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

王新博

(东北师范大学 亚洲文明研究院,吉林 长春130024)

一、嘉靖年间庶民阶层风气的变化

嘉靖年间社会风俗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体现在由原来的淳朴节俭转为奢靡浮华，而且上行下效，官场上官僚阶层竞相奢靡，庶民群体也纷纷效法。徐渭曾云：“吾乡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皆以富厚相高，归之日，担负舟载，络绎于水陆之途......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虽在襁褓，则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1](P546)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记述了生活奢靡的变化，“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2](P320)可见从婚丧嫁娶，到衣食住行，这种由简而奢的变化已经为大众所接受。

很多明代士人感慨于风俗不淳、行为铺张，如方弘静曾叹道：“宇內承平久，里俗日益尚汰，蕞尔瘠乡，而与都会竞欲，过欲及”。[3](P240)事实上嘉靖以后风俗变动所带来的影响不单单是奢靡浪费，更是对传统儒家社会的一种挑战和僭越。明太祖初期，多次申明礼法的重要性，为此将乡饮酒制度推广，而在此时以乡饮酒为代表尊卑有序的场域，遭到了严重挑战。“访得各府州县，有等无籍省祭官，及年老学霸生员，富豪义官，及罢闲吏典、退学生员等项，专一出入衙门，挟制官府，欺凌师长，害众成家。”[4](P1164)可见，物质生活丰富后人心的变质才是嘉靖年间以后风俗出现大变的原因。明代中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士商群体开始活跃，此时的物质生活确实出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如牛建强老师提到的金钱观念的异化，许多地区受这种风气的浸润，思想上自然也会出现追求奢华，见利忘义的变化，但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即本质差异是绝对的，表面雷同是相对的。[5](P27)通过晚明社会变化，不免联想到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从这时候起，中国传统发展轨迹似乎总会和西方学者所认同的西方路线所衔接，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期的变化虽然剧烈，但并不代表中国传统社会出现根本性转变。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西方的变革是复杂的，无论是思想上或者生产力上都经过长期的孕育，而此时的明代并没有这一系列的转变。赵轶峰老师曾提出：“在没有对种种社会矛盾冲突作出理智的分辨的时候,或过早地陷于一种道德沉沦的情感状态,于是一切‘经世’的努力都笼罩在道德复兴的雾幔下,于是其‘改革’便悄然回首,以慎终追远的复古求治为主旋律了。”[6](P96)可见，身为社会主流的士大夫均没有在此时提出改革性的理论，嘉靖年间的风俗变化，并没有本质突破。

明代中叶以后的风俗变化从地域上看，首先是南北直隶然后向东南沿海扩散[5](P27)，但终究没有突破东南地区，所以在讨论明末商品经济如何繁荣时绝对不能忽视商品经济地域的局限性。在同一时代内，北方内陆省份的动荡与灾荒和东南地区的歌舞升平是共同存在的。如《汲县志》载：“十二年，旱蝗，大荒。十三年三月，大风，沙霾，昼晦。春夏，旱蝗，大饥。人相食……”[7](P15)“時榆林连旱四年，延安饥民甚众，西安大旱，练国事更请发帑赈济不报。”[8]( P125)由此观之，晚明时期西北、河南地区的灾荒和流民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而东南地区依旧繁华热闹，文人的结社会盟活动似乎比往常更加活跃，如“癸酉春，溥约社长为虎丘大会......往来丝织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9](P142)可见这两种极端贫富的差距在此时展现得淋漓尽致。明末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活跃始终局限在江南一隅，而河南、陕西大部分地区始终陷入了饥荒和无休止的兵乱之中，所以此时的社会变动没有给整个明代带来改革的生机，在这种繁荣和饥荒并存的情况还没有解决的局势下，明代就灭亡了。

二、晚明士人的心态

在晚明中后期士人群体发生了明显的心理变化。首先，士人受到当世社会风气的熏染，利益意识开始萌发，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科举中第。归有光就曾经指出此现象：“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顾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10](P319)黄省曾的《吴风录》也载：“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11](P791)通过上述文献来看，不难发现两点：其一，明代中后期士人开始经商治生的风气逐渐蔓延；其二，这种现象不单单是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是出于客观条件所迫。在明代中后期，人口的激增以及美洲农作物的引进极为有限，像徽州这种多山地区自然会陷入生存危机，因此以徽州大族为首，一些士人开始走向了经商之路。

从另一角度来看，此时士人群体的心态由以前的恬静中和逐渐趋于“躁竞”和“游离”，而他们从事的活动也不仅仅限于苦读参加科举。[12]追根溯源，这种心态的异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举压力的增加。科举考试毕竟是为了选拔官员，而官僚集团是有容量的，制定额数也是为了能够使官僚集团更有弹性。而到了明代中期由于屡开捐纳导致官僚预备集团愈发膨胀，如嘉靖十七年“大行皇太后丧也，工部请开纳监生吏农等项事例以济大工，从之”。[13](P4509)加之科举的额数相对稳定而不能适应人口基数的增长，逐渐导致竞争压力越来越大[14]。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经济繁荣，促进了东南地区的财富流通，也使得江南不少专攻一经的富庶家族有更好的渠道集中资源，进而导致多数寒门子弟在科举竞争中处于劣势，而“科举家族”的子弟可以通过父族或母族的优势，更便利地通过科举来维护其家族的声望。[15](P183)因此科举的壅滞，导致大批士人上进无门，而此时又没有其他正常渠道来消除科举的弊端，因此士人的心态自然会受到打击。

此时，明代的官场风气也发生了迥然变化，从嘉靖年间开始，朝臣的政争党争已经愈演愈烈，官员腐败现象也比明代中前期更加明显。根据方弘静所言，成弘之际不过“缙绅交际，帕二方而已”。[16](P392)而到了嘉靖之后情况大变，“內臣皆目为钱劳，劳者劳病，乃痼疾也”。[17]( P151)《千一录》又言：“我朝嘉靖初年以前，內外官相临之体甚峻，太宰于铨曹郎、都宪于御史朴之，他曹可知矣。太守于知县朴之，监司可知矣；隆庆、万历以來，风习大异，不仅不质朴，而且交征于利”。[16](P389)可以看出，晚明士人的心态具有“躁竞”“游离”“交征于利”等特点。这种心态畸变的原因是社会和宫廷政治共同造成的。到了晚明时期，“下诏狱”,“廷杖”都是习以为常之事。而且此种残酷的刑罚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士人的心态，整个文人群体也变得消沉。如杨爵“下诏狱，杖之。居数日，视无恙，复杖之”。[18](P3606)王夫之在书中也多次谈到廷杖等酷刑对士人心态的摧残，“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19](P1137)在这种极端的专制皇权的笼罩下，一向以匡正社稷为己任的士人群体自然受到严酷的打击，正如赵园老师所述：“廷杖是士人蒙受耻辱的标记，透露着明代‘人主’面对士人的复杂心态包括隐秘的仇恨......这种情况下士人隐忍偷生，又怎能指望他们上忧君国之休戚，下畏小民之怨雠呢”？[20](P6)由此观之，随着专制色彩愈发浓厚，对士人的打击也更加严酷，而士人的尊严也遭受巨大耻辱，士人群体不仅对朝廷失去希望，而且个体心态在这种严苛酷烈的环境中逐渐扭曲，变得嗜酷，养成了一种自虐式的苦行及自我戕害。[20](P7)所以士人心态的变化，不单单是变得浮躁、重利、放浪形骸，更有一种极端的酷烈心态在萌生，而这种心态的转变不得不归结于皇权的压制。因此在探讨士人这一具有文化素养的社会群体时，不能忽略其与皇权的互动。

所谓“躁竞”即心态变得极端，责任感缺失，行为上品行不端，放浪形骸。陈继儒曾指出：“迩来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间，蜂还蚁往，尘土掬面.....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骂，继之以涕洟怨讪，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状”。[21](P123)在学术上的“躁竞”则表现为标新立异，以抨击权威为荣。如“近日文士以贿高下，以情好恶，称人美则市井皆仲连，毀人行则伯夷所指摘”。[16](P381)又或“臧否人物，既无定见。讨论事理，亦持两端。昨之所是，今或非之。前之所讥，后或誉之。誉及门弟子，遽云青出于蓝。毀同社老友，乃谓一字不通”。[16](P381)由此可见士人心态的畸变。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士人的活动范围以集体形式展现出来，结社会盟愈发普遍，这种心态的畸变又以群体性展现出来。由于士人活动范围的扩大，结社由原来的私人集会变成了对外开放的集体活动，而集会的内容由风花雪月的诗词文章也变成了对于当下时局的讨论。比较出名的社大致有复社、应社、豫章九子舍、几舍等。[9](P142-150)乍一看，此时的士人对于时局的讨论与关心颇有“焕然一新”的风气，但其本质只是士人借以集体活动来发泄内心愤懑的场所而已，对于匡正时局并没有太大作用，而且上述的“躁竞”心态也浸入到了结社运动之中。陆世仪等人就对此做出评价：“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矣”。[22](P25)“尝观有明之季,士大夫往往以声气相尚,虽一二魁儒杰士,且不免稍有门户之见”。[23](P1)士人本身是通过知识的积累完成人格的塑造进而进入官僚集团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实现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的群体，但到了晚明，士人的游离性已经无法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面对大批士人的“游离”和“躁竞”等极端心态，尽管有学者进行讨论和反思，但此时的状况无论是明廷还是社会中的名儒都无法解决。

综上所述，士大夫群体在皇权专制的摧残下衍生了极端的心态，而此时白银的大量流通，社会风俗的剧变也使得官僚阶层变得重利轻义，党争和贪腐现象愈演愈烈。而在民间没有跻身官僚阶层的文人，也受到了风俗变化的浸染，“躁竞”等心态也开始出现，官僚集团的日益黑暗使得很多读书人丧失了信心，对于朝廷的态度也愈发悲观。[20](P31)在这种病态的年代，必然出现心态扭曲又对时代绝望的士人群体，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或者结社活动来宣泄对时局的不满，但同时又不免把自身的“躁竞”心态带入所从事的活动中，而他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及舆论又进一步影响到了社会的风向。可以看出，士人心态的扭曲表面上看与科举压力有着直接联系，实际上也是明中叶以后皇权膨胀对士大夫精神打击留下的创伤。因此在这种皇权专制的大环境下，不会诞生出新的制度和思想变革，士人只能在一种消极喧杂的环境中循环往复。

三、晚明士人所从事的活动

明代以来，由于科举的变化导致竞争异常激烈。到了晚明,南北直隶、浙江一带人口稠密且文化兴盛之地，科举的争夺尤为惨烈。[24]大量的捐纳也导致生员冗滥，因此很多文人无法正常“就业”，只能另辟蹊径，此举也使得晚明江南的社会更加多元化。

首先，许多士人受到当世风气的熏陶走上了经商之路，如徽商发源地——徽州，“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25](P680)由于地理优势，徽州府大部分的士绅都从事于盐业，《五杂组》载：“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26](P412)其中，休宁等地又以典当为主。[5](P88-90)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经营方式是以家族、地缘为依托。明代有着完善的学校制度，由于科举竞争力的加剧，大批只获得了初阶功名的士人(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捐纳而得到的功名)并没有继续深造，而是依托乡里声望在本地营生。因此在县一级的“基层”乡村社会，也集中了不少读书人群体。明代中后期大量的士人积压在了乡村社会。叶梦珠曾就上海一带进行估算：“见列岁科红案者，廪、增、附生，共约六百五十余名。以一府五学计之，大概三千有余”。[27](P29)吴金成教授也有过相关研究，壅滞在乡村的监生大约有12500—22500名。[28](P267)可以认为，这批士人成了晚明儒商的后备军。

其次，还有不少文人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从事文学创作，在赚取润笔费的同时，也使得晚明市民小说文化开始活跃起来。士人从事的文学创作的种类也非常繁多，有的以戏曲创作为主，有的主要撰写民俗小说或者替别人家写墓志铭，还有一些文人以编纂科举参考书目为生计，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可以说，这种现象对于民间文学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活泼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尤其是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地区，借此时机将自身的文化魅力辐射到其他地区。李渔写道：“无论在南在北，在西在东，亦无论剧中之人生于何地，长于何方，凡系花面脚色，即作吴音。”[29](P126)士人编写科举丛书此类活动，亦是如此，根据周启荣的发现，“当文人在编写科举所用的参考书时，似乎能弥补自身在考场上经历的挫败”。而且，“文人虽然从事的是商业出版，却依然能保持儒家的身份认同”。[30]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独特学术氛围和社会文化气息在晚明时期悄然转变，书籍和文学这些词汇不单单局限在学校和科场的领域内，民间的日用书籍也越来越普遍。由于大量文人从事文学创作以及科举参考书的撰写，下层文人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圈子，成为了上层集团不可忽略的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现象的表层下，依然有诸多问题。诚然，大批士人似乎在新的出路中找到了营生的良机，但是在嘉靖以后风俗突变的大背景下，任何士人似乎都会染上道德沉沦的时代病，“躁竞”“游离”和“嗜酷”等极端心态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给晚明的社会注入了颓废之感。以戏曲为例，在万历末年之后出现了不少淫曲，而且多次在士人与妓女交往的宴会中演奏。对此，陈龙正评论道：“每见士大夫居家无乐事，搜买儿童，教习讴歌，称为家乐。酝酿淫乱，十室而九。此辈日演故事，无非钻穴逾墙意态。儿女辈习见习闻，十来岁时廉耻之心早已丧尽，长而宣淫乃其本分……”[31](P155)由此可见晚明士人行为的恣肆。另外，晚明时期有大量的艳情小说充斥着书籍市场，并且以江南地区为圆心向外扩散，当时的文人不仅是艳情小说的作者，也是其读者，可见士人受到压抑的不光是道德感，也有个人情欲因素。牛建强老师认为，艳情小说的繁盛是由于市民阶层愈发繁盛并且对人的自然欲望有着强烈要求时候，作者的创作欲望便受到了激荡，而且这是对传统的纲常伦理一种挑战，更是张扬人本主义精神的实证。[5](P97)以《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为例，其中表达的“诸恶皆作，果报昭然”确实是对人性的表达，也是对假道学巨大的挑战。但从晚明江南士人文化和社会风气的大环境来看，这种积极的力量似乎并不是主流。在晚明与戏曲、小说一同兴起的是士人豢养姬妾、妓女的风气。如“缙绅羁宦都下及士子卒业辟雍，久客无聊，多买本京妇女以伴寂寥...吾辈每买一姬，则其家之姑姊姨妹麇至而嬲蒿砧。稍不自爱者一为所蛊，辄流连旬月”。[32](P2525)《五杂组》也记载：“粉黛倚门，充牣城市”。[32](P1651)而关于此种放荡的社会现象在当时已经有人关注并讨论过，“今人泛泛，不择好恶，动有结构；此名好淫，不名好色”。[33](P138)晚明士人的行为放浪，贪爱与妓女交往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观之，晚明的艳情小说等市井文化的活跃与当时士人好“邪游”与妓女交往的风气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在与妓女交往盛行的大环境下，这些艳情小说和风月诗词便是这种情景下的衍生物，这些作品更加刺激了士人情欲的滋生，因此在作品中也无不体现出与妓女交往的意愿。反观士人与妓女交往风气的盛行，又是和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动以及王学盛行有很大关系。晚明时期受王学自由讲学之风的影响，士人开始游学四方，以文会友，而李卓吾等人的宣扬个性，又是对传统理学和所谓“假道学”的冲击。但是王学末流并没有深入理解真正心学的内涵，却将游学、宣扬个性等外在表现继承。当时晚明法律约束力普遍偏弱，对于这一行为无法有效禁止，士人受到当世社会的风气熏陶以及对传统的理学规范开始不断反思和批判，自然会出现与妓女交往这一群体性的社会活动现象。而在这些艳情小说等衍生物中，无不体现着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但是这绝不代表新的人本主义等新思想的出现，晚明士人毕竟还缺少对普遍繁荣同时危机四伏时代所需的含敛的理性精神,而过多地倾向于情感世界。儒家的人生观，较少地超越理性而多入世的激情，[34]从诸多晚明小说作品中也能看出，除了以冯梦龙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外，大多数流于艳俗，缺少内涵与反思。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士人的交往活动与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宣泄时代的压抑，同时也与张扬个性，狂放空疏的士人群体性格有关，这种现象确实说明了晚明的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其内核也与以前不同。但通过此时士人所表达的内容来看，并无新思想和理性的人文主义，更多的是对此时社会打压下的一种消极反应，没有对晚明社会危机提出实质性的反思。

四、明末清初士人的救世举措

晚明时期，不少乡村社会已经笼罩在当地缙绅集团的声望之下，在此时期出现了饥荒、流贼以及清军南下等生存危机。以河南为例，到了崇祯年间，河南是遭受流贼破坏以及灾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明之末季，饥馑疾疫，转徙流亡，仅存十一于千百” 。[35](P336)自从李自成起兵之后，河南更是遭受大难，如“有诱而杀之者，有群捉一人而分食者”“城中粮尽，复乏外援，饿死者枕藉，人相食”。[36](P595)可见贼寇的暴虐给地方的生产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在末世之际，绅士集团也受到了极大损害，出于自身利益，缙绅集团也起到了一定救世作用。如崇祯十二年，河内县乡绅杨嗣修捐助修城[5](P217)。郭峪村的乡绅王重新出资修建城楼等防御工事，“一切物料、工人，悉乡人随意捐输。富者出财，贫者出力”。[37](P180)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河南当地士人集团对于当地乡里的积极作用，在抵御流寇劫掠自身财富的同时，也毁家纾难，帮助了不少当地百姓免遭屠戮。这种儒家仁义的思想在这时候体现出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危机以及救助了受难的百姓。尽管程度有限，在大方向上无法抵御流寇的扰乱和清军南下，但这种士大夫所体现的精神却践行了传统儒家的仁义、忠君等思想。而反观农民军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创伤是无法衡量的，在当今史学思想愈发自由的时代，也应该尽可能抛却过去比较武断的阶级史观。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晚明之后社会风气出现了明显变化，进而士大夫这一社会群体的集体性格也受到了影响，“躁竞”“激戾”“放纵”等表现变成了士人群体的特有性格。士人群体的变化对晚明社会的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对传统儒家等级秩序造成了冲击。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给明代社会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转型。在晚明士人冲击着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新的思想核心和道德标准并没有应运而生，而晚明士人的思想与行为，大多是发泄性质的，缺少理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