国当前也正面临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关键期，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也日益紧迫。加强合作，共建区域职业教育共同体，是双方共同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满足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有效策略。

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现状和基础

总体而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在政府间对话、校企多方合作、院校人才培养与交流等多个方面深入开展，政府统筹推进型、企业需求驱动型、院校自主探索型等合作模式有序推进[5]，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政府统筹有力，全方位推进职教合作深入有序开展

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双方的职业教育合作，将推动职业教育合作作为服务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各方政府的统筹推进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一是通过政府领导的对话、互访等交流活动，为职业教育合作营造良好氛围。如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指出，要“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6]，并多次强调将人文交流、人才培养培训作为合作的重要内容，提出“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千人研修计划、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中国—东盟健康丝绸之路人才培养（2020-2022）等多项教育领域合作项目。二是制定多边和双边合作政策，为职业教育交流设定良好的顶层规划。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积极开展合作，除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等多项重大政策外，中国政府还与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多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推动双方在政府、经济、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三是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推进职业教育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形成了多个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如“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会址落户贵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永久落户南宁，为交流合作提供了平台。四是实施多方参与的国际项目，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合作质量。如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设立“中国—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计划5年时间内分批遴选100个“中国—东盟高职院校特色合作项目”。截至2019年，已分两批遴选出“中柬澜湄职教培训中心暨鲁班工坊”等40个特色合作项目，引导院校不断优化合作机制，创新合作形式，提升合作质量。

（二）校企深度合作，“走出去”企业的人才需求为职业教育合作提供不竭动力

产教协同、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线。企业的技术、人才、管理等多方面的需求，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提供了动力。如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已选出的40项特色合作项目全部有企业参与。一是“走出去”企业对胜任国际化工作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推动了职业教育合作。高职院校对接企业用人需求，通过与东盟国家职业院校合作培养留学生、交换生等方式，为“走出去”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如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中印（SGMW）汽车学院”，招收印尼学生到柳州学习，为企业在印尼的生产基地及相关产业园区培养和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二是“走出去”企业当地员工技术技能提升需求推动了职业教育合作。高职院校通过境外办学、选派教师赴东盟国家开展短期培训和技术指导等途径，帮助企业提升当地员工的技术技能水平。如無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自2012年便对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需求，成立职业培训中心，面向特区中资企业的技术工人开展职业培训和汉语培训;2018年，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正式成立，开展高等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有力服务了当地中资企业的发展。

（三）院校积极互动，推动职业教育合作不断向深入发展

院校是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实施主体。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职业院校积极互动，创设合作项目，创新合作形式，推动职业教育合作不断深入发展。一是师生短期交流项目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交流人数不断增加。院校通过师生短期交流、交换项目，不断推进职业教育合作。如在第一批“中国—东盟高职院校特色合作项目”中，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与印度尼西亚任抹州立理工学院的“农牧类专业群学生交换项目”、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联盟及所属职业院校的“中国—印尼职教学生交流项目”、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马来西亚敦胡先翁大学的“中国—马来西亚职业技能与文化中心项目”、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与马来西亚吉隆坡建设大学合作交流等项目，均以师生短期交流、交换为内容，从教育教学、实习实践、文化体验等多个维度推进合作交流。二是留学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赴东盟国家留学和东盟国家来华留学人员规模均不断扩大，2018年东盟国家的来华专科留学生6584人，占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的13.4%①。由于地缘优势，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面向东盟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成效尤为突出，如来自东盟的留学生占来黔留学生的71%[7]。三是院校通过创建合作联盟组织，将职业教育合作形式从“一对一”推广到“一对多”“多对多”。如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广西、云南等边境地区11所高职学校、12所中职学校、38个区内外行业企业及科研院所，于2016年组建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吸纳了老挝、越南等国10多所院校参加，提高了合作效率[8]。四是共同设置合作办学机构，联合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与东盟国家院校合作成立多个办学机构，如天津市多所高校与泰国、印尼等国院校合作成立“鲁班工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在柬埔寨成立“亚龙丝路学院”等。这些办学机构在为当地培养人才的同时，也有效推动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

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面临的问题

尽管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已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但依然面临着缺少区域性资格参考框架、合作区域主要集中于边境省份、校企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一）缺少职业教育区域性资格参考框架，影响合作深入发展

当前，相对于东盟多数国家而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成就的比较优势明显。东盟国家与我国开展职业教育合作的意愿强烈。但不论是东盟各国内部，还是我国与东盟各国相比，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管理体制、培养模式等均存在较大差异。为推进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东盟于2014年制定完成了东盟资格参考框架（ASEAN Qualifications Reference Framework， AQRF），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盟内部各国间职业资格的互认互通。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国家资格框架，职业资格的可比性、可转换性不够，我国职业资格与东盟职业资格的互认目前还无法顺利实现[9]。笔者于2019年11月赴印度尼西亚职业院校调研，印尼华文统筹教育机构主席表示，中国的资格制度值得印尼学习借鉴，也想引进一些中国的职业资格，但由于缺少互认的制度和机制，引进工作很难推进。如当地企业发展需要锅炉工，但印尼没有这一特殊工种，想选派人员到中国接受锅炉工的培训和学习，取得资格后回国上岗。但受训人员取得资格回国后如何认定资格等级和薪酬待遇，却缺少相应的制度参考，两国间亟须建立起资格互认的框架和机制。

（二）合作区域主要集中于边境省份，还需进一步向其他省份辐射

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有明显的地缘特征，合作院校和相关活动主要集中于广西、云南、贵州等边境省份[10]。而随着我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深入，其他省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也日益频繁。如据我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19年浙江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798.13亿元，占全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总额的8.58%，占浙江省对外贸易总额的12.31%②。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企业约三成来自浙江，柬埔寨浙江国际经济特区已开始招商。类似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企业“走出去”活动在其他省份也在持续推进，迫切需要职业教育提供相应的人才、管理和服务支撑。因此，我国与东盟各国职业教育合作的区域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三）合作信息溝通不畅，校企协同“走出去”的机制还需优化

目前，尽管我国通过校企协同方式面向东盟国家开展职业教育合作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合作信息沟通不畅、协同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依然存在。实地调研发现，大量东盟的中资企业在生产中遇到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当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无法满足需求的瓶颈。如申洲集团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设立的制衣工厂，急需电子电工、机电类技术人才，但当地职业院校无法供给相应人才，希望国内院校能够与当地院校合作为其培养。同时，也有企业反映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境外生产经营的发展诉求不对接。“走出去”企业需要对当地语言、习俗、环境等有一定了解，且能提供境外发展相关技术支持的国际化人才，但由于协同机制不健全，企业难以与高职院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形成良性互动。

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优化策略

当前，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不断加强，中国海关2020年7月1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14.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2%;对东盟进出口2.09万亿元，增长5.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7%[11]。中国已连续11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疫情全球扩散蔓延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值“逆势增长”[12]。可以预料，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职业教育合作也将不断深入。为此，需要从强化标准、加强协调、产教协同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职业教育合作。

（一）强化标准：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资格互认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并取得了突出成就，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也得到东盟国家的认可，各国与我国职业教育合作的愿望强烈。但东盟各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问题严重，建立双边互认与多边互认相结合的职业教育资格互认体系，将有助于深化中国—东盟的职业教育合作。早在2015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开幕式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就提出，要“探索课程互认、学分互认、学历互认、资格互认，建立开放互通的职业教育合作框架”[13]。就宏观层面而言，应以东盟资格参考框架（AQRF）和我国各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为基础，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框架，为资格互认和职业院校合作提供基本参照。同时，一些职业院校已与东盟国家开展深入合作，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已开始在工商管理、物流管理、信息技术等专业招生;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发的制糖生产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3个专业标准和甘蔗制糖生产过程等30余门课程，在泰国等国家的院校得到采用[14]。因此，就微观层面而言，应以院校间的合作为基础，以行业或专业领域为基本单位，开发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专业、课程和教学标准互认的框架，为双边和多边合作提供基本参照。

（二）加强协调：创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机制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有着较好的历史基础，当前应进一步优化合作机制，推进合作深度，拓展合作广度。首先，探索职业教育的次区域合作新机制。东盟内部结构具有松散性特征，使得中国在与之合作时较难达成一致意见，加强次区域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15]。如云南民族大学对接“澜湄合作”需求，不断探索职业教育次区域合作新路径，形成了包括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澜湄国际职业学院、澜湄职业教育联盟、澜湄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澜湄产教融合园和澜湄国际干部学院“六位一体”的澜湄职业教育基地[16]。其次，以广西、云南、贵州等边境省份职业教育合作为窗口，探索内地职业院校面向东盟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机制。上述边境省份职业院校面向东盟国家开展了较广泛的合作，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当前应进一步发挥这些省份职业院校的先发优势，带动内地院校面向东盟国家开展合作，扩大合作院校范围，拓展合作专业领域。再次，探索完善职业院校间合作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等活动在推动政府间对话、职业教育政策交流等宏观层面的信息沟通方面已发挥了较好作用，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各个院校、专业层面。实地调研发现，尚有一大批东盟国家职业院校因不了解中国职业教育而不知道该和哪些院校合作;中国职业院校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应加强面向院校合作需求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信息平台建设，内容细化到院校乃至专业的发展状态和合作需求，打通院校间合作的信息沟通路径。

（三）产教协同：完善校企联合“走出去”机制

首先，从政府层面看，可以建立校企信息共享机制，搭建校企双方协同“走出去”的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发布东盟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行业动态、企业人才需求、教育现状等相关内容，消除境内外校企信息不对称的屏障。其次，协助“走出去”的职业院校和企业在东盟与较为成熟的商会、产业园等平台建立密切联系，为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牵线搭桥。如东盟国家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华人较多，可选择与相关华人联盟或组织建立联系，为企业和职业院校“走出去”搭建平台。再次，在校企联结较为紧密、条件较为成熟的东盟国家，尝试共建境外职教集团。如借鉴云南民族大学服务“澜湄合作”的模式，探索建立多国、多企业、多院校参与的跨国性职业教育合作组织，产教协同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升合作效能。

参 考 文 献

[1][6]李克强在第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8-11-14）[2020-07-20].http：//www.gov.cn/premier/2018-11/15/content_5340502.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EB/OL].（2018-01-11）[2020-07-20].http：//www.gov.cn/xinwen/2018-01/11/content_5255599.htm.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教外[2016]46号）[EB/OL].（2016-07-15）[2020-07-2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

[4]The Royal Government of Cambodia. National Techn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2017-2025[EB/OL].（2017-06-16）[2020-07-20].http：//tvetsdp.ntb.gov.kh/wp-content/uploads/2018/02/NTVET-Policy-2017-2025.ENG_.pdf.

[5]王琪，劉亚西，张菊霞，等.高职教育多主体协同“走出去”：实践类型与优化治理[J].教育发展研究，2019（5）：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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