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众KAP视野的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评价研究
——以贵阳市内的3处自然保护地为例

胡 毛，吕 徐，刘兆丰

(贵州大学/贵州大道风景园林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25)

1 引言

生态文明作为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引领思想，提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居民远离自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自然缺失”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怎样缓解此症状已成为热点议题。2019年6月以国家公园为主的新型自然保护地发展需求，促进自然保护地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和新起点[2]。自然保护地中自然教育功能可以作为缓解“自然缺失”的疗愈方式，通过自然教育可以实现自然审美、自然认知、自然伦理的提升，从而提高全民自然保护意识。

KAP调查是1970年医学界首先使用过的调查方法[3]；1977年《第比利斯宣言》中将环境教育的目标概括为知识(K)、态度(A)、参与(P)、意识、技能5个方面[4]。杨阿莉学者在生态旅游景区环境解说的评价研究中首例借鉴了KAP的评价体系[5]。由此启发，一个体系完善的自然保护地可以使公众学习自然知识、树立自然保护态度、参与自然保护活动。文章以公众自然教育的KAP目标为切入点，选取贵阳市内具有代表性的三处自然保护地：以森林公园为代表的贵阳市登高云山森林公园，以湿地公园为代表的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以风景名胜区为代表的贵阳市红枫湖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展开公众对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的认可度调查，以期能揭露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缺失的成因。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的选取及概况

贵阳地处西南地区是最具有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城市，自然保护地共27处(资料来源于2019年贵阳市林业局统计)，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类型(图1、表1)[6]。

选取贵阳市登高云山森林公园、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和红枫湖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分布在云岩区、乌当区内，黔灵山脉和南岳山脉之间，总面积约135.8 hm2，由山清气韵、梅樱报春、林幽巡迹、林海康乐、森林花海五大核心景区及森林保育区组成；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涉及云岩、南明、花溪、观山湖4个区，总面积1218 hm2，以河流湿地、喀斯特溶洞湿地、草本沼泽湿地、库塘湿地等湿地类型为主且具有湿地的代表性，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贵阳红枫湖风景名胜区位于贵阳清镇市和安顺市平坝区，总面积为200 km2，水域面积达57.2 km2，其中湖内大约有178个岛屿，是贵州高原上最大的人工湖泊之一。

2.2 问卷设计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问卷以“贵阳市自然保护地公众自然教育体验情况调查问卷”为题，由公众人口学特征和对自然教育的认同、公众对自然教育KAP的认知情况调查、公众对贵阳市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的意愿调查三部分构成，共18个问题(表2)。通过对各类人群特点及意愿的了解，总结出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的需求。问卷调查采取李克特量表设计，每一个问题分为非常认可、认可、中立、不认可、极不认可5个等级。

问卷分两次进行调查。第一次是2020年8月1日～10日展开预调查及对相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实地访谈，对选取的3处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保护地中的80名游客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根据调查结果将问卷存在的缺陷项进行更正，形成较为合理的第二份问卷，并对其进行信度分析，KMO值及Cronbach's Alpha系数一致，可靠性分析值为0.78，即问卷的可信度较高。第二次是2020年8月11～26日，在三处研究对象中随机抽样调查并发放问卷221份，回收问卷221份，获得有效问卷216份，有效率为97.7%。

图1 贵阳市自然保护地分布(作者自绘)

2.3 自然教育的评价模型

对自然保护地中自然教育的评价直接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进行，评价模型上可以借鉴马耀峰教授等构建的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感知模型[7]，数学模型公式如下：

(1)

式(1)中Mk表示第k项认同度的评分结果；mi表示在李克特量表下5个维度的评分,ni表示选择该评分mi的公众数,N为填写问卷的总人数。通过该数学模型能够为本次自然教育的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3 公众对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评价的实证研究

3.1 公众特征分析

采用BIM SPSS Statistics 20软件对问卷进行分析，基于调查人口统计学特征采用描述性分析法(表3)。本次问卷调查公众在登高云山森林公园的接受人数最多约占42.1%，在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和红枫湖风景名胜区接受调查的公众分别占30.1%和27.8%；公众主要来源于贵阳市区域的占75%，外来旅游的占25%；性别比例相对平衡，男性占49.1%，女性占50.9%；从年龄构成上来看，以19～39岁的人数最多，占本次调查人数的92.1%；公众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大学、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分别占57.9%和32.4% ；公众来自然保护地中的主要目的为了观赏风景和度假休闲的占40.2%，在自然认知和科研考察方面的目的性较弱的占8.3%；公众在自然知识方面更希望获得动植物和地质地貌类的自然知识的最多约占20.4%，其次是地域人文类的历史知识约占18%。

表1 贵阳市自然保护地统计

表2 公众对自然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与可靠性

表3 公众特征分析

3.2 公众对自然教育KAP的评价

公众对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的感知评价，主要集中于对自然知识(K)、自然态度(A)及自然保护行为(P)的理解。在自然知识的认识调查上，从公众对自然基础知识的认知着手，了解动植物、地质地貌或湿地类的知识，运动、养生类的指导，当地人文、历史知识等认可度达85%以上。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和自然保护意识对自然保护的重要性得到绝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因此对公众自然态度的调查主要从自然保护意愿入手，反映其生态价值观和自然保护意识。针对公众感性中的贵阳自然保护地中自然教育的实施情况，有“非常好”和“较好”的情况分别占14.4%和38%，有32.9%的公众认为“一般”，“不足”和“非常不足”的分别占11.6%和3.2%。公众融入到全民自然教育的倡议有28.2%的公众非常同意，56.9%的公众同意，8.3%的表示可有可无，6.5%的表示不同意。通过对公众自然保护行为方面的调查显示，公众到自然保护地的出行方式有22.8%选择自驾，34.8%的公众以公交的方式出行，选择步行、共享自行车的分别占19%和13.2%，其他的出行方式占10.2%；公众在游览过程中对垃圾的处理方式上，有48.1%的公众愿意丢到垃圾箱中，丢到分类垃圾箱中的约占40.3%，打包带出自然保护地的公众约占8.8%，只有2.8%的公众随意丢弃。基于公众KAP的调查，75%的公众认可自然保护地中自然教育的开展，可以促进自身自然知识的拓展和生态价值观的升华，最终促进个人自然保护行为的养成。

对公众KAP的调查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做相关性分析，在数据样本符合正态分布的假设情况下，将公众关于自然教育配对样本检验，K与A、A与P、K与P之间的3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对配对样本的均值、样本容量、标准差、平均标准误差等进行计算，得出KAP两两配对相关性分析结果：K与A、A与P之间存在显著关系；K与P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如表4所示)。

公众对自然教育的认可度直接反映了贵阳自然保护地中公众需求及自然教育的普及情况。根据统计结果来看(如表5所示)，知识、态度、行为三个方面的认可度在25.9%～63.2%之间，认可度相对较低，只有自然破坏程度(A2)的认可度高于60%，自然基础知识认知(K1)的认可率为54.0%，其他各项因子都低于50%以下。调查显示，根据公众不同年龄、职业及喜好，对自然教育的认可度必定不同。例如：对自然知识渴望，其中基础知识的认知的认可率相对较高；公众自然态度的认可率大部分由自然破坏程度构成；公众的自然保护行为两项因子有同等程度的认可率。

表4 公众自然教育“KAP”相关性检验

表5 公众对自然教育认可度评价(N=216)

4 结论及启示

基于大量的文献研究及对贵阳3处自然保护地实地调查，对公众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的感知情况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对公众的年龄、文化程度、游览目的、认知意向4项特征分析，从自然教育程度可将公众大致分为：专业人士、学生群体、普通民众三个类别；对公众自然知识(K)、自然态度(A)及自然保护行为(P)三个层次调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中：公众的自然态度即环境素养分别和自然知识、自然保护行为呈显著的相关性，可见在公众自然教育中自然态度的重要性；根据调查显示，公众对自然态度中自然破坏程度因子的认可率较高，表明绝大部分公众认为自然的破坏应该足够引起人们的重视；公众对自然知识的渴望主要来自于大自然的基础科学知识。

根据本研究调查分析，笔者认为自然保护地中自然教育可以从自然知识、自然态度及自然保护行为等3个维度进行优化。在自然知识方面，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筛选大部分公众感兴趣的特色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作为自然教育的主要内容，从而促进他们在自然保护地中的体验感；普及媒介可以促进公众对自然教育的获得感，不同的人群对媒介的选择也会不同，可以从室内及室外设施、动态及静态等方面综合考虑。在自然态度方面，公众的自然态度由生活的社会环境界定，例如自然幼儿园、自然学校的构建及社会自然保护活动的倡议、普及等，从孩童开始培养生态观。在自然保护行为方面，体验式自然保护活动的参与可促进公众行为习惯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