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校诏令颁行与教育发展论析

潘 浩

（1.淮阴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江苏淮安223300；2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繁荣和高度发展期，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作为“宋型文化”的特质之一，宋代学校教育在经济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日益显露出其成熟的一面。宋代诸帝所推扬的学识与实用的国家思维直接影响了有宋一代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宋末帝祥兴二年（960—1279），宋代诸帝发布关涉学校教育之诏令约176条，其中北宋约118条，南宋约58条，超过了宋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2]6238‐6266。宋代学校诏令有着鲜明的文体类别和内容特征，集中反映了国家发展学校教育、培养人才的政策、措施及需求。学校诏令不仅是宋政府“仁政”思想和“尚文”政策的重要载体，而其本身也是研究宋代国家与学校教育关系的有效途径。

前贤对宋代学校诏令与宋代教育发展多有论及。苗春德《宋代教育》[3]、袁征《北宋的教育与政治》[4]、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5]等著述，对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科举考试、教育举措等均有探研。然而，以上之著述对诏令的文本解读及其所蕴含的国家意志、政策执行、教育内容范畴等方面，仍失之过简。学校诏令作为探究宋代国家和教育关系的有效载体，其内容意蕴如何？对教育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对当前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有哪些有益的启示？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文体：国家意志的集中凸显

诏令类文体是指古代社会以“王言”即皇帝命令为主的下行公文，也包括那些官方命令性质或告示、晓谕天下民众的文体[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