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至十三世纪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陈若愚 张文德

摘要：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是一个以伏尔加保加尔人为主体，包含许多其他民族的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公元922年，国王阿尔穆希出于国内外的政治情况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选择接受伊斯兰教。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传播，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伊斯兰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伊斯兰教的传播，在民族凝聚力、手工业、生活方式以及教育、文化的发展方面对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伊斯兰教;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穆斯林

中图分类号：K132;B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3-0066-05

伏尔加保加尔汗国（Volga Bulgharia）是约公元七世纪至十三世纪建立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国家，其统治范围大约北至卡马河流域，西至苏拉河，东至贝拉亚山，南至乌拉尔河。国内有关中世纪伊斯兰教传播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有关中世纪东欧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本文重点研究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传播、原因以及对该国的影响。

一、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传播

伏尔加保加尔人属于突厥语族民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库布拉特（KUBRAT？—约公元665年）建立的大保加利亚（Magna Bulgaria）。库布拉特于公元665年去世后，他的后代无法维持政权的统一，国家分崩离析，残余势力向各个方向逃亡。一批移民到多瑙河，成为今天保加利亚人的祖先;另一批移民到伏尔加河流域，是今日伏尔加鞑靼人的祖先。

伏尔加保加尔人于公元八世纪在伏尔加河、卡马河流域定居下来，在公元九世纪中叶成为可萨汗国（Khazar Khaganat）的臣民。这时的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内部非常松散，是一个由诸多部落组成的政治联合体，并且包括许多非突厥语族的部落，如芬兰-乌戈尔（Finno-Ugrian）部落和斯拉夫部落。伏尔加保加尔人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乌拉尔河，联合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不同血统的其他部落或民族，逐渐形成了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雏形。

伏尔加河流域地势平坦，河網密布，水资源丰富，该地区处于亚洲和北欧十字路口的有利位置，从事过境贸易成为伏尔加保加尔人的主要经济活动，通过控制伏尔加河的中游，他们建立起贸易繁荣的商路。伏尔加保加尔人的贸易范围十分广阔，“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欧洲最东北角和西伯利亚西北部的尤格拉人（Yugra）和涅涅茨人（Nenets），以及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等国际城市，商人从遥远的西欧和中国被吸引过来。”[1]11正是通过贸易，伏尔加保加尔人接触到了穆斯林商人，并接触到了伊斯兰教。有考古研究表明，“在9世纪的伏尔加保加尔人墓地中，异教徒的墓地里夹杂着穆斯林的坟墓。”[2]这时的穆斯林很可能是少数伏尔加保加尔人群体。

公元921年，伏尔加保加尔汗王阿尔穆希（ALMUSH，生卒年不详）派遣使者前往巴格达，请求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克塔迪尔（AL-MUQTADIR，公元895—932年）协助将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带到他的土地上。同年，哈里发穆克塔迪尔派遣了一个以伊本·法德兰（IBN-FADLAN，生卒年不详）为首的代表团出使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使团于公元922年5月到达伏尔加保加尔汗国，汗王对使团给予了崇高的礼遇：“我们离目标还有一天一夜的路程。国王派遣他的兄弟、儿子和他所控制的四个酋长用面包、肉和谷物来欢迎我们。他们组成了我们的护卫队。当我们相距两法萨克（farsakhs）时，他亲自来接我们。看到我们，他从马上下来，卑躬屈膝，向伟大而光荣的主表示感谢！他袖子里有些迪拉姆（Dirham），洒在我们身上。”[3]18按照当时欧亚大陆上的习惯，人们将献袍作为建立政治关系的仪式。“公元922年5月20日，在阿尔穆希那座大到足以住一千人、铺满亚美尼亚地毯的观礼帐中，伊本·法德兰拿出了荣袍、旗帜以及那副华美的马鞍。”[4]通过翻译，伊本·法德兰向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国王和贵族们宣读了哈里发和维齐尔（Vizier）的来信，并要求他们站着听以表示尊重。接下来，星期五在清真寺内的敏白尔（Minbar），阿尔穆希进行宣誓并使用了当时哈里发的名字作为自己新的穆斯林的名字以表示尊重：“主啊，请记住您虔诚的仆人贾法尔·伊本·阿卜杜拉，伏尔加保加尔的埃米尔（Emir），他的保护人是哈里发。”[3]21按照当时伊斯兰教的礼仪，星期五的祷告需要加入国王和国王父亲的名字，但阿尔穆希以其父不信教为由而拒绝。

在皈依伊斯兰教后，阿尔穆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伊斯兰教：

第一，确定了祈祷时的礼仪，“祈祷开始时，汗王的宣礼员会重复宣布祈祷开始的短语两次。我对国王说这些短语在你的守护者，哈里发的国家里宣读过一次。所以阿尔穆希告诉宣礼员，接受他告诉你的，不要违背他。”[3]21-22

第二，采用了符合伊斯兰教的继承法，“继承死者遗产的是兄弟，而不是儿子。我告诉汗王，这是不允许的，我清楚地告诉他继承法是如何运作的。”[3]26

第三，要求民众采用伊斯兰教的礼仪埋葬死者，“他们像穆斯林一样清洗尸体，然后把他放在一辆手推车上，直到他们来到他的坟墓前。然后他们把他从车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在他周围画一条线，把他带走。他们挖他的坟墓，建造他的坟墓，把他埋在他们划定的界限内。”[3]31

皈依伊斯兰教的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基辅罗斯产生了冲突。公元985年圣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СВ.ВЛАДМИР СВЯТОСЛВИЧ，公元958—1015年）联合乌古思人（Oghuz）袭击了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公元1006年保加尔人请求到罗斯人的领地经商遭到拒绝。十一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土匪袭击商人的问题导致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军队攻陷罗斯人控制的穆罗姆城（Murom）。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与基辅罗斯的冲突从十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蒙古大军到达伏尔加河流域征服两个国家为止。

公元922年伏尔加保加尔汗国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传播。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上，欧洲还处于基督教神学的控制之下;罗斯人（Rus）还没有以基督教文明的名义征服伏尔加-乌拉尔地区，而伏尔加保加尔人已经在伏尔加河流域诵读《古兰经》。虽然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人中的扎根相对较快，但其渗透程度因部落而异，普通民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文化的了解程度极低，有些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宗教礼仪都不清楚。“有一个五千人的部落，被称为巴伦加尔人（Baranjār）。这个部落里的男人和女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建造了一座木制清真寺来祈祷，但不知道如何阅读《古兰经》。我教了一个小组如何进行祈祷。”[3]28由于学校和清真寺的建立，使得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字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快速传播，促进了该国的伊斯兰化。“到十世纪末，伏尔加保加尔和它的首都比利尔（Biliar）已经成为著名的伊斯兰学术中心之一。它有一个以玛克塔布（mektebs）和伊斯兰神学院（medresses）为代表的广泛的伊斯兰教育网络。它的乌里玛（伊斯兰学者）是伊斯兰创造性思维的先锋，伊斯兰教义的革新（tajdid）和批判性神学判断（ijtihad）。”[5]

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传播还影响到当地的建筑风格。“现存的遗迹表明，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要么是宗教性的，如清真寺，要么是与伊斯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公共浴室。”[1]5伊斯兰丧葬风俗最显著的特征是薄葬，没有任何陪葬物，没有墓碑。在早期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墓地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但从伏尔加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来看，十世纪中期以后，非穆斯林墓地的数量大幅减少，墓葬中再也没有任何陪葬物。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伏尔加保加尔人关于人和动物的肖像画艺术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随着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传播，禁止偶像崇拜的观念被该国人接受，这一传统艺术便逐渐消失了。从伏尔加保加尔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再也没有出土过有关于人和动物的艺术品。

总之，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统治时期，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伏尔加河诸多民族多神崇拜信仰，成为该地区占主导的宗教信仰。

二、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顺利传播的原因

伏爾加保加尔汗国位于亚洲和北欧十字路口的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卡扎尔人（Khazars）、巴什基尔人（Bashkirs）、乌古斯人、佩切涅格人（Pechenegs）、罗斯人等强邻环绕四周。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顺利传播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造成的。

（一）经济方面

发展对外贸易、获取经济利益是伊斯兰教能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顺利传播的首要原因。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位于南俄草原，处于丝绸之路的北线，通过伏尔加河的贸易路线，该国赚取大量财富，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商业贸易也是伏尔加保加尔人的主要经济活动。从九世纪开始，它就与中亚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十世纪初，伏尔加保加尔汗国成为东欧草原上主要的毛皮贸易中心。

卡扎人只是利用了他们在下伏尔加的优势地位，而伏尔加保加尔人不仅对过往货物收取商业税，他们的商人更是参与到商业贸易中，“保加尔人占据着横跨南北、东西的干线，成了伏尔加河中游地带运输贸易的主要中间人。”[6]227北方游牧部落最有价值的商品是毛皮，这在伊斯兰世界被视为奢侈品。作为毛皮的交换物品，北方部落寻求金银器，这些金银器一部分用于宗教活动，一部分用于满足部落贵族的奢侈需求。

伏尔加保加尔汗国最主要的贸易对象是中亚萨曼王朝（Samanid dynasty）。巴托尔德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中详细列举了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与萨曼王朝之间的贸易清单，“黑貂皮、银鼠皮、花鼬皮以及草原狐、貂、海狸、斑兔、山羊等毛皮;此外，蜡、箭、桦树皮、高筒皮帽、鱼胶、鱼齿、海狸胶、琥珀、熟马皮、蜜、榛实、隼、刀、甲胄、哈兰只树（皮）、斯拉夫奴隶，羊和牛等亦有输出，所有这些均来自保加尔。”[7]萨曼王朝商人在购买这些商品时向伏尔加保加尔人支付现金，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迪拉姆（萨曼王朝货币名称）流入，这说明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作为中间商与萨曼王朝的贸易十分繁荣。

伏尔加保加尔汗国通过与中亚萨曼王朝的贸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通过商业往来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使得伊斯兰教得以在该国传播。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上层通过商人了解到当时伊斯兰世界的繁荣富饶。与伏尔加保加尔人和穆斯林中亚之间繁荣的贸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河流域与伏尔加保加尔人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因此，为了扩大国家的贸易范围，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经贸关系，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国王和贵族选择了伊斯兰教。

（二）政治方面

政治因素是伊斯兰教能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传播的根本原因，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第一，对外摆脱可萨汗国的控制，寻找盟友，争取国家独立。从七世纪到十世纪初，可萨汗国无疑是东欧地区的霸主。作为可萨汗国的附庸，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不仅需要提供人质，还被迫与之联姻，“可萨可汗听说伏尔加保加尔汗王的女儿很漂亮，所以他向她求婚，但被拒绝了。他派了一些部队，强行带走了她，尽管他是犹太人，而她是穆斯林。”[3]32

十世纪初，可萨汗国的国力已经衰弱。一方面，佩切涅格人的迁移使可萨汗国的领土急剧缩小，以致卡扎尔人失去了对东欧大草原贸易的控制，可萨汗国在黑海北岸附近的贸易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越来越强大的罗斯人的攻击直接危及为可萨汗国提供主要收入来源的商业贸易，“罗斯人统一了东斯拉夫部落，他们扩张的动力现在使他们与卡扎尔人发生冲突。”[6]258并且还威胁到了卡扎尔人的核心地区。罗斯人将许多先前向可萨汗国缴纳贡赋的部落和地区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使可萨汗国的外来收入大幅减少。

可萨汗国衰落最直接的原因是公元890年至900年，以拜占庭帝国为首建立了一个包括乌古斯人、伏尔加保加尔人和佩切涅格人等在内的联盟来对抗卡扎尔人。虽然卡扎尔人在阿兰人（Alan）的帮助下最终打败了这个联盟，但也造成国力的下降。这场战争同样导致商路的衰败及贸易的减少，使得可萨汗国控制下的里海和下伏尔加的商业路线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与此相反，穿越哈萨克草原沿伏尔加保加尔汗国控制的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贸易路线的重要性却在增加。

可萨汗国之前对东欧地区贸易的垄断，限制了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商业发展。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可萨汗国国力衰弱，对伏尔加保加尔汗国来说是发展商业的好机会。因此他们需要盟友进一步削弱可萨汗国，以获取商业利益和国家独立。此时的阿拉伯帝国也陷入内忧外患中，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力已大大削弱;名义上受哈里发统治的区域已独立于中央政府，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在当地贵族、督军或总督的统治下俨然成为独立汗国，有些甚至成为独立王朝：西班牙倭玛亚王朝后裔成立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北非出现以埃及为中心的法蒂玛王朝;波斯人在中亚地区建立了波斯-伊斯兰教中央集权封建帝国——萨曼王朝。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急需寻找盟友来维持自身的地位，以巩固统治，因此才有哈里发穆克塔迪尔派遣代表团出使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事件。

对伏尔加保加尔汗国而言，此时的哈里发是牵制可萨汗国的盟友，且由于伏尔加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之间长达近3000公里的距离，中间还有着数量庞大的游牧民族，使得哈里发无法对伏尔加保加尔汗国施加政治影响。所以，选择伊斯兰教，与巴格达哈里发建立政治联系是符合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利益的。正如伊本·法德兰所记载：“有一天我问他以下问题：你有一个广阔的汗国，许多财产，以及可观的税收财富。你为什么向哈里发请求一笔数目不详的钱来建造一座堡垒？国王回答说：我看到伊斯蘭汗国繁荣，穆斯林的财富是合法获得的。这就是我要它的原因。如果我想用自己的金银打造一座堡垒，我可以做到。我需要哈里发的钱给我带来祝福，所以我把我的请愿书寄给了他。”[3]32

第二，对内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汗王权威。十世纪初的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严格来说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存在不同的部落，每个部落还有酋长，有的酋长甚至还反对皈依伊斯兰教，国王并没有掌握绝对的权力，阿尔穆希可能不是对其人民进行绝对统治的统治者。在皈依伊斯兰教后，阿尔穆希向他的反对者发出一封极具说服力的信件，“万能的真主把伊斯兰的礼物给了我，并授予我成为哈里发国家的成员资格。我是他的仆人。他让我成为他的埃米尔。我要向反对我的人开战。”[3]20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教义、规范，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面，不仅包括宗教观点，还包括哲学观点、社会和伦理观念。伊斯兰教还是规范社会生活、人们的家庭习惯及其关系的准则。在穆斯林世界，社会、政治、伦理和哲学问题在穆斯林框架内得到解决和交流，这些都能够让当时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的汗国增强其内部凝聚力。

选择伊斯兰教可以增加阿尔穆希的权威，并促进国家权力的集中。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特别是因为许多有着多神信仰的部落生活在伏尔加保加尔人的领地上，例如芬兰-乌戈尔人和斯拉夫人部落。多神信仰不像一神教信仰那样具有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而伊斯兰教正好可以弥补多神教在这方面的缺失。

（三）思想文化方面

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宗教文化传统有利于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传播。伏尔加保加尔人选择伊斯兰教不仅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还受到原始信仰的影响。和许多突厥语民族一样，腾格里是当时伏尔加保加尔人主要的信仰。在突厥语民族中，腾格里被认为是世界与人类的主宰，具有一神教的特点，这是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传播的基础。在鞑靼人中，腾格里与真主是同义词，这绝非偶然。

苏非主义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选择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九世纪末，苏非主义开始在萨曼王朝的北部进行传播。伏尔加保加尔人也是在与萨曼王朝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接触到苏非主义，“穆斯林商人，随后是神秘主义者，冒险进入大草原，与游牧部落首领建立商业联系，并建立相互款待的模式。商业和社会纽带悄悄地扩展成共同的宗教交流。”[8]69

苏非一词源自阿拉伯语“羊毛”，指的是这项运动的早期参与者穿的简单羊毛服装。起初是个人行为，后来形成了一些宗教团体。“苏非主义在回历二世纪期间和之后发展成为一个融合的运动，吸收了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主义和佛教的许多元素，并经历了神秘主义、神智论和泛神论阶段。”[9]294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思想融合发展的产物，所以苏非主义容易被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接受，“突厥人已经熟悉了各种宗教（佛教、拜火教、基督教、犹太教和摩尼教），很容易接受民间伊斯兰教和神秘主义的融合。”[8]69

虽然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内的诸多民族的多神信仰有向一神教发展的趋势，但是多神信仰在这些民族中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多神信仰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就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之中，这种信仰深深植根于伏尔加保加尔文化当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多神信仰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中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多神信仰的影响。所以，在伏尔加保加尔人早期的伊斯兰化并没有根除原有的信仰和习惯，而是与这些多神信仰共存。

三、伊斯兰教对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影响

第一，促进了伏尔加保加尔人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伊斯兰教是伏尔加保加尔人和其他部落统一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多神信仰缺少强大的凝聚力，而伊斯兰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都很复杂的宗教，它塑造了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并成为民族意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成为伏尔加保加尔人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在自己的国家解体后，他们也能够以不同的名称保持独立的民族身份。从十三世纪开始，伏尔加保加尔人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时期，蒙古人的入侵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苦难;十六世纪时伊凡四世（IVAN IV，公元1530—1584年）战胜喀山汗国（Qazan xanl|ˇg|），给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后代带来了沉重的苦难，“喀山被征服后，莫斯科立即表现出与西班牙类似的热情：清真寺被摧毁，穆斯林面临屠杀、驱逐、被迫重新选择居住地和皈依东正教。”[10]尽管遭遇了这些不幸，伏尔加保加尔人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保留了他们的民族身份，维持民族凝聚力和共同的民族记忆的基础是伊斯兰教。

第二，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伏尔加保加尔人原先是没有货币的，“在一些地区，皮毛常作为货币使用，虽然伊斯兰世界的硬币已在流动。”[6]227在贸易时以一张貂皮兑两个半迪拉姆的比率进行交易。随着与伊斯兰世界贸易往来的加深，十世纪中后期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最初的硬币是阿尔穆希在位时期模仿萨曼王朝的迪拉姆生产的。与伊斯兰世界的君主一样，阿尔穆希在硬币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硬币的流通范围非常广，“从俄罗斯到波罗的海东南部储藏的带有伏尔加保加尔迪拉姆的硬币总数甚至更多。”[11]除了铸造货币之外，其他的手工业产品也在考古活动中被发掘出来，“从十一世纪早期开始，在卡马地区的遗迹中发现的保加尔轮形陶器的占比从5%增加到50%（有时甚至是75%）。然而，布尔加设计的轮形陶器也在当地生产，例如在奥布瓦河畔（River Obva）的罗兹德斯特文诺埃（Rozhdestvennoe）发掘的保加尔贸易中心发现了一座窑，”[12]说明当时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手工业的产品已经在相关地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第三，促进了伏尔加保加尔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根据伊本·法德兰的记载，当时的伏尔加保加尔人“他们住在圆顶帐篷里。国王的圆顶帐篷很大，可以容纳一千多人”[3]26。在皈依了伊斯兰教后，伏尔加保加尔人以清真寺为中心建立起繁荣的城市，成为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的中心。在接受伊斯兰教后，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在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中获得了大量财富，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伏尔加保加尔汗国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城市文化，包括清真寺、宗教学校、商人住宅、澡堂和灌溉系统。布尔加尔是最大的城市，但也有其他城镇——比利尔、苏瓦（Suvar）和奥塞尔（Oshel）。总的来说，考古学家已经确定了前保加尔的140多个定居点。”[13]这些考古发现证明伏尔加保加尔人发展到了相当高阶段的城市文明。

第四，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阿拉伯帝国不仅是阿拉伯人建立的帝国，也是一种文化。古代文明的继承者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东岸繁荣昌盛，他们同样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9]4当时的西欧正处于基督教统治下，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遗产被基督教经院哲学扼杀，而伊斯兰文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达到了顶峰。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使得古希腊的典籍完整保存下来。伏尔加保加尔人皈依伊斯兰教，便与巴格达哈里发建立了密切的文化联系，阿拉伯世界灿烂的科学、哲学和文学思想开始流入，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古鞑靼语书写体系形成。这对伏尔加保加尔人文化、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形成以及教育和文学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在伊斯兰教中“教育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古兰经和伊斯兰法律的知识，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效运作所需的习俗、知识和技能”[14]。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伏尔加保加尔汗国的教育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教育，伏尔加保加尔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大大提高，意识到教育对于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通过教育将民族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为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后裔保存了共有的文化纽带，增强了民族认同感。

伏尔加保加尔人十世纪初皈依伊斯兰教在政治和宗教意义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直到十三世纪初他们的国家被蒙古人摧毁为止，伏尔加保加尔人对东欧草原的历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皈依伊斯兰文化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伏尔加保加尔汗国是一个真正的东方穆斯林殖民地。”[15]从九世纪下半叶到十一世纪末，伏尔加保加尔都是该地区的商业中心，在十二世纪与周边的国家相比仍然相当强大，并且是该地区唯一的穆斯林国家。尽管蒙古人在十三世纪初摧毁了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但伊斯兰教仍然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宗教。当金帐汗国选择伊斯兰教作为国教时，它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伏尔加保加尔人和其他的一些突厥语族部落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形成了今天俄罗斯第一大少数民族——鞑靼族。直到今天，伊斯兰教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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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若愚（1996—），男，汉族，江苏昆山人，单位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方向为中亚史。

张文德（1965—），男，汉族，江苏兴化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亚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