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1921－1927）

叶晓东，代保平

（湖北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205）

“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前进根本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共产革命中找到了新的依托。”[1]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以建设“群众党”为目标，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开展群众运动，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扩大党的阶级基础，成功实现了从宣传为主的政党到“群众党”的伟大跨越。

一、“群众党”建设目标的提出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进步中的伟大作用。李大钊盛赞十月革命为“庶民的胜利”，高度肯定了这场革命的群众性[2]357-359。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将十月革命称为一种群众运动，认为二十世纪这种群众运动将风靡世界，群众的结合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2]365-367。毛泽东比较了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认为决定二者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实现了民众的联合，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众大联合[3]。1920年9月，在法国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讨论组建共产党的问题，他建议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从事革命的方法，与群众相结合，达成一种组织的革命[4]。同年10月，恽代英撰文探讨革命的价值，认为革命事业若要顺利发展须研究群众心理[5]。上述探索虽不成熟，但说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将党的目标聚焦于动员和组织无产阶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必须以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为基础，并由其先进分子所组成。无产阶级是最具革命性和战斗性的群众，只要能唤醒无产阶级，把他们组织起来，并通过他们把知识分子、妇女、流氓无产者和贫民中的积极力量放到无产阶级斗争的熔炉中重新锻造，充当“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定能取得成功[6]3-4。为此，他们深入工厂，组织工会、开办夜校、发行报刊，做组织和动员工人群众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虽然无产阶级极具革命性，但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少数，其中最具组织纪律性的工厂工人人数更少。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仅仅动员无产阶级，不足以形成广泛的阶级基础，不足以保证革命的胜利，革命要想取得成功，还必须动员广大群众。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很快就把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作为工作重心，但“群众”和“群众运动”概念的形成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指出，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6]5。但因为党员人数较少，组织农民和士兵等问题暂时搁置，决定集中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工厂工人[7]233。随后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要求，党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中共一大后，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呼吁全国劳动者与资本家斗争，“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6]3-4由此可以看出，党从理论上已经认识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群众动员的重要性，但由于阶级基础比较薄弱，组织还不够完善，在实践上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和组织工人运动上。

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一年之后也只有不到200人，力量还很弱小，加上处于地下斗争的秘密状态中，要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自身发展较为困难。中共一大召开一年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认为，由于党只是秘密地工作，就在工人中开展的工作来说，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7]242。根据马林的报告，作为党主要成分的知识分子严重脱离实际斗争和群众，“他们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研究社会主义的书本。”[7]255马林的观点与实际情况有偏差，但也指出了一个事实，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是一个“群众性政党”。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正式提出了“群众党”的建设目标。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是已知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群众党”的概念。“群众党”究竟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政党的阶级性（代表广大劳工群众）、群众性（同人民群众鱼水情深）与包容性（包容社会各阶层）的高度统一[8]。要领导革命，党就必须到群众中去。“群众”在哪里？结合前述决议案中“无产群众”和“劳苦群众”的提法，并通过考察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可以明确，对于“群众”一词，并未给出严格的范围界定，但至少包括工农群众即无产阶级和贫农，因为他们都是无产者，是革命的阶级基础和主要领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是一个开放性概念，其范围界定视革命形势发展而确定，它从本质上决定着我们是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因为这是“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的需要。“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6]57-5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众党”是一个极具实践导向的概念，“群众党”本身就意味着“群众性”，走群众路线，在群众中开展工作，表明党不是一个小团体、小组织，而是一个来自群众的政党。“群众党”建设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共产党到群众中去活动，二是吸收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9]。

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把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作为自己的目标，以鲜明的政治立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从事革命斗争。在革命话语体系中，“群众”成为党的依靠力量，“群众运动”成为党的基本策略，“群众党”成为党建设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党”的目标设定，力图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建设一个全国性的“群众党”，以实现党的政治主张和理想。

二、对“群众党”建设目标的坚持

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基本方针。如何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推动建设“群众党”，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实际的工人运动，工会组织起来，党员队伍中的工人比例逐渐提高，但由于产业落后的原因，实际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多数工人群众的意识，还停留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严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认识到国民运动的必要，真正能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6]115-116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共党内存在不愿从事群众工作的倾向。在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拉狄克批评中共的一些同志只注意理论研究，他呼吁中国的同志们，“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7]376-378随后通过《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中要求，“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的共产党应该参加一切可以接近群众的运动”[7]385。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中，强调在与国民党合作时，中共不能放弃组织群众，“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7]470来自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建议促使中共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加群众化。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反对将中共建成“群众性政党”，他试图打消共产国际执委会要使中共成为一个“群众党”的设想。中共三大筹备过程中，马林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对中共的组织现状进行了分析，“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①马林认为，中共还不具备成为一个“群众党”的可能性，执意追求“群众党”的目标会妨碍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国民党合作才是中共在组织上获得发展的唯一机会。因此，在马林看来，中共集中精力先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有群众基础的党，真正的共产党才能建立起来[7]531。马林多次批评中共组织上不成熟，不可能成为一个“群众党”，但忽略了中共尚处于幼年期这一事实。正因为组织上不成熟，才更需要从群众中吸纳资源，向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众党”奋斗。

在共产国际东方部，拉狄克、维经斯基等人反对中共服从于国民党的发展任务，主张中共在国民党党内做国民革命工作的同时，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极力扩大群众基础，不放弃中共二大提出的“群众党”的建设目标。

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既不反对拉狄克和维经斯基提出的建议，也不反对马林的观点。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要求维护民主统一战线，支持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同时强调，“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7]493这个指示是妥协的产物，是两种意见的糅合，它的意义在于没有取消中共建设“群众党”的目标。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关于是否要建设“群众党”引发争论。针对马林极力主张在国民党党内开展工作，蔡和森和张国焘持不同意见，他们提出建设“群众性工人政党”的主张[7]514-521。“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7]506-513“我们不能等待真正的国民党产生之后，再去组织工人和农民。”[7]543这些主张实际上是试图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之外另起炉灶，并不符合建设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群众党”的原则，亦不能在国共合作方针已确定的前提下为党保持独立性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蔡和森和张国焘的主张在与会者当中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

在遵从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前提下，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在国共合作中建设“群众党”，“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6]115-116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在保持组织上、政治上独立的前提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正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6]115-116大会再度强调了组织和动员工农群众的重要性，“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6]29

在中共“群众党”建设问题上，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双方争论的实质不在于是否建设“群众党”，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建设，即是寄希望于对国民党进行改造，还是中共单独去完成。中共三大以在国共合作中加强党的建设的路线，弥合了意见分歧，重申了“群众党”建设的目标。正如鲍罗廷指出，“只有我们才能把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从这个熔炉中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要的材料”，为建设“群众党”打下基础[10]。

三、大革命中“群众党”建设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以参加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方式加强了与各革命阶级的合作，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迅速开展，促使党从宣传的党变为行动的党，促使党走到群众中去，从而为达成“群众党”建设目标创造条件。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主张，除了发动舆论支持之外，还在全国各地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实质性组织工作。各省区和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许多领导人及骨干是共产党员，他们发起和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制定提案、起草宣言、提出报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被选入国民会议运动领导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1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运动起到了唤醒群众和发动群众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也因为领导这场运动，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威望，获得了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如郑超麟指出的，这次遍及全国的群众运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增加了共产党的党员。”[12]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加强了关于“群众党”建设的部署。一是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其政党的群众性来予以保证的，无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动革命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群众。大会提出，“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在产业工人中，“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6]284二是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民阶级是社会的重要成分，发动农民阶级有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6]292-293三是中共四大确立了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大会指出了党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如果不能贯彻党的既定组织路线，“则吾党绝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6]308-310为了引导工农群众有觉悟地参加革命，应扩大党的数量，有三人以上的党员即可组成支部，同时简化入党手续，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可以直接入党[6]308-310。这是为迎接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在组织上做的准备。

中共四大的全面部署为实现“群众党”的建设目标奠定了基础。蔡和森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虽然这时只有一千党员，但是党的政策走到行动的时期了，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13]

中共四大以后，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了2428人。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统计，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有组织的工人约为54万人；北方的工人运动逐渐打破“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得到恢复和发展；广东各县农民协会的会员达20多万人，河南的农民协会下辖200余个村级农民协会，会员人数仅次于广东[14]。有组织的群众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基础。

1925年的五卅运动点燃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浪潮以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此次运动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真正是一般民众的运动”[6]396。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短短几个月里，共产党人以其惯有的激烈的不妥协的坚定的斗争精神，吸引了成千上万渴望革命的工人和学生。”[15]中国共产党开始成批吸收党员，不少工人和学生相继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据时任全国总工会代表的张国焘回忆，在此期间，他曾主持过几次工人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党员[16]。五卅运动引发的全国反帝大风暴使党的领导人意识到“革命动员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难”[17]155，大大增强了建设“群众党”的信心，正如恽代英所指出的，“所以革命不是一件顶难的事，只要有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相当的机会，就可以号召起来。”[18]

为了尽快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中共对组织规程进行了修改。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党，进一步简化入党手续：两名入党介绍人中，其中一人是正式党员即可，且入党不足半年以上者亦可，候补期也大大缩短，工人的候补期由三个月缩短为一个月，知识分子的候补期由半年缩短为三个月[17]125-126。在“开门办党”的大潮中，党员人数急剧增长，党员从年初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达到10000人，增加了10倍，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组织。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在北伐战争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迅速扩大。从北伐军1926年夏进入至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到1000万人，占全省农民的一半；湖北农民协会会员至1926年11月发展到20万人；江西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0月也有5万多人。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1926年九十月间相继成立，两省工会会员至1927年1月已发展到70万人；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需要指出的是，各城市特别是武汉市的工人运动也出现过一些“左”的倾向[19]。

在大革命中，党的组织建设走上了快车道，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据统计，1927年3月，党员总数达到了57967人，其中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0%[20]。

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专注于宣传、理论研究的一般性政党，转变为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政党。党的组织分布全国，遍布各行各业，成员来自各革命阶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正如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指出，“不过五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由原先一个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小组、由脱离现实的一些小派别成长为强大的共产主义组织，学会了搞工农工作、组织工会、领导罢工、组织农会、带领农民斗地主，最后还发动人民群众响应北伐。”[21]中共二大提出的“群众党”的建设目标，经中共三大的坚持，中共四大的全面部署，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终于得以实现。

四、结语

需要指出的是，在建设“群众党”的过程中，党更多地关注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充当了教育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这一时期，党只强调“到群众中去”，还缺乏“从群众中来”的认识，缺乏“向群众学习”的自觉。也就是说，虽然在组织上党实现了“精英党”向“群众党”的转变，但思想上还未彻底摆脱“精英党”的潜在意识。国共分裂以及党深入农村之后，党无论是从思想认识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断“向群众学习”，“做农民群众的学生”，并以此逐渐形成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22]。

没有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仅靠少数先进分子的奋斗，百年大党无法创造伟大业绩。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群众党”，通过将党的力量深深扎根于基层社会，获得了来自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这种认同和支持是中共领导革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3]，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验证了一条科学规律：“只有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24]回顾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的历程，结合现阶段党治国理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群众党”建设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一是牢固树立群众观点。革命要想取得成功，既需要一个坚强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又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在革命年代，党员干部能够较好地树立群众观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群众观点容易动摇。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要保持一贯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践行群众路线，开展专门的学习教育，特别是通过学习党史的方式，强化群众观点，使全体党员正确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二是引导群众合理的政治参与。在革命年代，人民群众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正常渠道被堵塞。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动员的方式，激发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并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利于政治整合，从而有利于现代国家的构建。革命取得胜利后，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保障。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持续激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并给予适当引导，使之在合理的轨道上运行，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

三是发掘群众动员的治理价值。革命要取得成功，有效的群众动员是关键。坚持群众的主体性，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历史和现实价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新认识和发掘群众动员的治理价值，深化对与之相关的群众观、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法等本土政治资源的再认识，“可以避免滥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现实，推动在治理领域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25]

回顾历史，启迪当下，照亮未来。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紧紧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注释：

①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报告，三大时全国党员有420人，其中工人有16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