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诗十九首》中人的自觉

■韩 娜,黄红日

(新疆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疆 温宿 843100)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社会混乱、政治动荡的东汉末年。它的作者多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文士。他们在东汉末年天灾频频、战祸连连的环境下背井离乡、游宦无门,因而发出了韶华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叹。同时,由于常年颠沛在外、流离失所,这些文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了人的独立性,颠覆了传统“天降大任,动心忍性”的观念,高喊出及时行乐的诗句——“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文人们逐渐脱离了先民混沌无知的蒙昧状态,带领时代步入人的自觉的时代。《古诗十九首》可谓是“人的自觉”时代的滥觞之作。

王守国、卫绍生曾在《酒文化与艺术精神》中写道：“作为人的自觉的重要标志,就是全社会对人自身价值的再发现与再认识,以及文人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精神的追求,对人物品行的评判,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伤”[1]。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所谓人的自觉,就是指人类认识到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它明显的标志则是人类对生命的重视,对人生孤独的体悟,追求人的个性化,并以人为中心对世间价值观进行再判断。《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便是通过对生命价值进行再发现、再认识,来探求生命的意义,这正是“人的自觉”。

一、对生命的重视

《古诗十九首》通过对人生中各式各样悲苦的描述,反映出汉末布衣、将相忧生惧死的情感,勾勒出身处乱世的汉末文人对生命的深层焦虑,体现了东汉文人们对生命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