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西晋文学情结与唐代文学的“祖宗之法”

吴光兴

除了作为帝王的政治功业之外，唐太宗李世民（598-649）①唐太宗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二十二）出生，已入公元599 年（1 月23 日）。依照旧历，年份（戊午）仍作598 年，以便与史料一致。也是一位文化建设、文艺创作方面有一定成就的创业之主②历史学家杨志玖曰：“他（唐太宗）半生戎马而留心经史，日理万机而注意文翰。他通经明史，能写文章，能作诗赋，还能写一笔好字，不愧是文化上的多面手。有了他的倡导，唐朝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军事大国，也是一个学术文化大国。”[1]（序P2）得之。《旧唐书·经籍志》：“《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2]（P2052）《新唐书·艺文志》：“《太宗集》四十卷。”[3]（P1597）《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唐太宗集》三卷，曰：“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馆阁书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后二卷为碑铭、书诏之属，而讹谬颇多。……非善本也。”[4]（P466）清编《全唐诗》卷一，辑诗一卷。清编《全唐文》卷四至卷十，辑文七卷[1]。。从观察唐代文学史、中国文学观念史角度看，他对晋朝文艺情有独钟的现象，以《晋书·陆机传论》为典型论调，将陆机（261-303）评价为“古今之最”③日本学者清水凯夫《论唐修〈晋书〉的性质》专节讨论“《晋书·陆机传》的改修”，由臧荣绪《晋书》（辑本）、唐修《晋书》两书《陆机传》收载陆机文章的比较，进而得出唐太宗《陆机传论》以政治标准为第一的论断，观点偏颇。孙明君《唐太宗〈陆机传论〉解析》，综合解读出唐太宗“宏丽慷慨”的诗学观及其文学史担当，阐释稍深。。本文试以由此反映的唐太宗西晋文学情结为中心点，将其置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隋唐文学两大文学史板块的过渡与演变的宏观过程之中，探索分析其语境因素，特别关注其作为唐代文学“祖宗之法”方面的意义。明人评论唐代文学总体上律余古歉，唐太宗的趣味具有作用，这一观点是颇有见识的。

一、唐太宗的西晋文学情结

唐太宗对于西晋文学的青睐，以唐朝官修《晋书》的御撰《陆机传论》为典型论调。其中曰：

制曰：古人云：“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迭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5]（P1487）评论从陆机、陆云兄弟珪璋特达、吴才晋用的身世开始。首先引用古代成语“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国的晋使回国，与令尹谈论比较两国人才，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6]（P1061-1062）楚国富有人才，都跑到晋国被任用。二陆兄弟出自东吴，入洛到西晋文名大显。“风鉴澄爽，神情俊迈”，观其全人，首先注目于风度神情，符合中古之品人习惯。接着，以“文”“论”（“文藻”“言论”）两大类总评其文学成就之超卓（“独步当时”“冠乎终古”）。下面，则运用三组对偶句分别从“词—意”“理—文”“词—义”三个层面具体地、综合地评述陆机的文学。其中，前两组以六朝玄学常用的意象譬喻为方式，揭示陆文既高朗又深秀、既繁密又连贯之显著特色，末组则论定为“博雅”。中古隋唐时代，文体论发达，“博雅”一品与王言雅颂关系密切，由此也可见唐太宗撰传论推崇陆机时内心所秉持的标准所在。最后，论定其文学史地位：“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枚马，指汉代辞赋代表作家枚乘、司马相如；王刘，指建安文学代表作家王粲、刘桢；四人被引来作为陆机文学的比较与陪衬。总之，陆机代表的西晋文学超过汉赋、建安文学，据有文学史的制高点。这就是《晋书·陆机传论》品文的结论。

陆机的文学成就与风格，在两晋南北朝隋初唐时期享有重誉，一流地位无可撼动，但是，被推崇至“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的高度还比较罕见①如此评价一位诗人，中古隋唐时代类似的例子，如梁钟嵘《诗品》之评价曹植，“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7]（P97-98）唐元和间元稹《杜工部墓係铭》之评价杜甫,“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8]（P706），值得品味。堪作观察贞观时期文学观念的“路标”之一。

审其缘由，唐官方修撰《晋书》130 卷，叙事从司马懿开始，到刘宋代晋为止，主要记载晋武帝泰始元年至恭帝元熙二年156 年史事，先后参预修书者21 人，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贞观二十二年（648）成书。唐太宗亲自撰写《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史论，唐人著录故有署“太宗文皇帝御撰”《晋书》的[2]（P2463）。《晋书》的修撰缘由，基于此前18 部晋史未能尽善。当然，新《晋书》问世不久，亦有不惬于众论者。《史通》卷四《论赞》曰：“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9]（P76）《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记载：“（新《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2]（P2463）新《晋书》撰史者多为文人，富有骈俪文学趣味、好采小说故事入书，刘知几秉持史学标准，给的评价并不高。

这部文学趣味比较浓郁的史书自然与文学有缘，《陆机传论》表达的观念与之倒很和谐。今即同书中检出评文之语数例，史论评夏侯湛：“孝若（按：湛字）掞蔚春华，时标丽藻。睹其《抵疑》诠理，本穷通于自天；作诰敷文，流英声于孝悌。旨深致远，殊有大雅之风烈焉。”评潘岳：“安仁（按：岳字）思绪云骞，词锋景焕，……潘著哀词，贯人灵之情性。……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又赞曰：“湛称弄翰，缛彩雕焕。……岳实含章，藻思抑扬。”[5]（P1525）《晋书·文苑传序》论一代文苑名辈：“并综採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5]（P2370）论曰：“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赞曰：“美哉群彦，扬蕤翰林。俱谐振玉，各擅锵金。……架彼辞人，共超清贯。”[5]（P2406-2407）总之，不出词藻唯美、金相玉质、清丽居宗的标准，《晋书》评文用语数例，一致反映了“晋—唐”文学史数百年间遥相呼应的共同价值基础。即《晋书》本书话语而论，《陆机传论》对于陆机的推崇显得并不突兀，反而是较为和谐的。

作为“太康之英”（钟嵘《诗品·序》），陆机以文才冠冕当世。文坛前辈张华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东晋葛洪称赞“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絶乎！”《晋书》本传曰：“天才秀逸，辞藻宏丽。”[5]（P1480-1481）

对于文学史上陆机的典范地位，近人王梦鸥指出，除了陆机的文论名篇《文赋》文本之外，必须开拓视野，追寻陆机文学思想的代表性。他进而揭发陆机的文学观念，“种种关系文辞气分的构造，其实都是一般对于诗的要求。……几乎任何一种文章，在他看来都著重在文辞的审美效果。”[10]（P103）从这方面看，《陆机传论》及《晋书》的文学趣味，与陆机本人观念就比较一致了。而从文学的功用即文学价值观方面看，陆机以诗为文的理论观念，加上他本人以身作则的典范作品的广泛流传，引导他的一代代传人“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萧统《文选序》），因而缔造了以审美为体、以娱悦为用的晋宋齐梁时代贵游文学传统。“贵游文学之特色，乃视写作为游艺之一端，故以意巧言妍为其论文的要旨。”[10]（P111）接过王氏的名论，要接着追问：在南北朝隋唐之际历史变迁的背景上，唐太宗《陆机传论》的文学理论观念，与上述文学史序列的关系如何？

二、《陆机传论》的观念史语境与“双典范”问题

唐太宗推崇陆机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属于个别性论点，而论端之起来，其文学史、文学观念史语境的因素则彰彰昭昭，可以检索而得。

以贞观十年密集成书的著名“五代史”（按：梁、陈、齐、周、隋）为例，《隋书·文学传序》出自贞观名臣魏徵大手笔，但是，“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没有正面论述汉魏晋宋的文学。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也以“沈休文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一笔带过。北朝三史文苑（文学）方面的序论，倒是未设“文苑（文学）传”的《北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有具体论述：

当涂受命，尤好虫篆；金行勃兴，无替前烈。曹、王、陈、阮，负宏衍之思，挺栋干于邓林；潘、陆、张、左，擅侈丽之才，饰羽仪于凤穴。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协，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兹为盛。

这一论述出自唐初史家令狐德棻，“当涂受命”“金行勃兴”，并论魏、晋文学之成就，梳理其中思路，又将“曹、王、陈、阮”与“潘、陆、张、左”代表的汉魏、西晋文学置于互相承接的文学环节，以“质文屡变”为机轴，进而论定二者“历选前英，于兹为盛”。平论“文”与“质”，双双推荐，这就形成了一种以汉魏、西晋代表文学的“双典范”模式。后来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就主要截取《周书》本篇内容而成。

比唐太宗同时稍早的特立独行的隋朝名儒王通（约584-617）在《中说·事君》篇曰：“子谓荀悦：史乎，史乎！谓陆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荀悦，汉献帝时侍讲禁中，依《汉书》著编年体《汉纪》，词约事详，申明制度，为史学名著。《事君》篇节录的这节谈话，通过“史乎史乎”“文乎文乎”的重言方式，表示王通对于荀悦史学、陆机文章给予的高度评价。这也证明唐太宗之推崇陆机为文学典范，在隋唐之际的代表性。

隋大业年间文人刘善经著名的《四声指归》曰：“陆公才高价重，绝世孤出，实辞人之龟镜，固难得文名焉。”[11]龟以卜吉凶，镜能别美恶，所谓“辞人之龟镜”即“文学之‘典范’”同义词，对陆机同样给予极高评价。隋唐之际“《文选》学”逐渐流行起来①《隋书·经籍志》：“《文选音》三卷，萧该撰。”《旧唐书·经籍志》：“《文选》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孙罗注。”“《文选音》十卷，萧该撰。”“又十卷，公孙罗撰。”“《文选音义》十卷，释道淹撰。”，今质《文选》选入的历代文人作品，陆机以44 篇居首，高于谢灵运32 篇、曹植27 篇②据《文选著者索引》[12]。，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陆机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极高地位与极大影响。

唐继隋起，隋出自北朝。由隋唐之际而上溯北朝。魏收《魏书·文苑传序》曰：“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同卷《温子昇传》引南朝梁武帝萧衍评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以此为例，可见以曹、陆为并驾齐驱文章双典范的观念，在六世纪北魏已经流行，历北周、隋而唐初。唐太宗的陆机论于此渊源颇为直截。太宗之后，“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和道士闺情诗启》曰：“子建（曹植）之牢笼群彦，士衡（陆机）之籍甚当时，并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13]（P222）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运用典故，“……曹子建皓首为期……陆平原终身流恨”[14]（P336），均以曹植、陆机并列，也反映了“双典范”文学评价的一时风会与话语惯例。

讨论及此，提醒我们要注意到南北分裂、“正闰”之辨、贵族社会三方面因素。首先，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长期是两个分裂的政治实体，南北对峙与战争的状况之下，尽管文化交流其实并未中断，有时还很热络、频繁，但是，非“统一”的状况之下，文化、文学方面隔离、隔膜的因素客观存在。由上文的探讨结论可知，唐太宗的陆机论，似乎与北魏、北周以降对于魏晋文学的一种认识习惯有关，这与南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以下资料反映的南朝相关认识有一定的、微妙的区别。其次，“十六国”以下的北方统治者，特别是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以下，得居中华旧壤，都认同统一的西晋王朝，以“正位”继承者自居，而以偏安江东的东晋王朝的南朝继承者处于“闰位”。陆机为西晋文学之冠冕，在北方更受推崇，也是顺理成章的。再次，唐太宗家族与隋王室有亲戚关系，隋室又与北周王室有亲戚关系，北方的最高统治者地位看起来就是由几个贵族家庭轮流把持而已。贵族阶级的文学趣味，容易指向游艺唯美方面，以“妍巧”（意巧言妍）为目标，陆机是这方面的文学典范，也是突出的理论家。作为君临天下的贵族一员，唐太宗本人崇尚陆机文学的趣味，也可以这么来理解。

三、唐太宗的文学修为与唐代文学“祖宗之法”

在数以千计的唐代诗人行列之中，就整个唐代而言，衡量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学成就，只能算个小诗人。但是，与他的同时代人比较，他的成就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尤其作为三百年王业的奠基之主，兼具有强烈的文艺兴趣与一定成就，这就不一般了。他的趣味，一定程度上具有唐代文学“祖宗之法”的意义。

关于唐太宗的文学生涯，李世民家族在北周、隋时期，功勋尚武门阀堪称第一等，但并非文学家族。《贞观政要》载：“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贞观九年，自述：“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15]（P349，533）《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附邓世隆传：“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数年之后，道致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唐太宗18 岁参预父亲唐高祖起兵之事、29 岁（武德九年，626）升为天子。少年时代没有特别的文学熏陶，文学生涯大致起步在武德、贞观之际的青年时代，主要通过与他的文学幕僚、侍臣的切磋互动而习得，因而是位典型的“唐代”诗人。

隋朝短祚，唐初诗坛的大诗人如虞世南（558-638）、褚亮（560-647）、李百药（665-648）等分别来自南朝、北朝，继而都经历隋朝，文学上继承徐陵、庾信代表的六朝为多。在老“遗民”诗人主导诗风的时代，唐太宗的文学风格究竟如何，不妨以《瀛奎律髓》所选诗为例来看。宋元之际，方回通选唐宋律诗，唐太宗有五首入录。《秋日》二首：

爽气澄兰沼，秋风动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丛金。

日岫高低影，云空点缀阴。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娱心。

菊散金风起，荷疎玉露圆。将秋数行雁，离夏几林蝉。

云凝愁半岭，霞碎缬高天。还似成都望，直见峨眉前。（《瀛奎律髓》卷十二）

方回对唐太宗诗评价不低，“作小小八句诗，压倒一时，文人、书生、瀛洲十八学士，及天下能言之人，焉不心服？”至于诗体源流，则以为“未脱陈、隋间气习。”方回从宋诗模式出发，赞《秋日》后篇“‘将秋’之联，系响字。‘霞碎缬高天’，‘缬’字甚妙”。明清评论家冯舒、纪昀评二诗属于唐初时代风格，有弹有赞，冯评前篇不分情景，诗风浑成；纪评“云凝愁半岭，霞碎缬高天”为好句。《秋日翠微宫》一首：

秋光凝翠岭，凉吹肃离宫。荷疎一盖缺，树冷半帷空。

侧阵移鸿影，圆花钉菊丛。摅怀俗尘外，高眺白云中。（《瀛奎律髓》卷十二）

方回赞“侧阵移鸿影，圆花钉菊丛”为佳句，冯舒欣赏结句“摅怀俗尘外，高眺白云中”，认为“后人不能如此结”。又有《守岁》诗：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瀛奎律髓》卷十六）

方回总评：“唐太宗才高。此诗尾句有把握，起句有两字为眼，殊不苟也。”纪昀认为：“初唐难得如此轻清之作。”《月晦》一首：

晦魄移中律，凝暄起丽城。罩云朝盖上，穿露晓珠呈。

笑树花分色，啼枝鸟合声。披襟欢眺望，极目畅春晴。（《瀛奎律髓》卷十六）

方回曰：“唐太宗三代而下英主也。……余事犹能作诗。虽未脱徐庾陈隋之气，句句说景，末乃归之于情，然此诗亦佳。五、六巧。”纪昀评：“五、六是齐、梁语。”明高棅按古、今分体选《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卷一选唐太宗《幸武功庆善宫赋》《正日临朝》《春日玄武门宴群臣》《经破薛举战地》《饮马长城窟行》五首，五言律诗卷一选《秋日》“爽气澄兰沼”一首，五言排律卷一选《宴山中》一首，高氏《唐诗拾遗》卷一补录五言古诗《帝京篇三首》《元日》《重幸武功》共五首，卷五增录五言八句《桃花》，共计选录13首[16]（P54，510，622，770，830）。

下面讨论唐太宗文学的“镇卷之作”《帝京篇》。这是件大作品，全篇十章，并冠以庄重的序文。历代对于唐太宗文学的评论，常聚焦于此；后人辑唐太宗文章，也以之冠于全集之首。意义重要，而相关论述似乎尚有一间未达。兹录全诗于下（序文以篇幅之故从略）：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其一）

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玉匣启龙图，金绳披凤篆。

韦编断仍续，缥帙舒还卷。对此乃淹留，欹案观坟典。（其二）

移步出词林，停舆欣武宴。琱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

惊雁落虚弦，啼猿悲急箭。阅赏诚多美，于兹乃忘倦。（其三）

鸣笳临乐馆，眺听欢芳节。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

彩凤肃来仪，玄鹤纷成列。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其四）

芳辰追逸趣，禁苑信多奇。桥形通汉上，峰势接云危。

烟霞交隐映，花鸟自参差。何如肆辙迹，万里赏瑶池。（其五）

飞盖去芳园，兰桡游翠渚。萍间日彩乱，荷处香风举。

桂楫满中川，弦歌振长屿。岂必汾河曲，方为欢宴所。（其六）

落日双阙昏，回舆九重暮。长烟散初碧，皎月澄轻素。

搴幌玩琴书，开轩引云雾。斜汉耿层阁，清风摇玉树。（其七）

欢乐难再逢，芳辰良可惜。玉酒泛云罍，兰殽陈绮席。

千钟合尧禹，百兽谐金石。得志重寸阴，忘怀轻尺璧。（其八）

建章欢赏夕，二八尽妖妍。罗绮昭阳殿，芬芳玳瑁筵。

佩移星正动，扇掩月初圆。无劳上悬圃，即此对神仙。（其九）

以兹游观极，悠然独长想。披卷览前踪，抚躬寻既往。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

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其十）[17]（卷一）

《帝京篇》问题丛聚，具体而言：

第一，诗歌还是乐府，文类、体裁定位的矛盾。对于唐人来说，这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唐诗文献规范多出于宋人，元明之后普遍流行，后人的处理方式为古人制造出了疑问。南北朝隋唐时期，文人诗歌作品与文人拟乐府作品之间，区别不太严格，杜甫“三吏”“三别”等新题乐府就是显例。唐太宗《帝京篇》由篇题来看，属于文人拟乐府作品，相关系列证据可以证成（见下）。但是，宋人《乐府诗集》不收《帝京篇》，后人有作组诗处理者。澄清其乐府文学的定位，则《帝京篇》非一组十篇的组诗，而是一篇换韵分章的乐府。相关评论，也要有意识联系其乐府文学的序列。

第二，《帝京篇》的渊源。唐诗文献渊薮《文苑英华》卷192 始辑乐府作品，该卷共计8 题，“帝京篇”名列其中（第三题）：京洛篇、帝王所居篇、帝京篇、煌煌京洛篇、新成安乐宫、凌云台、长安道、洛阳道。其中，“京洛篇”收梁简文帝萧纲、隋李巨仁作品，《文苑英华》该卷的价值，特别体现在将张正见《帝王所居篇》（同篇另一作者为梁戴暠）置唐太宗《帝京篇》之前为有识。成书于唐初武德年间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卷42 辑乐府，收曹丕四言《煌煌京洛行》、鲍照五言《代京洛篇》、萧纲《京洛篇》、戴暠《煌煌京洛篇》。《乐府诗集》卷39“《煌煌京洛行》五解”解题引南朝陈释智匠《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园桃》一篇。《乐府解题》曰：晋乐奏文帝‘夭夭园桃，无子空长。’”[18]（P582）辑诗则晋乐所奏魏文帝曹丕原词、附鲍照、梁简文帝萧纲、戴暠、张正见“千门俨西汉”之作。解题复曰：“若宋鲍照‘凤楼十二重’、梁戴暠‘欲知佳丽地’，始则盛称京洛之美，终言君恩歇薄，有怨旷沉沦之叹。”敏锐指出了京洛题材乐府创作的一个流派，鲍、戴的风格，将来骆宾王《帝京篇》推陈出新，成为典型代表。而双双失载《乐府诗集》的张正见《帝王所居篇》、唐太宗《帝京篇》，渊源于曹植《名都篇》等，以体会、描绘京都形胜、歌咏富贵生活为主题，构成京洛乐府题材之下的另一个风格流派。两个风格流派之间也有纠结与交错。

第三，唐太宗《帝京篇》“‘被淹没’的繁荣阶段”。如前所述，《帝京篇》是西晋入乐所奏的“煌煌京洛行（五解）”乐府文学系列的新成员。历史地看，它的先驱主要是南朝梁陈与隋朝的京洛主题作品数十篇，张正见《帝王所居篇》的启发尤其明显，除了词汇、构思等因素之外，《帝京篇》篇名当中的“帝”字，仅有张诗题目“帝王”二字与之相当，其他众作歌咏京洛、京都，题目却没有点出“帝王”因素。张诗曰：

崤函雄帝宅，宛雒壮皇居。紫微临复道，丹水亘通渠。

沉沉飞雨殿，蔼蔼承明庐。两宫分槩日，双阙并凌虚。

休气充青琐，荣光入绮疏。霞明仁寿镜，日照陵云书。

鸣鸾背鳷鹊，诏跸幸储胥。长杨飞玉辇，御宿陟金舆。

柳叶缇飘骑，槐花影翻车。薄暮归平乐，歌钟满玉除。（《文苑英华》卷192）

唐太宗《帝京篇》除拟定篇题之外，又由帝王亲自写作本人生活、摅发本人感想等创新。写作本身亦精心结撰、规模弘巨，综合诸方面因素，当时影响必定很大。相关因素可以提出者，一者，上文提及的唐初诗坛大诗人虞世南、褚亮、李百药分别有《赋得吴都》《赋得蜀都》《赋得魏都》五言诗传世，这组作品，反映了当时京都主题诗歌的热度，也会引起一定热潮。文学上唐太宗当然还是个晚辈，可能受到影响。二者，唐太宗制《帝京篇》，命李百药和作，叹其精妙，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2]（P2577）三者，褚遂良以亲信大臣兼擅书法，有贞观十九年八月《帝京篇》行书贴传世①《金石录》卷二：“第五百九十六《唐帝京篇》。太宗御制，褚遂良行书，贞观十九年八月。”。四者，近世敦煌出土初唐诗选《珠英集》，发现失名作者五言诗《帝京篇》②学者疑作者为李百药曾孙李羲仲[19]。，也证明初唐时期“帝京篇”的写作热度。五者，初唐骆宾王名作歌行体《帝京篇》，时间上晚出数十年，体制上以七言为主，比唐太宗《帝京篇》更富有创新。尽管如此，其中仍包含一定数量五言诗句，对于发展中的五言今体格律有所吸收③参见马茂元论述[13]（P435）。，因而成其伟篇。李、骆同名而不同体制、不同流派的作品，大体上青出于蓝。

第四，对于唐人古题乐府作品，近人王运熙评论：“唐人的古题乐府，与南朝文人之作不同，常常能突破原来的题材和主题，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新颖的面貌，再加上艺术技巧的卓越，因而成就斐然。”[20]（P353）这是以李白、高适等人为例而得出的结论，然而，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论唐人古乐府文学新道路之开辟，唐太宗《帝京篇》“与有荣焉”，他在乐府旧题之下写自身经历与感想，继承西晋以下特别是南朝经验的基础之上，《帝京篇》的写作方式具有继往开来的创新性。

第五，《帝京篇》文本的成就与价值。作为帝王之尊，在《帝京篇》题目之下写作，自由也是有限度的。诗序曰“万机之暇”“百王之末”，显然，作诗撰序时，皇帝的身份自觉意识非常明确，这就为相关论述预设了一个政教的框架。“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对于华实相符的中和之道的坚持，不能忽视其中励精图治的正义宣誓因素。

《帝京篇》全篇谋篇布局具有一定的宏大气质，论词采格律等文学因素则基本沿袭南朝传统。如第九章吟咏宫中美人声色足够享受，批评周穆王穷极求仙之游历。诗歌轻丽，格调类似宫体诗。“唐初一般人（包括贞观君臣）仍十分重视综缉词采，错比文华的文辞声色之美，与南朝人并无二致。”[21]（P44）

从文学史分期看，唐太宗的文学属于7 世纪20 至60 年代唐初“李百药—上官仪”时代。《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节引初唐人论声律“平头”，曰：“此而或犯，未曰知音。今代文人李安平、上官仪，皆所不能免也。”[11]（P402）称李百药（李安平）、上官仪为“今代文人”，显然唐初时期的语气。唐初李百药最工五言，几乎独擅一代诗名，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84 岁。上官仪贞观初进士及第，以文学得唐太宗赏识，参预贞观二十年（646）《晋书》修撰。“时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2]（P2743）在贞观之后五六十年代的唐高宗初年，官位隆重的上官仪成为一代风雅主，有“上官体”流行文坛。“（仪）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2]（P2743）麟德元年（664）上官仪死于政变。

唐太宗厕身其中的就是从李百药到上官仪的数代工为五言诗的文学作者行列。文学史上，这个作者共同体承担着将齐梁陈隋的文学过渡至沈佺期、宋之问代表的七八世纪之交律诗定型、打造唐代文学“门户”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文学史阶段，纳入当时流行的文学“古—今”大框架观察，天平显然倾向于“今”体一边。6 世纪《颜氏家训·文章》篇的论述可为参考：“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而就历史的序列看，南北朝工为绮丽的“今”体（或“新体”）主导的文学传统，往往溯源至陆机代表的西晋文学。

8 世纪开元、天宝时期的文人也还置身于类似传统之中，天宝十二载（753）唐人选唐诗名著殷璠《河岳英灵集》成书，其时，唐太宗去世已逾百年。该集《论》开宗明义，畅叙“音律”之重要：“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宁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22]（P119）该《论》评价所选开元、天宝诗：“言气骨则建安为传（按：一作“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22]（P119）平举“气骨”“宫商”、并论“建安”“太康”。“宫商”即声律，以“太康”为参照系与评价标准，与唐太宗的论文话语、观念一致，仍可见“北朝系”魏晋文学史“双典范”话语模式的潜在影响。

随着唐代文学自身成就的不断取得，后来推崇陆机的声势看起来不如从前，但是，唐人文学史观之中的代有传人，与西晋文学关系仍很密切。例如，《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曰：

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庾，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

这里，自西晋潘岳、陆机而下，有鲍照、谢灵运……徐陵、庾信，唐初太宗、高宗时代有虞世南、许敬宗、苏味道、李峤等，该《传论》往下没有叙述到的则有沈佺期、宋之问，王维、崔颢，钱起、郎士元等，直抵八九世纪之交“元和诗变”的代表诗人元稹、白居易。这样一个自西晋陆机时代而下的接力式的诗人序列，显示了唐代文学源流变迁的原生态。因为行文的缘故，这节论述忽略掉建安、永明阶段，互见于同文另处。《旧唐书·文苑传序》列举唐代文学成就，称及诗歌方面，曰“王维、杜甫之雕虫……自是天机秀绝”，以“雕虫”指称“诗歌”的用法，也值得品味。“雕虫”一词，出自西汉末大儒兼辞赋名家扬雄（前53-18）“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23]（P45）的名论。扬雄早年以辞赋而崛起文坛，晚年著论，反思辞赋文学“淫丽”特色，悔其少作，进而提出文学复古的主张。但是，《旧唐书》此节用例反映的唐人趣味，以“雕虫”一词称述王维、杜甫等一代诗人的成就。可见其文学认知的观念基础，以雕章琢句为诗歌之专业。

《新唐书·文艺传序》记载：“唐有天下三百年，……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近人罗根泽（1900-1960）曰：“齐梁陈隋的淫巧之文，已由历史的领导，深深的刻入文人的脑府，造成文学的作风。”[24]（P119）“诗重声韵格律，由是成功属对精密的律诗。”[24]（P119）与前揭《旧唐书·文苑传序》以“雕虫”为唐诗成就之例可为互证。明代胡应麟评论：“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赡精华，最为杰作。视梁陈神韵少减，而富丽过之。无论大略，即雄才自当驱走一世。然使三百年中律有余、古不足，已兆端此矣。”[25]（P43）

总之，由唐太宗《晋书·陆机传论》推崇陆机的论调，进而追究唐代文学古、今分途的基本生态与视野，可知唐太宗奠基的唐代文学“祖宗之法”，重视文学文本的声对唯美，终唐之世，其影响力绵远流长，值得关注。这也不失为千载之下我们思考唐代文学奥秘的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