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四季

2020-12-29 12:00:42 山花 2020年12期

很多年,“山花”一词除了包藏着地域性的界定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生命质感。这个词是文学的,更是一个异国漂泊的人对文学有关的想象的词汇。那时候这个词在思乡之情里,千丝万缕如词语本身一般温情。

确切地说,我是知道了《山花》才真正知道了文学杂志,知道了生活中的作家,并非只是我在书本中读到的大多已不在人世的作家。

记得刚写诗的时候,大概是11岁。那时我也并不知道诗是什么,胡乱地把心里想的写在纸片上。第一首诗《田》里“那些方方正正的田,竟比花还要灿烂”,得到了大人的表扬,很高兴。我不知道什么是发表,更不会知道文学杂志。

2008年12月9日,对我来说是个无法忘却的日子。那一天我失去了姥爷,同时我知道了发表,也知道了死亡。傍晚时分,我们正在给姥爷烧纸,谢挺老师来了。他拿了两本《山花》,是2008年11期,上面发了我一组诗,其中2005年写的《田》,2006年写的《家》和《目光》记忆犹深。

那一年我十四岁。不懂什么是珍重和节哀。那一年我的世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奶奶、姥爷、姥姥相继离世,在腾腾燃烧的火焰中,纸钱的烟雾,叩拜的起起落落里,让我不知拜的是先一个老人还是后一个。我并没有感知到发表的喜悦或者意义,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我的诗歌发表了,那似乎是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我只是知道我的名字落在了一本杂志上,像是某种我不会知道的秘密或启示。

后来我知道,那是一粒不为我知的种子,关于连接、关于想象、关于另一种样子,关于我对故乡的怀想、关于文学。《山花》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我对故乡回望中的温柔,是另一个世界的猜想和期待,也是通往童年在文联宿舍的温暖回忆,一种有关文学的接续。

记得刚发表诗歌时,在我的潜意识里是怕和“山花”扯上关系的。没在贵阳生活过的人估计不明白,对于青少年而言贵阳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山花”,从记事起就知道的“山花牛奶”。奶牛场就在花溪,小时候从那经过,大人会远远地指着奶牛场说,看那有很多花斑奶牛,你每天喝的牛奶就是从那里来的。我朝着大人指的方向看过去,不过是一些平常的房子,却让我感觉到山花牛奶贴近,让人放心。

每次放学回家在文联宿舍门口卖牛奶店铺,买两瓶酸奶早晚喝。酸奶透明的瓶身上面用楷体写着“山花”两个红色大字,瓶嘴上贴着斜纹的红色锡纸,我总是忍不住在路上用吸管轻轻一捅,边走边喝。酸奶两块钱一瓶,玻璃瓶收五毛押金,第二天将喝空了瓶子还回去。玻璃瓶不完好、不干净,押金不退。这就是我对“山花”最早的记忆。

两个风马牛不相干的“山花”,贴着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确切地说,“山花”是我关于记忆的延伸。我与《山花》的关系,可以说是我与记忆或者与文学的关系。说到文学,我不得不提到,那个梦是从什么地方隐约开始的。

实际上“牛奶的山花”是我与文学艺术相关联的最早启蒙时期,那时我们家住在市文联宿舍,那儿住着贵阳市精英式的艺术家们。文联宿舍是艺术启蒙之地,是我童年全部的世界。只是这个梦里面,我是一个他者,做的是别人的梦。那时我三岁左右,我们家搬进这个梦里,著名画家、诗人、作家、京剧演员,蓄着长发,留着胡子,带着墨镜在那个锈红色的大铁门里进进出出……

现在想想,这样的圈地划界颇似《高老头》的开篇,那个坐落在拉丁区和圣马尔索市郊之间的新圣热娜维也芙街上的“伏盖公寓”,里面租客的楼层变化时刻呼应着作品宏观世界里的权力、地位和兴衰。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吸引无数才华横溢的文人骚客,他们神秘、高雅,超凡脱俗与人间烟火无关。文联宿舍就是这样一个“客厅”。我每天站在大门口或者花台边,看着熟悉的艺术家们来来往往,他们和他们的朋友来来往往,弹琴的,唱歌的,写诗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构筑了一个我无法想象的世界。我也闹着学琴、画画、篆刻,都不用走出大门,虽然最终都不了了之,却给了我的艺术梦想实现的空间。

文联宿舍只有一栋楼,文联的职工分配完之后,给了市文化局三套,我们家正好在其中。记得最深刻的是伍元新爷爷,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娄山少年》,并当着我的面在扉页上写下:“宝宝小姐,长大切勿当作家!”。落款是1999年,那时我四岁,得到了第一本签名赠书。那时候在报纸上,电视上看见认识的人根本不稀奇,曾对表哥指着报纸说,这是“戴冰舅舅”。结果表哥丝毫不屑,随即叫出了,“巴金爷爷、冰心奶奶”。至此之后,我没再提过文联宿舍的人和事。

2006年,狮子山脚下的文联宿舍也遭遇了拆迁的命运,连通机场、未来方舟、乌当区的“渔安隧道”要从我们的脚下穿过。我不记得大家是怎么搬家的了,只记得画家们从别处搬运来的,有些年代的雕花石栏、石柱,凄凉地经历了它们不知是第几次被推倒废弃的命运,横在那儿等待,又一次离开。

文联宿舍不复存在,大家各奔东西。我与艺术文学有关的梦戛然而止。2008年的《山花》11期,为我重构了梦境,重构了文联宿舍,延伸了梦境与现实的记忆,作为一个隐喻式的存在,牵引着我。2008年至2015年间,我几乎每年都会在《山花》上发一组诗歌。2013年第2期的“诗人面对面”栏目中《做好自己,等待神谕》的访谈,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

《山花》的谢挺、杨打铁两位老师,我还是小小孩的时候就见过。而见到李寂荡主编、郑瞳和李晁两位编辑老师时,是我上大学后的一个饭局上。他们统一的印象是沉默少语,而李主编喝了酒后妙语连珠。除了李晁,他们的身份都是长辈,之后自然与李晁联系多一些。

记得我开始写小说是上大一的那个冬天。圣诞节邻居要去多伦多看望家人,临走前把他的两只狗交给我。身边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只有邻居家两条陌生的狗。五花八门的圣诞树异常的冰凉,像房檐上挂着的冰柱随时要砸下来碎在人身上。那段时间除了看书,就是无所事事地看着沙发上的狗打呼噜。晚上它们在雪地里奔跑,我跟在它们的后面呼哧呼哧地在黑暗里摸索,沿路把它们在雪地里的狗屎捡起来。回家后為了不让它们感冒,一边用吹风机为它们吹干,一边跟它们说话来平复内心的孤独。 我为我的工作感到悲哀,甚至为我的孤独悲哀。也就是那段时间里的某个黄昏,李晁建议我尝试写小说。那时心里很没有把握,虽然读了些小说,但如果到自己写时,就完全不一样了。我问李晁这样写行不行? 他说,你只管写。

之后我写出了发表在《上海文学》的《叔叔在印度》,那是2014年,我20岁。后来又完成了《街区那头》,发表在2015年《山花》第7期,同年因为这篇小说获得了首届“《山花》年度小说新人奖”。也是这篇小说的标题最后作了当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小说集的书名。

记得第一次去《山花》编辑部是夏天,我与李晁约好去看看。走在对于我本来就不熟悉的街道上,因为向警察问了当时《山花》所在地的科学路,还被随机抽查了身份证。从丁字形路口往上走到底,就看到省文联的牌子。电梯里面铺着红色的塑胶地毯,给人一种豪华的错觉,因为电梯外面的反差很大,让人一下子觉得暗了许多。那次我没有看到李主编,只看到了跟李晁一个办公室的郑瞳。他们的办公室很拥挤,到处堆放着各种杂志和稿件,一盆超大的龟贝植物挡住了半个窗户,窗户上也堆着稿子。

每一个人在前进的道路上,都需要一枝橄榄枝。《山花》在我的文学梦想尚未真正开始的时候,在我的心里埋下了种子,并不断地给这粒种子以雨露,激发它生长再生长。

作者简介:

蒋在,1994 年出生于贵阳。中国作协会员。英美文学硕士。诗歌、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十月》《钟山》《山花》《上海文学》等。小说集《街区那头》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8 年卷。参加第36届青春诗会,出版诗集《又一个春天》。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