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与西部发展

2021-01-07 02:20杜林杰
新西部 2021年12期
关键词:共同富裕发展

杜林杰

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社會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解决贫富差距症结的根本方针与基本原则。基于“共同富裕”的执政理想,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二十一年来,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比较突出,仍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西部地区需要更高质量发展,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由此被国家提上议事日程。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我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西部地区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区域,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年末,西部十二省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60.8%。缩小东西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将成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目标。

共同富裕再次被国家提上议事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在党的正规文献中最早出现于1953年,为毛泽东首倡。毛泽东直接主持、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提出,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实行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他认为,“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如果党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就会加剧起来”。这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高度重视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个突出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道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精辟总结:“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把共同富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把共同富裕和发展生产共同作为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具体体现是“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不但大大提升了我们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具体现实性和指导性,而且在本质上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续遵循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国梦、精准扶贫和共享发展成果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观点就是要真扶贫、真脱贫,补短板、强弱项,体现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他反复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关键内容,针对贫困问题是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短板这一现实情况,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动员令,要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走向成熟。

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中国经济成绩单:经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而在1978年,我国GDP尚不足4000亿元。四十余年间,中国实现了人均GDP增长速度8%左右,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的突出成就。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扩展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但同时,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新时代继续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对于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2021年6月,国家发文支持浙江探索推动共同富裕的多项改革,并出台《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和《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支持鼓励浙江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我国共同富裕提供先行先试的范本。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专题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对西部来说,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福音。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推进共同富裕的世纪决策

1999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这是中央领导同志首次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构想。

2000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初步设想的汇报的通知》。这个当年的中央二号文件,阐明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重点任务、政策举措,成为指导西部大开发的纲领性文件。

2000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指出,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思路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根本,以经济结构调整、开发特色产业为关键,以依靠科技进步、培养人才为保障,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繁荣经济、使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为出发点。此后,国务院先后发布了西部大开发“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四个五年规划,重点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民生社会以及对外开放等方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共同富裕的第三步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21世纪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在1999年6月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后,江泽民在200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帮助贫困地区群众与全国人民一起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的历史任务,全党全国上下必须锲而不舍的长期奋斗。”

胡锦涛共同富裕思想体现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中。他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通过科学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把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要求融入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内涵。

经过二十一年发展,西部及各个省市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西部地区生产总值逐年增长,从2000年的1.66万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21.3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1%;人均生产总值从500多美元增长到8088美元,与东部人均生产总值之比从41%提高到60%,数千万人告别贫困;稳步实现了部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不断转化,彻底改善了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落后面貌;铁路路网密度、干线等级和公路网络联通、通达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河流航道和沿岸港口建设得到不断改造,能源布局得到持续优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持续推进,各类环境污染明显减少,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持续落地生效,循环经济发展势头迅猛,重点生态区的综合治理方面亦是成效显著。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西部大开发进入更高发展阶段。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的重要标志

有研究者发现,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东西部GDP差额却逐年增大;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东部城市化发展差距并未缩小;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并没有缩小东西部的居民生活水平差异……可见,从西部大开发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来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但是,经济学家白永秀通过分析变差系数和加权变差系数两个相对差距指标来测度东西部差异情况,发现我国东西部地区绝对差距在2004年以后逐渐缩小。他还比较东西部财政收入方面的差距,發现东西部地方财政收入差额是不断拉大的,但差额扩大的幅度有所降低。这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东西部的工业化指数存在差距逐渐减少的趋势,并在2017年得到了趋同的工业化指数,这说明西部大开发对西部产业结构产生了正面影响,缩小了东西部产业结构的差距,对协调东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正面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也提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等,成为推进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的行动指南。

要在十五年内赶上东部地区,达到共同富裕,自然离不开党中央一系列政策支持。

首先体现在财税支持政策上。针对西部地区财力相对薄弱,中央财政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各领域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中,继续通过加大资金分配系数、提高补助标准或降低地方财政投入比例等方式,对西部地区实行差别化补助,加大倾斜支持力度;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考虑西部地区普遍财力较为薄弱的实际,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将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纳入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计算范畴;赋予西部地区具备条件且有需求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等。

在用地政策上,继续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合理增加荒山、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土地开发建设指标;对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项目的用地,在计划指标安排上予以倾斜支持。

对口支援是国家为共同富裕目标,支持西部发展的重要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从1996年起,北京对口帮扶内蒙古,从捐款捐物发展到全方位多领域的区域协作,北京市全部16个区对口帮扶内蒙古全部31个贫困旗,实施了上千个扶贫开发项目,给予了内蒙古全方位的支持,强力助推内蒙古脱贫攻坚。

对于西藏、新疆,则有更为全面的援藏、援疆制度。

从1994年开始,对口援藏便作为一个正式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涉及17个省市、61个中央部委和17家中央企业,同时确立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政策。各省市、部委和中央国有企业对西藏近乎无偿的援助来自中央的指令性命令,即完成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政治任务,而不是盈利。二十余年间,这一制度为西藏各项事业发展及推动西藏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做出了很大贡献。

1996年,为进一步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新疆社会政治稳定,中央作出了对口援疆的决策部署。2010年3月,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决定动员全国东、中部19个省市开展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目标是在2020年帮助新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19年,在全国倾力援助之下,新疆数百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当年7月,第七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新一轮对口援疆启动,带动新疆各地产业兴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东西部协作发展的实践表明,国家通过动员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实行帮扶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集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解决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成效。举全社会之力,加强区域协作、对口支援,是中国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欠发达地区贫困问题的主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推进西部与全国一道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思考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我国西部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各项指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四大板块中走在前列。然而,分析西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和发展环境,可以发现,西部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宏观环境复杂多变、区域分化导致部分经济指标波动增大等因素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还较为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仍须进一步巩固。

1、传统产业投资动力不足。尽管西部新兴产业发展取得较大突破,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形势下,由于新兴产业规模依然较小,尚不足以填补传统行业增速放缓留下的空白,西部要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亟待进一步提速。西部地区受交通、市场资源要素聚集能力等限制,目前土地、融资、物流、行政等四大成本仍然较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攀升,公路物流成本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产业投资动力。

2、创新产业发展水平低。近年来,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研发投入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直接制约了西部地区新动能的培育壮大,影响到新兴产业发展。目前西部地区存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创新资源匮乏、科研水平不高、缺乏高端人才等现状。

3、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大量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均表明,民营经济产权明晰的特点使其具有比国有经济更强的激励机制,在市场竞争压力下,民营经济更具活力,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私营企业是民营经济主要成分之一,西部地区私营企业单位数约为141.8万个,仅占全国私营企业单位总数的16.4%,与私营企业单位数全国占比65.7%的东部地区相差甚远。由于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缓慢,使得经济转型缺乏市场主体支撑,经济转型步履沉重。西部许多省市是资源大省,资源型经济转型会使大量人员从该行业退出,民营经济因发展滞后而不能充分吸纳这些人员,导致失业大量增加,影响社会稳定。此外,民营经济发展缓慢严重影响研发创新活动,抑制了新兴产业的发育壮大,无法及时为转型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速下降导致收入下降和失业率上升,使经济转型阻力增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朱敏认为,西部大部分省区依然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带动,尤其是大项目的带动,消费对经济增長的拉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内需结构失衡状况比较严重。因而,未来西部地区应努力改变经济发展对投资的过度依赖,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要大力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同时,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及时接续转换。

首先,应采取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不仅是就业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单靠国有经济单打独斗不仅难以“稳增长”,而且也不利于培育新动能。因此要切实把民间投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要按照国务院两个“36条”、一个“39条”要求,进一步开放民用机场、基础电信运营、油气勘探开发、配售电、国防科技等领域,市场准入对各类投资主体要一视同仁,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完善已有的配套政策,出台实质性措施。鼓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作用,在业务范围内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其次,努力改变经济发展对投资的过度依赖。由于西部地区主要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模式的投资体制,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在继续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前提下,要抵制低水平盲目和重复建设,提高财政资金投资效益,将资金重点投资于农业、科技进步、区域发展、环境保护等过去忽视的范围和领域。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城市平台上为进城农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规模,不断把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变成现实的购买力。

最后,积极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当前西部地区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协调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更需要朝高水平、高质量增长方向迈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满足人民对更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将是必然趋势。未来应积极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环境吸引专业人才安家落户。完善财政补贴方式方法,政府补贴应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对技术相对成熟、已经产业化的产品则应逐步降低甚至取消补贴。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及时接续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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