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中国起源

王静峰

（曲靖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一、引言

宏观经济调控是指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对国民经济进行的调节和控制。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起源，经济学理论界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思想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产生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最早提出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的政策主张，其成为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源头。其实，这种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西方起源论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翻阅中国古代浩若烟海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比较系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到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输和平准两大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东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总结的“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1]453，基本勾勒出了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产生的大致历史轨迹，也道出了中国古代宏观经济调控思想长期领先世界的历史事实。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基础上，认识到中国古代对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产生作出过重要贡献。李超民（2002）认为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是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重要思想源头[2]；林光彬（2015）认为管仲建立了中国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尤其是宏观经济工具的配套使用和逆风向的宏观经济政策，直到现在仍然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3]；程霖等（2016）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但为中国古代政府调控经济活动提供了指导思想，还为美国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提供了思想和制度借鉴[4]；马涛和王姝黛（2019）认为汉代桑弘羊是运用轻重论调控经济的典范[5]。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论证了中国古代对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产生作出过原创性贡献，但缺乏对宏观经济调控思想起源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希冀能够还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起源的历史本来面目，为宏观经济调控思想起源问题正本清源。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

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产生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在思想上需要对市场机制的弊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为以弥补市场不足为主要目的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产生奠定基础；二是在实践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保证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经济上，由于铁农具和牛耕等新兴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还打破了西周时期官府垄断工商业的“工商食官”制度，民间工商业快速崛起并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市场交易十分活跃；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高度繁荣的同时，贫富两极分化、物价大幅波动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商业垄断现象等市场机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从而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弥补市场不足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实践的基础。政治上，由于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导致诸侯争霸、群雄并起；各诸侯国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富国强兵”的政策，这其中就包括具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性质的平粜法和平籴法。

（一）管子的轻重调控思想

《管子》一书相传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所著，是中国古代论述经济问题最为系统全面的一部经典著作。现存的《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有将近二分之一主要研究经济[6]。在《管子》一书中，管子在自己轻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

“轻重”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所特有的一个经济范畴。早在春秋时代，“轻重”概念就随着金属货币的使用而出现。金属货币的轻重直接反映其价值的大小，金属货币的分量越重，货币的价值就越高，反之，价值就越低。“轻重”一词最初被用于表现和说明货币方面的问题，此后进一步演变成表现货币与商品比价变化的概念[7]。管子善于运用“轻重”概念来表达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轻重理论，例如，管子用“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8]297说明了货币和物价之间存在着货币数量减少则物价下降、货币数量增加则物价上升的关系，货币数量的变化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同方向变化，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古代版的货币数量论；“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8]262说明了商品供给量增加会引起商品价格下降、供给量减少则价格上升，这种认识与现代经济学的供求原理是一致的。从“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8]40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管子在充分肯定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市场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但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加以弥补，从而为其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具体说来，管子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管子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8]260-261即统治者要想治理好国家，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掌握轻重之术以调控国家经济，协调好民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由于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容易引起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物价的大起大落，从而对民生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优秀的统治者应该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懂得运用国家储备物资的收放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将物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以维护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原则。管子提出宏观经济调控基本原则是“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8]261。就是要采取相机抉择的方法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稳定物价。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供过于求、价格过低时，国家以适当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该商品，能够起到促进商品价格回升的作用；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价格过高时，国家以适当低于市场的价格来销售国家储备的这种商品，能够起到促使商品价格回落的作用。国家根据商品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行适当的调节，就能够将商品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波动区间，避免由于物价的大起大落而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第三，提出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主张。“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8]247就是当遭遇自然灾害引发的经济危机时，国家可以通过雇佣失去生活来源的贫民来兴建公共工程，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来增加就业，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复苏。管子的这种思想，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类似的思想及实践在西方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应对经济大萧条而实行的“罗斯福新政”中才出现，“罗斯福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规模雇佣失业工人兴建公共工程以刺激经济复苏[9]，但这已经是管子身后两千多年的事了。

管子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是建立在对市场功能的利弊有了较为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主张国家在不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运用国家储备物资、财政支出等经济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实现稳定物价、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调控目标，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比较系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具有开创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历史先河的意义。

（二）范蠡的平粜法

范蠡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商业奇才，传说他曾帮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功成身退。离开越国后的范蠡曾三次经商成巨富，又三散家财，后定居陶地，自号陶朱公，后人尊之为“商圣”。

范蠡提出平粜法主要是为了将粮食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史记》是这样记载平粜法的：“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10]184范蠡的平粜法是建立在其经济循环论基础上的，范蠡认为，农业收成与自然界的天象运行之间具有规律性的联系，他以人们在地球上观察到的木星在天空中的方位为依据，将这种规律总结为“木星处于金的方位的年份，粮食就会丰收；处于水的方位的年份，粮食就歉收；处于木的方位的年份，就会发生饥馑；处于火的方位的年份，就会发生干旱。由于天象运行是循环往复的，与之对应的农业收成也会循环往复。一般说来，每隔六年就会有一次丰收，每隔六年就会有一次干旱，每隔十二年就会有一次大饥荒”。尽管范蠡的经济循环论所总结的农业收成与自然界的天象运行之间存在的关系，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但他把农业收成看作受自然因素变化影响的客观结果并试图寻找隐藏在粮食丰歉背后的客观规律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粮食收成会受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粮食价格也会随着粮食的丰收与歉收而出现上下波动。当粮食售价低至每石二十钱时，就会损害农民利益；当粮食售价高达每石九十钱时，就会损害商人利益。如果商人利益受损，商业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农民利益受损，就会打击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如果能够把粮价控制在每石三十至八十钱之间，则农民和商人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顾，农业和商业才能得到正常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范蠡不仅将粮价稳定看作是国家稳定的基础，而且意识到不同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

（三）李悝的平籴法

李悝是战国初期的魏国人，是法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曾在魏国主持变法，实行“尽地力之教”的重农政策和稳定粮价的平籴法，使魏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对李悝实行的平籴法，《汉书》作了如下记载：“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1]457李悝认为，粮食价格过高会损害消费者（城市居民）的利益，粮食价格过低又会损害生产者（农民）的利益，无论哪一方利益受损，都于国于民不利。所以，善治国者必须兼顾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但当时的社会存在着农民种粮收益过低，影响粮食正常生产的问题。为此，李悝提出平籴法作为解决问题的对策：根据每年的粮食收成情况，把粮食的丰收年成分为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粮食的歉收年成分为大饥、中饥、小饥三个等级。国家在丰收年以保护价收购农民的余粮作为粮食储备，歉收年再把储备的粮食平价卖出，具体做法是大饥之年卖大熟之年收购的粮食，中饥之年卖中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小饥之年卖小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平籴法这种以丰补歉的做法不仅能够把粮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而且在饥荒之年也能保证粮食的正常供给。

在平籴法中，李悝对如何在丰收年与歉收年之间进行粮食调剂作了详细的计量经济分析，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可以用数学语言表示为：

f：A→B

其中，f为国家对粮食以丰补歉的法则，A为不同丰收年国家收购储备的粮食数量，B为不同歉收年国家向市场销售的粮食数量，A与B之间是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

（四）平粜法和平籴法的比较

范蠡的平粜法和李悝的平籴法分别是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提出的两种以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稳定粮食价格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对管子“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平粜法和平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粮食问题看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都把粮食价格作为调控对象，都把稳定粮价作为调控目标，在调控手段上都主张运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粮食供求关系和价格。

平粜法和平籴法也存在一些区别，主要表现为：一是二者调控的利益关系不同。平粜法是从有利于农业和商业协同发展的角度，提出调控粮价要兼顾农民和商人的利益；平籴法则是从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提出调控粮价既要照顾粮食生产者（农民）的利益，又要兼顾粮食消费者（城市居民）的利益。二是判断粮价是否合理的标准不同。平粜法允许粮价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只要把粮价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有超出范围才需要国家进行调控；平籴法没有提出粮价是否合理的定量标准，只是要求把粮价控制在一个兼顾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的价格水平，即做到“贾平则止”。三是调控粮价的具体方法不同。平粜法主张以经常性收放政策控制粮价波动的幅度，只提出调控粮价的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平籴法则强调丰收年景收购储存，灾荒年景投放救灾，其措施更为具体，可操作性更强[11]。

三、西汉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

秦朝开创了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汉承秦制，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思想上，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地位；实践上，任用桑弘羊主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桑弘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输和平准两大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宣帝时耿寿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桑弘羊的均输与平准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理财家，是汉武帝、汉昭帝两朝的朝廷重臣，曾执掌国家财政经济大权长达三十年，积极推行均输、平准和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为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和开疆拓土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对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主要收录在《盐铁论》中。

桑弘羊生活的时代，重农轻商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桑弘羊却拥有超越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智慧，他在充分肯定农业重要性的同时，又高度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从其“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12]等思想观点可以看出，桑弘羊不仅认为工商业是与农业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而且认为商业比农业更有利于实现“富国”的目标。桑弘羊在公元前1世纪就提出了商业富国思想，西方类似的思想直到15世纪才由重商主义者提出[13]，因此桑弘羊堪称是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鼻祖。重商主义者通常都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桑弘羊也不例外。桑弘羊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积极推行均输、平准和盐铁官营等政策上，均输和平准是桑弘羊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两大创举。

据《史记》记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巿，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10]733即桑弘羊成为掌管国家财政经济大权的治粟都尉之后，为了解决各地官营商业恶性竞争、扰乱物价的问题，也为了解决地方向中央上缴赋税运输成本过高的问题，桑弘羊请求朝廷设置了几十名大农部丞官，负责掌管各个郡国的财政经济事务，又在其治下的主要县份设立均输官和盐铁官，命令边远地方以当地对外输出的土特产品作为上缴中央的赋税，交由均输官负责运输，这些货物最终被转运到市场价格高的地方销售，这就是“均输”。与此同时，桑弘羊又在京城设立了平准机构，负责管理通过均输而来的全国各地的物资，并负责制造运输工具。政府在掌握了大量的物资储备后，就可以通过在商品市场上贱买贵卖来调节物价，从而阻塞了大商人通过操纵价格牟取暴利的途径，商品价格也不会出现大的波动。由于该政策措施具有平抑物价的作用，所以被称为“平准”。

均输和平准两项政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均输是用于解决地方向中央上缴赋税和全国各地之间进行物资调剂的运输问题；而平准则是以均输而来的国家储备物资为基础，对全国各地的商品供求和物价进行调控。但两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均输为平准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物资保障，平准又为均输而来的物资提供销售渠道，而且平准低价收购的商品需要通过均输运往商品价格高的地区销售。

桑弘羊推行的均输和平准政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其宏观经济调控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桑弘羊创造了宏观经济调控史上的一座丰碑。

（二）耿寿昌的常平仓

耿寿昌是西汉宣帝时期精通理财的朝廷重臣，历史上著名的常平仓制度就是在他的倡议下建立的。

据《汉书》记载：“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1]467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因为精通数学和理财而获得汉宣帝的信任。宣帝五凤年间，耿寿昌建议实施的漕运改革取得成功后，又奏请朝廷在边郡地区普遍建筑粮仓，这些粮仓的作用是当粮价低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入粮食，以维护农民的利益；当粮价高时又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粮食，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这种粮食储备制度被称为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制度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平粜法和平籴法的进一步发展。常平仓不但具有调控粮价的作用，而且把建立国家粮食战略储备、维护边疆稳定与调控粮价有机结合起来，为宏观经济调控注入了新的内容。

常平仓制度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不但为其后的历代王朝所效仿，在中国存续了两千多年[2]，而且产生了国际影响。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曾说，“我任农业部长后，不久就请求国会在美立法中加入中国农政的古法，即‘常平仓’的办法。这个常平仓的名字，我是得自陈焕章所著的‘孔子与其学派的经济原则’。”“常平仓能够使农民把丰收年的剩余粮食用于灾年使用。”“在1938年农业调整法中开始实行常平仓计划，以保证无论丰收或者受灾都能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14]由此可见，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效法中国的常平仓制度。此外，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建立的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其源头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的常平仓制度。

从平粜法、平籴法到常平仓，对粮食市场的调控一直是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是农耕社会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而农业又是一个受自然变化影响较大、具有内生不稳定性的产业，如果粮食任由市场自发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和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必然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政府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调剂粮食市场的余缺以减轻农业收成丰歉对民生造成的不利影响，是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中的一大亮点。与西方国家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中普遍使用销毁的方式处理市场上大量过剩的粮食相比，其高下立判。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所展示的这种经济智慧至今仍然闪耀着思想光芒。

四、结语

起源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产生的，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经济思想。与起源于西方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相比，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既展现出与其他文化共性的一面，又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特色和气质。

第一，从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社会，是在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对市场调节的利弊有了较为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力图通过政府调控来弥补市场不足的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到西汉时期，由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满足“大一统”封建王朝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增加财政收入等多重需要，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由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限，如何通过政府调剂粮食市场余缺以避免农业收成的丰歉对民生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通过宏观调控增加财政收入以满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研究和关注的重点。西方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是20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才产生的，这时已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工业社会阶段。在工业社会中，人类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如脱缰野马般地演变成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如何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生产过剩、严重失业等一系列问题，是西方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从两种思想的产生过程来看，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为了谋求经济稳定发展而主动提出的一种宏观经济思想，西方的宏观调控思想则是西方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被动提出的一种宏观经济思想。

第二，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来看，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是要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平衡[15]，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始终把调节商品供求关系、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尤其注重粮食供求平衡和粮食价格稳定，还主张在遭遇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萧条时，政府通过兴建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提高贫民收入，促进消费，其实质就是通过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增加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这与现代宏观经济调控思想通常把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16]，是大体相似的。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重点关注的问题，这既反映了粮食在农业社会中极其重要，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具有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三，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和手段来看，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始终是把间接调控方式和经济手段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和手段，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李悝，还是西汉时期的桑弘羊、耿寿昌，都主张政府通过市场调节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即便是政府因调控物价的需要而直接介入商品市场，也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交易，并没有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这种以不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为前提、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起来的调控方式，与现代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认识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为了弥补市场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场本身，这种认识对今天发展市场经济仍然具有启示作用。

第四，从宏观经济调控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来看，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主张对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双向调节以实现总供求的平衡，这与西方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片面强调需求调节而忽视供给调节有明显区别。从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开始，西方就把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的着眼点放在需求管理上，片面强调需求管理政策而忽视供给管理政策[17]，即便是后来的供给学派关注到供给问题，也仅仅是主张通过减税政策间接刺激供给增加，仍然缺乏对供给的直接管控。与西方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相比，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供给调节与需求调节并重，调控手段更加丰富，政策时滞更短，更有利于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第五，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主张通过国家储备物资的收放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将宏观经济调控与建立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相结合，这也是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所特有的内容。

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有的内容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常常为人们所用，却不为人们所识。例如，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常被一些人望文生义地误解为是受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理论的影响，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要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能够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注重供给调节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尽管中国传统宏观经济调控思想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元素，具有独到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但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被历史尘埃掩盖了光芒，逐渐为人们所忽视和淡忘。今天，即便是在国内经济学理论界，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这不能不令人扼腕。所以，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发掘和整理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深入挖掘蕴藏其中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传统文化的养分，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