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战争让人工智能研究姗姗来迟

我国的人工智能起步非常晚。

和如今的“尖端科技”印象不同，人工智能作为科学概念，其实也有一些年头了。早在1936年，英国的数学家艾伦·图灵，就已经完成了人工智能最早的理论奠基工作——“自动机理论”，并因此在日后被追认为“人工智能之父”。而彼时位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依然深陷内忧外患，并且马上就要迎来昭和日本军阀的全面侵华战争。

当抗战结束，并在国共内战中赢得最终胜利后，迎来新生的新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又被彼时的苏联带歪，对人工智能与控制论领域展开了政治层面的无理批判。而此时在欧美地区，人工智能的发展却迎来了曙光：艾伦·图灵在1950年发表了论文《机器能够思考吗？》。到了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在随后的1957年，就上马了第一个机器学习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理论概念进入了现实。

1944年，计算机科学家格雷斯·霍珀（Grace Hopper）使用手动磁带打孔器工作，这是一台早期计算机。

1993年，深圳，正在上电脑课的师生。

从荆棘中终于走到起跑线

进入20世纪60年代，虽然苏联在斯大林去世以后逐步解禁了人工智能研究，但当时中苏关系已然恶化，我国依旧没有对人工智能产生应有的重视。而且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大量科研活动都遭到停摆，人工智能领域自然也不能幸免。

终于，到了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正式实施，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口号的提出，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蛰伏许久、落后国际前沿几十年的人工智能领域，这才获得了破土而出的生长机会。

面对近乎为零的基础，中国第一批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发挥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拓荒牛”精神，全力学习追赶国际人工智能前沿，积极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同时努力吸纳海外人才，为追回耽误多年的空窗期，疯狂“补课”。

到了1981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终于形成了初步的行业体系。不过，人工智能在当时的大众眼中过于高端神秘，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经常与“气功”“特异功能”等伪科学概念混为一谈。而原本有助于公众理解、接受人工智能概念的科幻文学，也早在1983年就被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沉重打压，就此长期一蹶不振，一直到世纪之交的90年代末期才逐渐恢复生机。

不过万幸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上的电子技术革命通过开放的国门进入内地，引发了计算机产业的热潮，人工智能研究还是被这股“产业倒逼”的力量推回了发展正轨，伴随着计算机产业一起发展，进入了一个持续至今的逐步加速时代。

人工智能研究的飞速发展

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好时代终于开始了。

随着产业界的推动与政策的支持，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进入了快速铺开的发展阶段。通过不断学习、追赶外国的先进经验和路径，国内人工智能学者们厚积薄发，在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处理、机器学习、智能计算、专家系统和自动控制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中，逐步积累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热潮进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也迎来了从研究到实用的腾飞，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浪潮的推动下，诸多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进入商业化“变现”阶段——比如在多层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深度学习和深度神经网络，就已经在“刷脸支付”（面孔识别）、自动驾驶、语音识别等多种模式识别领域中获得了成功的商业化应用。

国家层面的重视，大企业“下海”

我国政府自2015年开始也逐步认识到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性，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推进政策。如今，人工智能已是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从《中国制造2025》到《“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再到十九大报告，无一不将人工智能作为重要的科技发展方向。而2021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把人工智能列为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八大核心领域之一。这一系列战略与规划，就是为了通过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来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突破核心技术难关，让人工智能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推进国家的强盛发展。

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研發中，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众多大型科技企业的加入，大大推进了产业膨胀的速度与规模。在烈火烹油的资本热潮中，这些企业巨头抢滩布局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积极投入人工智能产业研发，尤其关注深度学习的应用前景，纷纷成立以机器学习为核心的研发部门，通过深入挖掘大数据，来发现新的商机。例如华为成立的诺亚方舟实验室，就运用深度学习技术，对移动信息大数据进行分析。这些企业通过投入资源进行商业化研究，将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个人信息管控、电子支付追踪、出行规划记录、针对性广告投送、工作效率优化、控制人力成本等方方面面，做出的成绩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与大力支持。

今天，发展成果斐然

2021年7月8日，上海世博中心召开了“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2018年来连续四届大会中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在大会上，我国向全世界展示了人工智能的新技术和新理念。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家企业，则在会场展示了包括智能机器人、智能驾驶、智慧教育、城市管理、金融科技等一千多项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反映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近几年迅猛增长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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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1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的报告，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超出原有预期的3251亿元，而核心企业数量则达到6425家。有人预计，到了2025年，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进一步膨胀，并且部分技术与应用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到那时，人工智能将成为牵引我国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核心产业规模将突破4000亿元，并带动超过5万亿元规模的相关产业。而到了2030年，我国的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水平都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带动的相关产业规模则会超过10万亿元。

人工智能的热潮，显然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清醒地看待发展

但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整体来看，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其实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优势领域，主要集中体现在应用方面，我们取得的成绩，大多是在将理论甚至技术如何具体实现、并在商业层面普及应用上。但是，在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领域，比如硬件与算法上，我们的基础依然十分薄弱，高度依赖国外的上游技术输入。我国在缺乏短期利益回报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依然距离国际先进水平有相当远的距离。代表人工智能理论巅峰的“图灵奖”，依然极少有中国获奖者的身影。诸如深度学习、对抗性神经网络等引领潮流的人工智能理念，依然是由欧美甚至日本、印度的各路学者探索并提出的。

人才，是最强生产力

在企业方面，我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在知识生产能力方面也亟待提升。相比微软、谷歌等国外顶级企业，中国企业整体上的技术表现是远远逊色的。即便和国内的高校与科研院所比，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与论文发表上，也是相对落后的。就算是体量上被公认为人工智能巨头的华为、腾讯等企业，在论文、专利和人才等各项指标的全球企业排名中，也比国外的对手企业落后不少。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辉煌表象下，潜伏着基础不够牢固的致命隐患。倘若长此以往，我们就只能成为跟着第一名亦步亦趋的“万年老二”，成为等着别人出题然后再努力去考满分的“内卷做题家”，最后沦为空有庞大的产业与人力，卻只能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老黄牛”。

但在不进则退的中华崛起道路上，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当“拓荒牛”了。

可惜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虽然看似人才济济，但依旧缺乏顶尖人才，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有明显差距。

而能够填补这一差距的新生代人才，就是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