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角色定位
——基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文本研究

刘征汇 赖熹姬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00）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绕不开的世界性难题，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复涉及和不断完善的理论前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

《国富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其中“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贸易自由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形成。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成为《国富论》的标签，政府只需充当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这是很长时间内对亚当·斯密和《国富论》关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解读。鉴于亚当·斯密和《国富论》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价值，传统的解读有失偏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误读。“看不见的手”被认为是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灵魂。但是，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不仅强调经济贸易自由，同时也强调政府，将市场和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本文将在剖析亚当·斯密和《职能国富论》中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两只手在经济运行中居于同等重要地位，进一步扬弃《国富论》中有关理论与论述，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有益借鉴，不断提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一、《国富论》与“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一般指不受外力干扰的价格机制或市场机制，后来的研究者将“看不见的手”归结为经济贸易自由主义思想。“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出现在1795年出版的《天文学历史》中，第二次是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第三次是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

1.关于“看不见的手”思想的论述

在《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亚当·斯密这样论述“看不见的手”，“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花了大量篇幅反复论述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在论述社会分工时，“我们得到自己的食物并不是由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不是我们所需，而是他们所要”。在论述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时，“当市场上这种商品量正好满足它的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每种商品送入市场的数量会自行适应有效需求”。

2.贸易自由思想

亚当·斯密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贸易活动和反对垄断。在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中，通过国际贸易中绝对优势理论的论述，“对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所有外国商品的进口加以限制，显然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亚当·斯密认为各种殖民地条约和通商条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在分析评价重农学派时，亚当·斯密进一步明确经济贸易自由思想，“按照这种自由、放任的体系，农业国培养本国工匠、制造商和商人最有利的办法，就是给予所有其他国家的工匠、制造商和商人最完全的贸易自由”。

3.自由的边界

亚当·斯密在论述经济贸易自由思想的同时，实际上一直在强调自由是有边界的。完全的自由并不是放任自流，它需要完全的竞争，同时也需要自我限制与合作。所有的经济贸易活动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任何人，只要他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都有充分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层相竞争”。另外，所有的经济贸易活动必须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下进行，“确立完全的公正、自由和平等，就是最有效地确保这三个阶级高度繁荣最简单的秘诀”。

二、《国富论》与“看得见的手”

将“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贸易自由思想归结为《国富论》的灵魂是中肯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宏观经济活动中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政府亦能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保驾护航。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为了形象地与“看不见的手”相呼应，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比喻成“看得见的手”。

1.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重点讨论政府职能。从《国富论》的整体安排中，经济贸易自由确实是亚当·斯密极力倡导的，但是，政府职能在实现国民财富的增进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国富论》认为，政府有三项职责，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即国防开支；二是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受其他社会成员的侵害与压迫及司法开支；三是建立和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在讨论政府职责过程中，亚当·斯密看到市场在某些方面的失灵和市场无法有效地提供诸如教育、公路桥梁等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因此，为了保证经济秩序的有条不紊，维持市场的有效，必然要求政府发挥“守夜人”职能，确保克服市场失灵。

2.政府直接干预经济配置资源

政府要履行“守夜人”职能，必然要求君主或国家取得收入，建立国家财政。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征收赋税取得财政收入，势必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微观经济主体的绩效。政府在运营资本取得收入有可能会与民争利，政府在赋税征收方面有可能损害市场秩序，政府在殖民统治中有可能危及贸易自由，等等，这些实质上说明在亚当·斯密那里，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同样重要，政府职责的履行一方面可以直接配置资源，使用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资本获得收入，一种是自己使用资本获得利润，一种是把资本贷给别人获得利息；另一方面通过赋税的征收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创造性地提出赋税征收的平等、确实、方便和节省等四大原则，警告赋税征收不合理，会极大地危害国民财富的创造。因此，传统观点认为，亚当·斯密仅仅强调“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是有失偏颇的，他同样强调发挥好政府的职能同样重要。

三、《国富论》对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有益借鉴

《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强调“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认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实质上是确定了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处于并列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范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动态改革实践中，逐渐摸索完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在关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中的相关论述，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相当借鉴意义。

1.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出发，为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对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对按比例获取报酬的理论来源。同时，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从来不和公共利益一致，“商人的利益总是要扩大市场，缩小竞争”，政府必须维护市场秩序，防范垄断和打击不正当竞争。“劳动者的利益虽然和社会利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却既不能了解这种社会利益，也不能理解它和自己利益的联系”，劳动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政府必须关注按劳分配的落实情况，强调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因此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势在必行。

2.政府要更加关注民生福祉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之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卷中，“那种接近于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得到了正规常备军的保护的国家才能被容忍”详细论证了强大的国防必须由政府提供；“每个个人的自由和安全感都依赖于公平的司法行政”细致论证了独立于行政权的司法权必须由政府免费提供；由于市场失灵、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等原因，政府有义务建立和维护某些便利社会商业和促进国民教育等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强大的国防、公正的司法、便利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福祉领域，市场存在越位、缺位等现象，政府要及时归位、补位，市场真正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做到民生福祉必须为。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而非政府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但是，市场配置资源会发生市场失灵的情况。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失灵会导致竞争无序、贸易保护、垄断等不利于经济贸易自由的因素，因此，提出政府“守夜人”职能。不仅市场失灵，如果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司法公平公正无从谈起，势必会导致政府失灵。在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过程中，也有恶性竞争、贸易保护、垄断等损害市场秩序的冲动，因此，需要法治思维规范政府“看得见的手”。市场主要关注社会财富的生产，法治主要保障财富的交换与分配，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务必要重视法治建设的及时跟进，努力达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的共识。法治建设的逐步完善，有利于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4.开放发展必然要求贸易自由

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外贸依存度等指标要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同时，中国拥有全球最稀缺的市场资源、4亿中等收入群体、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国家，这些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底气和内因。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针对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为解决现实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发展战略。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放弃外循环，而是对外循环提出了更高的开放发展的要求。亚当·斯密通过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批判，提出国际贸易中的分工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国家间的产业分工会促进各国财富的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逆全球化思潮的表现正如《国富论》中提到的，“对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所有外国商品的进口加以限制”“对本国某些产品的出口发放奖金”“与葡萄牙所订立的著名的通商条约，通过高关税”，这些国内的生产者为使他们的利益受到细致的照顾，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和其他生产者的利益，阻碍自由贸易。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重点是为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必须主动应对逆全球化思潮，遵守全球自由贸易能够增进一国财富的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