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与约束框架下经济体制转型轨迹

□文/宋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

［提要］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道路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赋能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巨大潜力，为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和完善”党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的引路人角色，并通过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约束机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一个占据世界1/5的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新的作用。

从国际公认的大多数经济指标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净产出平均每年增长近10%，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快速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减少争论，务实改革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道路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改革的道路设计激发了许多在当时相互排斥的历史解释，比如“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务实的改革思路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领导层中党内改革派面临改革动机的质疑，为了保持党组织的一致性，“边干边学”和反复试验理念维持了经济体制朝健康发展的方向改革，对改革过程中局部利益受损的党内同志进行思想动员，通过解放思想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调节的范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完成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市场分配范围的扩大不可避免地缩小了政府再分配的范围，党和地方政府失去了对部分资源的垄断，这导致他们的权威相对下降，生产者和企业家的经济和社会权力相对增加。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陷入狭隘利益的泥潭，而是表现出一种持续的经济合理化趋势，其目的是建立一套管理整个经济的普遍规则，允许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开展广泛的经济活动。

二、引进外部竞争，融入全球秩序

中国领导人试图对经济参与者实施新的规则，破坏部分市场改革受益者的既得利益地位，迫使他们转向更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从战略上加速融入与全球经济分工和法律规范、标准体系趋同的进程中。尽管自1995年开始，世贸组织对中国加入WTO的标准越来越严格，但中国还是大大加快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1994～1997年期间，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条件的争端不断升级，到1998年春，朱镕基改变了传统立场，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一个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慷慨时间表，设法克服了对中国经济一些重要部门受到负面影响的担忧。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承诺并呼吁“公正”的国际准则进入，引入外部压力，刺激以进一步实现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这是实施经济合理化措施、调整国家职能和增加经济竞争的一个额外工具，可以最大限度地淘汰“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铺平道路。

三、分阶段式改革，推动“政、企、社分离”

为了寻找中国改革活力的线索，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个经济学派占据主导地位。一个学派将中国良好的经济表现归因于“正统经济体制转轨”所认为的关键因素，即日益市场化、全球化，以及经济活动的私有化。相应地，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所产生的创新可以视为“充分市场制度的不完美替代品，市场制度的引入可以为中国提供与西方相媲美的快速的增速度。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渐进和成功的经济试验，这种试验促进了新经济力量的出现，这些新经济力量促进了增长，同时避免了“爆炸式”的经济自由化，保持了整体经济的稳定。

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是最热衷于快速转型的人现在也认识到：从计划到市场的道路必须是漫长而曲折的。然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渐进式样改革方案为经济转型的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层面：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重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对接。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主持了渐进式的经济体制转型，在经济体制转型的不同阶段会涌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发展意识的官员和企业家。

通过赋予下级行政系统的行政权力，建立或恢复对地方社会更知情、更负责任的机构，改革干部竞聘制度使其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党内专业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为国家改革献计献策，弥合政党和社会之间的脱节，党的权力资源被重新配置，从一种“不接地气”的形式，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促进政府、政党和市场、社会友好合作的三大板块新形式。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通过振兴经济、推动现代化和市场竞争的机会，改善了信息收集、政策规划和政策执行模式，同时提升了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并将他们纳入其队伍。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重塑自己，增加了中国与世界经济舞台的互通互联，以及进一步适应其新时代、新使命和新身份的机会。

四、重视反馈机制，促进激励机制

中国共产党重点推进基层民主选举，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加强法制建设，逐步实行竞争性公开选拔公务员。这些渐进式的政治改革旨在分散对中共权威的挑战，提高中国政府的治理质量。政治合理化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将民众的不满引导到基层政府的不尽责身上，更好地管理改革引发的混乱所造成的社会负面情绪积累，并建立有意义的反馈机制，时刻提醒党注意其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对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推行的激励机制产生了一个动态的良性循环，整合了管理、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并用党的有力领导组织生产和经济运行，增强了市场的能动力量。尽管腐败的发生率有所上升，但在改革时期，中国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精神，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管理是科学并富有成效的，并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20世纪80年代，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地方财政自我核算”等增强自治的手段，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贴，以抵消地方政府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被允许在向上一级政府上缴规定的金额后，保留从其管辖的企业征收到的税收剩余部分。财政改革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新的预算外资金来源，这些资金不需上缴。地方政府背负着新的财政和行政责任，拥有了剩余产权，各级政府尽可能地寻找资源创收，这使得以市场为导向的县、乡、村企业的产量和生产率每年都有惊人的增长。同时，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和重点企业、企业家相互依存、相互交织。通过引入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影响其他经济参与者，充满活力的乡镇企业，帮助了中国农村经济逐步“脱离计划地方式增长”，对整个中国改革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通过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以奖金形式）和晋升与地方GDP和税收直接挂钩，干部考核制度，非常直接地激励了地方干部对经济管理产生兴趣。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表明，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激励机制对于引导全面参与的行为至关重要。产生任何与经济和社会效率极为相似的结果所必需的激励机制，并不是由于个人理性或利润最大化而自动产生的。事实上，就转型经济体而言，个人理性往往与社会理性行为在逻辑上不一致。一个转型经济体并非一个拥有天生自我执行有效均衡、消除社会浪费性掠夺的超级理性社会。过渡社会往往浪费通过快速追赶式增长致富的机会，因为它们没有建立有效的体制和制定健全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重要角色和地位，证明了一党长期执政，并非完美，但可以十分“高效”地执行长期改革计划。

五、迎接新挑战，发挥新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可以从积极而非规范的角度来理解。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赋能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巨大潜力，对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配置扭曲和激励机制扭曲的话，改革开放年代党的领导严格履行了几个关键职能：监管、考核、平抑市场价格，以防止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显著改善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也将更加艰巨，“能啃的骨头”通过几十年的改革都逐步消化，剩下的改革任务都是无比艰巨的“硬骨头”，诸如找到解决东北数千家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问题的办法，控制城市失业率的上升，改善不断上升的农村与城市差距、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工资水平的差距，对缺乏动力而陷入被动困境的国有银行体系实施改革，改革社会福利制度，遏制官员腐败，需要采取许多艰难而痛苦的行动。在执行这些政策的同时，避免经济业绩突然下降导致社会压力的骤升，都将是中国共产党当前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近30年来，西方政府和国际经济机构对转型经济体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建议，从根本上都受到了向市场转型理论的影响，即向市场转型是“释放企业家主动性、解散国有企业和机构的过程”，从国家获得财产权和自治权，这种“基于产权”的观点可以用新古典主义范式的“私有化-稳定化-自由化”路径来概括。然而，仅仅侧重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产权激励机制是不完整的，因为未能解决为什么经济行为者的权利和自主权在某些环境中以生产性方式行使，而在另一些环境中以非生产性方式行使的关键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和中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个体利益化最大化”理论意义影响深远，由此开始出现了市场转型替代方法的轮廓，取得积极发展成果的关键是中国建立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体制框架，指导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激励结构建立，并对参与者的行动选择加以限制，使他们能够以富有成效的方式行事。中国政府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是关注市场如何运作，而不是市场如何发展。因此，获得产权“权利”是一个过于狭隘的制度经济学概念。更为迫切的任务是让政府机构制定宏观经济管理工具、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等市场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制度。因为市场在缺乏可信的执行机制和监管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种“有缺陷的”制度结构，提供“错误的”机会，设置“错误的”约束，创造“错误的”激励，奖励非生产性行为。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如果全部国有企业将经济权力和产权下放给各种经济行为体可能会产生“短期赢家”，他们在维护局部改革均衡方面是既得利益者，而局部改革均衡会为较早参与改革的私营企业家产生集中的租金，同时他们更容易以市场的优势地位将高昂的社会成本转嫁给其他“失意者”。由于企业家的资源较多，人数较少，而且可以选择性地采取集体行动，成功的大企业家在决定经济改革时获得了隐含的否决权，从而保护了他们现有的资金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困境不是在短期内如何面对“输家”的反对而维持改革，而是在于如何同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努力维护短期收益的赢家博弈并继续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既取决于创造了赢家（数以万计的企业家），也取决于约束赢家。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复兴中华民族伟业的重要之年，继往开来，承前启后，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使命、任务和挑战将更为艰巨：通过深化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新进程。中国共产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通过改革，完成了“实业报国”这一时代任务，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和完善”党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的引路人角色，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一个占据世界1/5的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发挥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