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变体”在12—14世纪初词坛的运行

沈松勤

一、问题的提出

王世贞说：“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①这是较早有系统地将词的发展总结为“正”“变”两大主脉，但明显含有崇“正”贬“变”之意。王士禛则指出：“语其正，则景（璟——引者注，下文同）、煜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大成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其变，陈、刘其余波也。”②认为开启“变体”者是苏轼而非温、韦；并强调“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③。邹祗谟以“篆籀变为行草”为喻，说明自“正”至“变”是词体内部的一种运作，不存在“前工而后拙”的问题④。事实上，“正”“变”各具特征，各有优长。两者联镳竞逐或此起彼伏，构成了词的历史。本文所要探讨的是12—14世纪初“苏辛变体”的运行轨迹。

所谓“12—14世纪初”，指1126—1320年前后。在此期间，经历了从“靖康之变”后的宋金对峙、元灭金朝到宋元对抗，最后元灭南宋的历史变迁。不过三大王朝的南北对峙及其兴衰交替，并没有阻碍或割裂词史的统一进程，反倒推进了词发展的步伐。成于苏轼、尽于辛弃疾的苏辛变体一路高歌奋进，其活动时空，并非传统词史研究所界定的仅在南宋王朝统治下的南方，同时也包括与南宋同时并存的北方金、元两朝以及元统一南北后的近半个世纪。此后，随着词的衰敝，暂告退隐。这是本文何以选择“12—14世纪初”进行研究的原因所在。

综观现有的词史研究，12—14世纪初的词史被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南宋词史”，二是“金源词史”，三是“金元词史”。三者以政治上的朝代史为框架，各自独立。书写“南宋词史”，基本不及金源或金元时期的词；书写“金源词史”或“金元词史”，同样很少关注南宋时期的词，体现为“朝代词史观”。而金源或金元词史的书写则进一步强化了词史的地域与王朝壁垒。相对于南宋词的研究，金元词的研究曾长期门庭冷落，至近代况周颐，这一境况才有所改观。况周颐《蕙风词话》以四分之一的篇幅，对道教词以外的金元词的源流、词人、风格等作了一系列论述，尤其从“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政同，疆域之不同”的角度强调：“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遁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⑤这为当代金元词研究导夫先路。1991年，刘扬忠根据况周颐关于金源词的论述，撰文呼吁，“认真地探讨和阐明金代文学的这种独特性，并将它与南宋文学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写出一部金词发展史”⑥。该文得到大陆学界的广泛响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有多部金源或金元词史专著问世⑦。综观这些成果，大都从地域、民族、政治、文化等角度，对金源和金元之际词人群体、词学思想、创作风格等进行考察，不少学者还借用清人“北宗词”与“南宗词”的概念，区别金源词与南宋词“显而易见”的不同，多维度地阐释金源词的“独特性”。

不过，在强调金源词的独特性与个性的同时，能否将金源词置于词体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关注其规律性与共性？在宋元之际，词的发展是否随着南宋王朝的消失而终止？进而言之，在现有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化12—14世纪初的词史研究？笔者认为，打破目前的研究格局，跨越地域与王朝的界线，从“体派”与“体派”所遵循的规范体系的角度予以探讨，不失为揭示这一时期词合乎史实演变轨迹的有效做法。

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社会世界是由规范语境构成的，而规范语境则明确了哪些互动属于合理人际总体关系中的一个方面。”⑧在文学世界里，任何一种成熟的文体也是由其自身的规范体系构成的，规范体系明确了该文体的形成及其特性。人们在创作这种文体时，先须认同和获取其规范的内涵与边界，即所谓“辨体”，所以有人认为，研究“文学上某一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另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⑨。这无疑也是词史研究的一条路径。在词史上，苏轼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原因在于两家词风都为“豪放”、均属“变体”，或两家为“苏辛派”的代表。梁启超评李清照《渔家傲》说：“此绝似苏辛派。”⑩所指即此。先师吴熊和先生曾概述“苏辛派”的基本阵营：“北宋灭亡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支。一派传于南，则为叶梦得、陈与义、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南宋词人，在南渡后的词坛一时成为主流。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遂与苏轼合称苏辛词派。一派传于北，则为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金源词人。”⑪从中昭示了这一时期南北词的同源同质。不过，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

首先，“苏辛词派”的活动并非止于南宋或金源。据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统计，在现存的元好问近四百首词作中，可以确定创作于金亡前的作品约一百首，绝大多数为入元后二十多年间的作品。又据王博文说，继苏、辛词之“雄词英气”者，为元好问；“继遗山者，不属太素（白朴），而奚属哉”⑫？白朴卒于大德十年（1306），而在延祐（1314—1320）年间，“苏辛词派”的殿军张埜仍活跃于词坛。这些足以表明，南宋灭亡后的近半个世纪，词坛依然回荡着“苏辛变体”的高亢之音。

其次，“苏辛词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而属于传统词学中的“体派”。在词学史上，首先从“体派”的角度明确提出“词体”概念的是张綖。他说：“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⑬自此以后有了“婉约派”与“豪放派”之目。但张綖所谓“体”，是指表现风格，以“婉约”与“豪放”囊括词史上的“体派”，过于宽泛。陈廷焯从风格出发以“体”划“派”，将唐宋著名词人分为14个“体派”，其中有一人为一个“体派”者⑭，则太过繁琐。“体派”也是一个诗学概念。有学者在辨析古代诗歌“体派”概念时指出：“‘体’亦统摄性极强，可能指涉体用、体貌、体式、体势、体裁、体类、体制、体法、体性、体律、体度、体要、体格、体气、体致、体理、体统、体韵、体意、体样等等，其内涵远非风格所能囊括。”而“中国古典诗学中带有派别意味的‘体’，可能指称该派在理论主张或创作倾向上呈现的某种共性”⑮。词史上的“体派”亦当如是观。蔡小石说：“词胜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⑯就是以不同的“体”而非创作风格鉴别词派的；或者说，词的“体派”赖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其“体”在运行中所形成的惯例及其规范体系；其中的某些规范要素代表着该“体”的核心特质，如蔡小石所说的“姜张派”的“格”，“苏辛派”的“气”，“秦柳派”的“情”。

二、“苏辛变体”的规范体系

张之翰有诗云：“作诗作文乃如此，况复大小乐府词。留连光景足妖态，悲歌慷慨多雄姿。秦晁贺晏周柳康，气骨渐弱孰纲维。稼翁独发坡仙秘，圣处往往非人为。”⑰他提出“悲歌慷慨多雄姿”的“气骨”，原为苏词之“秘”，后为辛弃疾所发。个中原因，范开认为，在于苏轼“未尝有作之之意”，而是“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辛弃疾也“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故其词“不能不坡若”⑱。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辛弃疾则为之张扬加厉：“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⑲从“遗传基因”的角度，揭示了稼轩词“不能不坡若”的原因。范开、刘辰翁、张之翰的这些论述虽旨在说明苏、辛词的关系，却为我们考察整个苏辛变体的创作惯例及其规范体系，指示了认知的方向。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用上的规范

文人词在建构之初，其体用为应歌娱乐。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云：“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⑳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也说：“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㉑均指出了词在当时的应歌情形。被视为文人词鼻祖的《花间集》，属“伶工之词”，其体“用助妖娆之态”，“用资羽盖之欢”㉒，进一步强化了应歌娱乐的功用，遂成一种规范，长期被词人所采纳。北宋李之仪说，作词当“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㉓。可见花间词在后世词坛的规范效应。

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㉔李煜于亡国后所作之词，虽脱伶工口吻，自写身世之感，但“用资羽盖之欢”的“伶工之词”依然是词坛主流。至苏轼，“士大夫之词”才真正确立。他创作了大量“如诗如文”的诗化之词。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作于熙宁八年（1075）西北战事紧张之际，上片写打猎，下片言请战，一派豪情壮志；再如贬谪黄州时期所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激赏周瑜的功名中深自感喟，在感喟中又超然自适㉕。苏轼词打破了自《花间集》以来词在体用上已有的惯例和既定的规范，将词笔伸向了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从此，词像传统诗歌一样成了士大夫表达性情志向的一种载体。

然而，在苏轼生前和生后的二十余年里，其诗化之词既没有得到词人的广泛认同，又被视为“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变体㉖。“靖康之变”是苏轼变体走向词坛前列的动因，由此，苏轼变体成了词人创作的主流选择，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朱熹论张孝祥词时所说：“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虏、扫清中原之意。”㉗辛弃疾词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前韵》“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㉘，或书写渴望横槊马上，“擒灭仇虏”，建立不世功勋之志；或抒发年华老大、壮志难酬之恨，进一步拓展了苏轼变体的体用。

在南方，经过自张孝祥至辛弃疾的拓展，苏辛变体体用成了陆游、陈亮、刘过等在内的苏辛体派所采纳的规范。在金源，恪守苏轼变体体用，同样成为词坛创作的一种惯例。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云：词“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皆自坡发之。近岁新轩张胜予，亦东坡发之者”㉙。其实，取径苏词，吟咏情性，也是其他金源词人的创作选择。蔡松年《念奴娇·还都后诸公见追和赤壁词，用韵者凡六人》和赵秉文《缺月挂疏桐·拟东坡作》㉚以及元好问《鹧鸪天·效东坡体》㉛，便体现了对苏轼创作倾向及其词体特性的认同和采纳，其中就包括了体用。

（二）体格上的规范

古典诗学中的“体格”，多指诗歌在品格上的格调。胡应麟说：“中唐淘洗清空，写送流亮，七言律至是，殆于无可指摘，而体格渐卑，气运日薄，衰态毕露矣。”㉜魏庆之评僧祖可诗：“观其体格，亦不过烟云、草树、山川、鸥鸟而已。”㉝均就品格上的格调不高而言。清四库馆臣指出：“词、曲二体，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㉞也是在以品格论词的体格。不过，四库馆臣所说的“体格”，是指以“用资羽盖之欢”为体用的花间词，苏辛变体因成为士大夫性情志向的载体，故呈现出新的体格。

谢章铤说：“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㉟人的品格与词的品格互为表里，是苏辛变体体格构成的惯例与规范。不妨以苏轼《临江仙》为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㊱该词作于黄州贬所。《苏氏易传》：“《彖》曰：‘乘木舟虚。’……乘天下之至顺而行于人之所说（悦），必无心者也。‘舟虚’者，无心之谓也。”㊲词中的“小舟”，就是这里的“虚舟”。小舟逝于“縠纹平”的江上，是无心状态的形象化，目的就是为了乘天之理而入“人之所说”的人事，也就是以一种无执念的精神状态，直面当下际遇。全词所表现的是词人遭受政治上的打击，内心非但不为所动，反而气冲神定、超然自得。苏轼的黄州词大都如此，展示了作者的自我形象及精神品格，读后“使人登高望远，举眉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㊳。

人品与词品互为表里，同样是辛弃疾词体格生成的惯例。辛词是作者一生肝胆的写照，洋溢着“忠义之心、刚大之气”㊴，其《西江月·遣兴》便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㊵通篇围绕一个“醉”字展开，满纸醉态醉语，醉眼朦胧，表面上把自己描绘成乘醉自乐、不拘行迹的样子，实际上借醉抒愁泄愤。“欢笑”唯在“醉里”，则醒时满怀皆愁可知。下片写松边醉倒，犹自以为不醉，与松对话，并状疑松“来扶”时“推松”的醉态，呈现了身醉倒而雄心不倒的英雄本色和独立不倚的倔强品格。

就具体性格而言，辛弃疾与苏轼不尽相同，但在作为士大夫的性情志向以及“词中有人，词中有品”上，两人并无二致。进而言之，无论南方抑或金源，苏辛体派中的词人个性虽各具特征，但士大夫人品与词品互为表里，却是他们共同遵循的规范原则。如元好问《临江仙·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 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㊶与苏轼、辛弃疾一样，元好问怀抱匡世救时之志，但当时金源在蒙古的侵逼下，日见腐朽。兴定五年（1221），元好问第三次赴京应试，虽登第却未能授官，失意还家。这首词作于次年回登封途中。词以浩叹古今英雄皆尘土的悲剧命运起，以穷通得失置之度外结，正是对国事日蹙、功业难就的心境的写照。所以，越说“盖世功名将底用”，越是“浩歌一曲酒千钟”的诗酒放任，越见其内心的激愤，人的品格与词的品格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三）体气上的规范

在词史上，苏辛变体新的体用，孕育了新的体格，新的体格又形成了相应的体气。其体气的呈现表现为两个方面：在创作主体上，“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故以气为主，以意为上；在遣辞造境、抒情达意上，虽“横竖烂漫”，却辞与气、境与意相辅相成。

王士禛说：“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君子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之属是也。”㊷按创作主体特质的不同，将唐宋词人划分为四大类型。其中“英雄之词”的特征为前引张之翰、王博文语所说“悲歌慷慨多雄姿”的“气骨”，一派雄词英气。然而，人们言及“英雄之词”时，或仅指苏轼与陆游、辛弃疾、刘克庄等南宋词人，不及金源作者；或将雄词英气归为金源作者，不及辛弃疾以外的南宋词人，并将辛弃疾与金源词人之作中的“英气”归结于环境“基因”。赵文《吴山房乐府序》说：

渡江以后，康伯可未离宣和间一种风气，君子以是知宋之不能复中原也。近世辛幼安跌宕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玉树后庭花》盛，陈亡；清真盛，宋亡。可畏哉！㊸

将文学作品与政治隆污、朝代存亡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常见现象，但赵文从地理环境角度论词的特征和优劣，并把词坛宗尚分为南、北两派，这个看法影响深远。赵翼就将元好问“慷慨悲歌”之作的成因总结为“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为豪健英杰之气”㊹。龙榆生也认为：“稼轩以二十三岁，自金归宋。其词格之养成，必于居金国时早植根柢。”㊺意即辛弃疾词虽作于南方，其体格却根植于金源。前引况周颐语也以南北不同的环境“基因”为依据，分析了南宋词与金源词的不同。诚然，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有一定影响，但对词的体用、体格与体气的形成，影响并不大。在北宋词人中，不乏中原豪杰之士，但他们的创作倾向与南方词人一样“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恪守“花间”规范，“以绮语相高”。就苏辛体派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元好问而言，也非远离“绮语”。施蛰存仿赵崇祚《花间集》而编的《宋花间集》，均选有苏、辛“以绮语相高”的“花间词”㊻；元好问也承认，在自己的《遗山乐府》中，不乏“绮语”㊼。再说，在染指绮语的同时，开启别具雄词英气之变体者，并非北方豪杰之士，倒是生长在景色秀丽的眉山的苏轼。从恪守“花间”规范到苏轼创立变体，其实是词的规范体系运行的结果；或者说，苏辛变体打破“花间”规范，形成新的体用、体格与体气，属于词在世情的助推下出现的从一个规范体系到另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在新的体用与体格的基础上，展现以雄词英气为特征的体气，则为南北苏辛变体作者在创作时形成的一种惯例和规范体系，并非源自中原的“豪健英杰之气”，但金源词人丰富了雄词英气，壮大并延伸了苏辛变体的生命力，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夏承焘说：“李、杜以降，诗之门户尽辟矣。非纵横排奡，不能开径孤行为昌黎也。词至东坡，《花间》《畹兰》，夷为九馗五剧矣。其突起为深陵奥谷，为高江急峡，若昌黎之于诗者，稼轩也……坡、稼本不尽同；而文事尚变，推演递渐，固亦势运所必然。”㊽在“文事”上，将苏、辛词比作杜、韩诗，揭示其遣辞造境、表情达意时，逞才使气，横竖烂漫，纵横排奡，如诗如文，如百川归海，形成大气包举之势，与其内在的志气互为表里。这是苏、辛也是南北苏辛体派共同具有的“文事”特征。元好问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稼轩豪迈之气”㊾，“足以追稼轩”㊿，便是一例。所谓“文事尚变，推演递渐，固亦势运所必然”，其实就是苏辛变体在表现体气时的惯例与规范使然，因而在“法度”上，往往“曲子束缚不住”，守乎律而不囿于律，循乎法而不囿于法。苏、辛词如此，苏辛变体的作者也不例外。如元前期刘秉忠词“雄廓而不失之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周旋于法度之中，而声情识力常若有余于法度之外”。

从体用到体格，由体格到体气，形成了苏辛变体固有的规范体系；反言之，其规范体系运行，孕育了苏辛变体，使之在花间体派莹冰晖露、不著迹象的“正体”与姜张体派辞语尔雅、恪守音律的新“正体”以外，别树一格，为载负时代精神、展示词人个性提供了更自由、更宽广的空间与性能。

三、“苏辛变体”的运行

12—14世纪初是词全面拓展的时期。拓展的主力，当推先后崛起的苏辛体派与姜张体派两大词人群，他们以不同的“体”，丰富了词的内涵，共同谱写了词的鼎盛历史。就苏辛变体而言，其运行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初盛期

公元1126年的“靖康之变”所导致的宋金对峙，将原本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的词人划入了南北两大不同的王朝阵营，但在“靖康之变”后的近四十年间，南北词人却形成了同源同质的一个体派。在时代的剧变中，这个体派将苏辛变体推向了词坛的前列。

苏轼所创变体，因“要非本色”，在当时尚未成为词坛主流。与苏轼同时的周邦彦，则是继柳永后“最为知音”且创调最多的当行作家。张炎称周邦彦“负一代词名”；沈义父则主张“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事实上，周词对姜张体派影响不小。然而，从现存金源词乃至“靖康之变”后近四十年的南方词坛看，均不存在宗尚周词的倾向。究其原因，在于南北词人不认同周词而共同取径苏轼变体。在金源，蔡松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试看其《念奴娇》：

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璧。五亩苍烟，一丘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

该词小序云：“还都后诸公见追和赤壁词，用韵者凡六人，亦复重赋。”现虽不知“诸公”为何人，其词亦不复存世，但从中可见当时金源词人群体性取径苏轼变体之一斑。所步苏轼原韵《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了深刻的悲剧感和超越悲剧感的豪逸英气。蔡松年步韵用了王衍、谢安、王羲之三个典故，在“文事”上与原韵一样逞才使气；在内在的体格与体气上，呈现了从人生悲剧感中超越出来的豪逸英气。再就步韵而言，属于“因文造情”，但蔡松年所“造”之情来自对苏词之情的高度认同，并有强烈的抒发渴望，故又属于“因情造文”。因此，虽属步韵，却如元好问所说：“此歌以‘离骚痛饮’为首句，公乐府中最得意者，读之则知平生自处，为可见矣。”当然，蔡松年赓和苏词的作品，远不止这一首，综观其《明秀集》中非赓和之作，也大都践行了苏轼变体的规范体系，并树立了北方词坛的创作典范。

其实，蔡松年与当时其他金源词人吴激等，原本就是宋儒，只是后来成了金人，但作为词人，他们却延续了故朝词脉，取径苏词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倾向。南渡后的南方词坛，虽有继承大晟乐、专作应制词的康与之、曹勋等，但无疑应以苏辛体派为主角。如张孝祥词“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与苏轼词“同一关键”。张元干南渡后一变以往妩秀之体而为慷慨悲歌，创作了不少具有雄词英气的变体之作，如《贺新郎·寄李伯丞相》：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绍兴八年（1138），李纲上书反对宋金和议，被罢居福建长乐，张元干作此词，相互勉励。“要斩”一韵连用汉代傅介子和王昭君两个典故，抒发坚定不渝的抗金志向以及因朝廷屈辱求和而痛彻心扉的遗恨。全词抑塞而又奋发，沉郁而又雄壮，壮声英慨，凌厉无前，既是李纲也是作者自我情志的写照，在词坛率先树起了堂堂正正之旗。

如果说在北方，蔡松年是苏轼变体规范体系的倡导者，那么在南方，张元干、张孝祥则上承东坡，下启稼轩，他们与南北词人合力促进了苏辛变体的运行，使之形成初盛局面。

（二）盛行期

公元1161年前后，随着蔡松年、张元干等南北前辈词人相继去世，辛弃疾、赵秉文等新一代词人分别崛起于南北词坛，苏辛变体进入了盛行期。

辛弃疾作词630余首，是有词以来作词数量最多的一位词人。其词“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的特点，但最为突出的还是“不能不坡若”的变体，在体用、体格、体气上，上承张元干、张孝祥，进一步拓展了苏辛变体，成了12—14世纪初变体史上的一座丰碑。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辛词起自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迄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这一时期及向后延伸近二十年，南北众多变体作者犹如众星捧月，烘托起辛词这座丰碑。

在这一时期的南方词坛，有有意学辛词而被视为稼轩传人的刘过、黄机等，也有众多与辛弃疾声息相通者，其中具代表性的当推韩元吉、陆游、陈亮。韩元吉长于辛弃疾，前与张孝祥，后与辛弃疾、陆游等人邮词往来。如其《水龙吟·寿辛侍郎》上片云：“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燕然未勒，渡泸声在，宸衷怀旧。”辛弃疾也作词相和，以寿韩元吉，和韵以“平戎万里，功名本是”自许。两者虽均为寿词，却慷慨悲歌，以匡复志事、整顿乾坤相激励，一派雄词英气。陆游《蝶恋花》（桐叶晨飘蛩夜语）、《谢春池》（壮岁从戎）、《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诸作，抒写匡复志事，“亦辛稼轩之流”，其中“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陈亮与辛弃疾交谊甚厚。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从浙江永康至江西上饶，探访辛弃疾，二人“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其《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二首，就是当时“极论世事”之作，与辛词“同一关键”，尤其是《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说：“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该词就是这一政见的艺术呈现，立意深远，高亢雄壮。过片“尧之都”以下五句，突破词式，近于散句，以二十字作一长句，气吐如虹，又如利剑出鞘，比稼轩词更为激越雄豪。

这一时期的北方，词人辈出，王寂、赵可、刘仲尹、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完颜璹等，相继染指词事，惜存词不多。不过，他们步武前期蔡松年倡导的苏轼变体之迹，分明可见。如以苏轼“大江东去”词句为《念奴娇》的别名，始于王寂；又王寂《水调歌头》序云：“戊甲季秋月十有九日，赏芙蓉于汝南佑德观。酒酣，为赋‘明月几时有’，盖暮年游宦之情不能已矣。”赵秉文《大江东去·用东坡先生韵》《缺月挂疏桐·拟东坡作》，均有意效苏轼变体，吐属近似。又如完颜璹《沁园春》：

壮岁耽书，黄卷青灯，留连寸阴。到中年赢得，清贫更甚，苍颜明镜，白发轻簪。衲被蒙头，草鞋著脚，风雨萧萧秋意深。凄凉否，瓶中匮粟，指下忘琴。 一篇梁甫高吟，看谷变陵迁古又今。便离骚经了，灵光赋就，行歌白雪，愈少知音。试问先生，如何即是，布袖长垂不上襟。掀髯笑，一杯有味，万事无心。

完颜璹虽为“宗室中第一流人”，但“出入皆有籍，诃问严甚”。这首《沁园春》表现的就是作者处于这种境况中的无奈以及在无奈中随缘忘机、萧散淡泊的意绪，既有苏词之清，又有辛词之健，融清、健于一体。

不难看出，从王寂到完颜璹，取径苏辛变体是这一时期北方词人一以贯之的创作倾向，在体用、体格与体气上，与同时期的南方苏辛体派遥相呼应，共同促成了苏辛变体的旺盛局面。

（三）再盛期

至公元1220年前后，南方辛弃疾及其友军与北方王寂、赵可等相继去世多年，党怀英、王庭筠等也随之先后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刘克庄三十三岁，元好问三十岁，均在词坛崭露头角。后人根据他们的一生创作，称刘克庄“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于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元好问“上逼苏、辛，次者亦在西樵、放翁间”。就创作成就或词史地位而言，刘、元虽不能与苏、辛鼎足而立，却是苏辛变体在13世纪中叶南北词坛的代表作家。以他们为代表的苏辛变体在至14世纪初的近九十年间，群星璀璨，连绵不绝，呈现出再盛局面。

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云：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 两河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陈子华出知真州，在理宗宝庆三年（1227）。词以北望中原时的发问开篇，揭调突兀，下片既奇峰突起，又陡转直下，沉郁凝重。全词立意高远，气势磅礴，体格、体气与辛词秘响相通。刘克庄《后村别调》收词122首，此词为其中之一。毛晋说，刘克庄“所撰《别调》一卷，大率与稼轩相类……其雄力足以排奡”。王初桐则云：“变调词辛、苏并称，当以稼轩为第一。刘龙洲、刘后村学稼轩者也，皆近乎粗。”评价虽不一，但都将刘克庄看作辛弃疾去世后苏辛体派的中坚力量。刘克庄以后，有文天祥及刘辰翁、刘将孙等众多南宋遗民，相继采纳苏辛变体的规范体系，抒情达意。如刘辰翁“《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刘将孙有《金缕曲·用稼轩韵》，又其“《摸鱼儿·己卯元夕》《甲申客路闻鹃》各一阕。己卯宋帝昺祥兴二年，是年宋亡。甲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五年。尚友两词并情文慷慨，骨干近苍”，皆集中体现了苏辛变体的体格与体气特征。

较诸刘辰翁、刘将孙，元好问早二十余年成为金代遗民。况周颐说：“元遗山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崔立采望，勒授要职，非其意指。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从现存金源词观之，元好问《遗山乐府》代表了蔡松年以来北方词的最高成就，也集中体现了北方词人对苏辛变体规范体系的采纳和践行。大量材料表明，与元好问同时的段克己、段成己、杨宏道、耶律楚材等，以及之后的白朴、王恽、张之翰、刘敏中、刘因、张埜等，也都取径苏辛变体。兹以张埜为例，略作考察。

张埜为张之翰子，生卒年不详，曾官翰林学士，有《古山乐府》二卷。其中《临江仙》序云：“戊午九月二十一日，宴罢直省，和徐工部韵。”“戊午”即延祐五年（1318），此为张词最晚的纪年，说明此年或此年后张埜尚在人世。也就是说，元统一南北后的近半个世纪，张埜仍活跃在词坛。李长翁说，张埜的“词林根柢，实得以西岩（张之翰）先生之嫡传”，其词“千变万态，高意语妙，真可与苏、辛诸公齐驱并驾”。虽有过誉，但将张埜视为苏辛变体的继承者，却是事实。张埜词中，有效法“稼轩体”之作，如《沁园春·止酒用稼轩体》二首，抒发“半世游从”“身世飘零”的人生感慨。又如《水龙吟》：

岭头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云气。遐方异域，当年滴尽，英雄清泪。星斗撑肠，云烟盈纸，纵横游戏。漫人间留得，阳春白雪，千载下，无人继。 不见戟门华第。见萧萧竹枯松悴。问谁料理，带湖烟景，瓢泉风味。万里中原，不堪回首，人生如寄。且临风高唱，逍遥旧曲，为先生酹。

序云：“酹辛稼轩墓，在分水岭下。”这是一首凭吊词，以无限崇敬之心、深沉感慨之情，将辛弃疾的凌云气概、英雄悲泪、纵横词篇以及故居风物，熔铸笔底，大气包举，既抉出了辛弃疾的英灵精魂与辛词心迹，又深得辛词体格的笔意与神髓，洵为辛弃疾的易代知音，也堪称14世纪初苏辛变体的有力殿军。

结 语

耶律铸《鹊桥仙》序云：“阆州得稼轩乐府全集，有《西江月》‘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闲宜睡。’或曰：不若道‘宜笑宜狂宜醉’，请促成之。”《元史》本传载：“戊午（1258），宪宗征蜀，诏铸领侍卫骁果以从，屡出奇计，攻下城邑。”则耶律铸于“阆州得稼轩乐府全集”，当在此年。又据王恽记载：“徒单侍讲与孟解元驾之亦善诵记，取新刊本《稼轩乐府》吴子音前序，一阅即诵，亦一字不遗。”孟解元驾之即孟攀鳞，《元史》有传，卒于至元四年（1267）。王恽《感皇恩》序云：“与客读《辛殿撰乐府全集》。”所指或吴子音所序之《稼轩乐府》，或耶律铸于“阆州得稼轩乐府全集”，但无论是哪种，都表明最迟至公元1258年，辛弃疾词集开始流布北方词坛；与此同时，至元二十三年，南方词人俞德邻作《奥屯提刑乐府序》云：“疆土既同，乃得见遗山元氏之作，为之起敬。”据此可知，元好问词也流布南方。这说明，在宋元对抗之际，词坛已打破了王朝与地域的壁垒，到元朝统一南北后，呈现全面融合局面。

诚然，这一融合使南北苏辛体派在采纳苏辛变体的规范体系中，有了文本上的保障，助推了苏辛变体的运行。不过，在此以前，王朝与地域上的南北分裂并没有割裂这一规范体系的运行。自“靖康之变”至南宋灭亡期间，虽然先后出现宋金对峙与宋元对抗，导致词人隔居南北，但作为苏辛体派，却南北合一，取径相同。因此，南北词人虽处于不同的王朝与地域，却以相同的创作倾向，共同谱写了一段体用、体格、体气相同的变体历史；苏辛变体并未因金朝或南宋的灭亡而终止，直至元朝统一南北后的近半个世纪，在元曲的强烈冲击和不断挤压下，才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高亢之音而暂告退隐。这也提醒我们，以政治上的朝代史为框架书写断代词史以及指导这一书写的“朝代词史观”，有重新审视和修正的必要。

① 王世贞：《艺苑巵言》，唐圭璋编校：《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

②㊷ 王士禛：《倚声初集序》，葛渭君编校：《词话丛编补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2页，第382页。

③ 王士禛：《渔洋词话》，《词话丛编补编》，第744页。

④ 邹祗谟：《倚声初集序》，《词话丛编补编》，第384页。

⑥ 刘扬忠：《从〈蕙风词话〉看金词发展的几个问题》，《阴山学刊》1991年第4期。

⑦ 如赵维江：《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丁放：《金元词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艺：《金代词人群体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静：《金词生成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定勇：《金词研究》，扬州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等。

⑧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⑨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⑩ 梁启超：《饮冰室词评》卷乙，《词话丛编》，第4308页。

⑪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

⑫ 王博文：《天籁集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六，清光绪十三年（1887）吴县灵芬阁活字版校印本。

⑬ 张綖：《诗余图谱》“凡例”，明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

⑭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词话丛编》，第3962页。

⑮陈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可能萌蘖——梁昆〈宋诗派别论〉的学术史意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⑯ 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词话丛编》，第3272页。

⑰ 张之翰：《方虚谷以诗饯余至松江因和韵奉答》，《西岩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⑱ 范开：《稼轩词序》，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

⑲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稼轩词编年笺注》“附录”，第596页。

⑳㉑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8页，第5156页。

㉒ 欧阳炯：《花间集叙》，赵崇祚编，李一氓校：《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㉓ 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1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㉔ 王国维：《人间词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197页。

㉖ 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9页。

㉗ 朱熹：《书张伯和诗词后》，《全宋文》第251册，第151页。

㉙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㉛㊶ 元好问著，赵永源校注：《遗山乐府校注》，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69页，第282页。

㉜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㉝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页。

㉞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07页。

㉟ 谢章铤著，刘荣平校注：《赌棋山庄词话校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㊲ 苏轼：《苏氏易传》卷一，《丛书集成初编》第393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

㊳ 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斐然集》卷一九，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3页。

㊴ 谢枋得：《宋辛稼轩先生墓记》，《全宋文》第355册，第119页。

㊸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0册，第71页。

㊹ 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7页。㊺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㊻ 施蛰存编有《宋花间集》《清花间集》各十卷，合刊为《花间新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㊼ 元好问：《自题乐府引》，《遗山乐府校注》“附录”，第821—822页。

㊽ 夏承焘：《〈稼轩词笺〉序》，《夏承焘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㊿ 郝经：《祭遗山先生文》，《全元文》第4册，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