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寄语

古埃及人看重精神生活，对宇宙、生命、死亡等哲学问题有着长期的思考，他们的来世想象中充满了抽象的永恒的意象，但他们却用最具体的表现形式在建筑、图像和文字中传递这些思想。在这个众神的国度，艺术服务于和谐的人神关系和社会秩序，巨石堆砌的神话赋予宇宙和生命以永恒的意义。

——颜海英

加洛林时代，一批以大年代记为主体的历史著述前后相继，接踵问世，构成了一种独具风格且纵贯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叙事系统。其中《圣伯丁年代记》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它以相当翔实、相对权威和比较丰富的内涵，记述了9世纪中叶前后半个多世纪加洛林王朝，特别是西法兰克的各类重要史事，实为加洛林时代一部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现代史学认识、重构9世纪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关键性史料。

——王晋新

在古代数术哲学中，三、五是数列关系上两个重要节点，三才与五行即是出于此两节点上的代表性概念。可以说，数术思想内阴阳五行体系之形成，乃中国古代哲学之集大成性成就，以其形成为标志，可区分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以包括阴阳在内的三才为主导，其代表可举《周易》；后段以五行包容三才阴阳而形成的阴阳五行体系为主导，其代表可举《礼记·月令》。与此二者相关的宇宙创生演化模式不同，其中可见三才与五行所留下的各自影响。

——葛志毅

在欧洲开始主导以殖民地开拓、国际贸易、民族国家发展、科技革命、宗教改革、文化思想变迁等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化运动时代，欧亚大陆还在发生其他一些规模宏大的历史进程，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中国清朝都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推演。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既应注意17世纪前后历史的世界普遍联系，也应注意不要轻易把这种联系夸大到与各区域历史证据不相吻合的程度。历史学对于证据的要求超过经济学，对模式建构的追求弱于经济学。

——赵轶峰

府县官号称是“亲民之官”，实际上还以主人自居，官逼民反，官贪民怨，官与民本来就是对立的。各种《官箴书》无不将爱民作为府县官的要责，而且希望他们造福于地方，施惠于百姓，因为“一利兴，地方便受一事之福；一务举，政理便见一端之绩”。只要不把个人名利看得太重，就可以“求福利乎民”。但这仅仅是理论的假设，要想实现，则不能不面临各种问题，除去事上与处同僚之外，对下也有说不尽的难题。

——柏桦

日本的对外关系行为不宜称为“华夷秩序”，即便是加上“日本型”的定语也毫无意义，而只会令人产生误解。

——杨立影、赵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