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50年代的忧患意识
——以《人民日报》国庆头版为考察对象

张连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020）

《易经·系辞下》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1]这里强调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治国理念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随着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逐渐增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一个在忧患中诞生、奋斗中并不断壮大的政党。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进京赶考”，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的著名论断。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但仍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帝国主义国家对诞生的新中国持有仇视态度，采取了政治上孤立，封锁经济、禁运货物等政策，军事方面实行封锁包围、伺机侵略颠覆的方针，妄图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把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恢复建设过程中国际忧患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的国庆头版作为一年中举国欢庆的重要报纸版面，既是一年中国家取得重大成绩的展示平台，又是鼓足人民干劲、调动人们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推动器，同时也是我们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警示牌。

一、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威胁

《共同纲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纲领性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规定其外交原则是：“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3]在与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态度是：“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4]当时，新中国与英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终未获果，究其原因，“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继续非法地强占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4]发展经济为壮大国家力量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愿意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3]

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在肃清反对势力、巩固国家政权方面，取得了胜利。我们认为：“这样巨大的胜利决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决死支持，绝对不可能设想这样巨大、这样迅速、这样彻底的胜利。”[4]国民党军队大部分为美国政府所武装，随着其溃败与消亡，由此可以基本认定：“中国人民不但对国内敌人取得了胜利，同时也对国外敌人即美国的帝国主义干涉者取得了胜利。美国帝国主义者如果再要采取什么新的工具和新的形式来干涉和侵略中国，它就必然重复国民党所遭受的失败。”[4]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的侵略行径主要表现在：美国勾结日本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威胁亚洲安全的朝鲜战争；指使蒋介石空军使用导弹进攻我空军；在联合国及其各个组织中间，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奉行新殖民主义政策。

《对日和约》是美、英、法等48个国家于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同日本签订的，1952年4月28日生效。主要内容是：“日本放弃对朝鲜、台湾及澎湖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力上的根据与要求。美国得向联合国建议将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包括罗萨里奥岛、火山群岛、巴列斯维拉岛及马尔库斯岛均列入以美国为管理当局的托管制度。日本同意此类建议之任何一项。日本在其国际关系上不采用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办法，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5]这个条约背离《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每一政府承允与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6]的规定，违背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肆意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将中国应得的战争成果随便“瓜分”，对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没有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宁造成了隐患。1951年9月18日和1952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对《对日和约》的相关内容采取不承认、不认可的态度，对其后果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与说明，并在《人民日报》的国庆头版告知日本的一切爱国者和爱和平的民众：“美帝国主义正在经过所谓‘对日和约’把日本民族进一步推入灾难的深渊。美帝国主义准备使日本陷于四面树敌的绝境，迫使日本人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奴隶，流自己的血来为美国战争贩子们换取金元。”[7]中央政府从保障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指出美国的“野心”意义之所在，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这样才能保卫日本独立自由和维护远东和平。从整个亚洲的安全局势来看，在美国主宰下的“对日和约”，就是“帝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的宣战书。”[7]在美帝国主义的挑战面前，亚洲人民尤其是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手向前，团结一致，为保障国家独立主权、争取和平、民主的建设环境而努力，这样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

美国为了扩张自己的统治范围，挑拨李承晚傀儡集团与朝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着美国对朝鲜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有理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先，我们两个国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关系。在近代，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8]其次，朝鲜是一个民主国家，“它也是世界和平阵营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坐在一旁漠不关心，眼看着战争贩子把它吞并。”[8]还有一个理由是：“中国人民完全熟悉那个‘首先占朝鲜’的策略。我们以最深的愤恨，回想到日本军阀是沿着同样一条道路来侵犯我们的东北的。”[8]在抗美援朝过程中，增产运动和巨大的捐献运动是前线物资支援的重要保障，“劳动竞赛本身就是一个群众运动，通过爱国公约的媒介，它已经普遍推行全国。”[8]劳动竞赛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开展得如火如荼。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受到尊敬，做工的人是主人翁。”[8]这已在政治上教育了我们的工人。劳动竞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工人和农民表现了“对国际主义精神和原则的了解，知道这如何是保家卫国的工作的一部分。”[8]在这个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国内的大力支援与友国的帮助显示出：“‘新的，觉悟了的亚洲’这话的意义。这些事实证明最强大的一个帝国主义，虽然有一群仆从国家在帮凶，还是可以完全被打败的”。[8]通过抗美援朝，中朝两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致中国领导人的国庆贺电中，朝方提到，“为战后人民经济恢复建设而动员起来的朝鲜人民，怀着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注视着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为自己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9]同时坚信：“两国在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结成的友谊和团结，将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并在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远东和平的共同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9]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侵入中国辽东省上空，实行扫射轰炸，并派遣侵略朝鲜的海军炮击中国的船只。对此，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1958年9月24日，蒋介石空军先后出动飞机143架次,窜入我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上空进行军事挑衅。在与蒋介石飞机的空战中，对方竟然使用了美国制造的“响尾蛇”导弹，击落我机一架。周恩来总理在国庆九周年的招待会上，向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揭露美帝国主义指使蒋介石空军用美国供给的“响尾蛇”导弹向我国空军进攻的严重罪行。他说：“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指使下所犯的罪行，一定要给予惩罚性的打击。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感到极大的愤怒。”[10]自从1958年中美会谈在华沙恢复以后，美国仍然继续从日本和其他军事基地调集兵力，不断侵犯我国的领海和领空，这一切表明，“美国不是在认真地谈判，而是一再挑起事件，扩大对我国的侵略。现在的问题很清楚，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的关键，决不是美国所耍弄的‘停火’把戏，而是美国必须立即停止玩火，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10]美帝国主义指使蒋介石空军使用导弹进攻我空军的罪行，激起了我英勇空军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愤怒。参加9月24日追击蒋匪空军归来的前线空军某部飞行员们愤怒激昂地说：“我们决不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嘱托，警惕地守卫着祖国领空，加倍的打击挑衅者。”[11]来自东南海防前线参加首都国庆观礼的空军英雄们怒不可遏，在不久前还击伤敌机一架的飞行员岳崇新愤恨地说：“我们既不怕导弹，也不怕原子弹。我们坚决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11]广东地区空军某部飞行大队长魏双禄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打击过美国侵略者。今天，他代表自己所在部队的战友们，在当地广播电台上作了广播，表示他们一定要给敌人以双倍的打击。如果美国侵略者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警告，继续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扩大侵略，那么，“就会使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无法逃脱。”[10]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赤裸裸的强权和暴力旧殖民统治方式等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唾弃，更隐蔽的、间接的殖民侵略手段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新的统治方式。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利用和控制联合国，来推行它的新殖民主义，“一方面以‘援助’不发达国家为名，加紧掠夺和干涉，另一方面策动亚洲人打亚洲人，非洲人打非洲人，拉丁美洲人打拉丁美洲人，以便瓦解和镇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斗争。”[12]这一切事实说明，全世界人民仍然面临着艰巨的、复杂的斗争任务。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必须分清是非。正义的事情，我们一定支持；非正义的事情，我们一定反对。对于一切侵略者、压迫者，我们是他们的死对头。”[13]认清国际形势，与美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前提，鼓舞士气，团结互助是挫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的侵略活动，争取持久、和平国际环境的重要条件。

二、与爱好和平国家合作，共同反抗侵略政策

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疯狂侵略，我们一方面不断谴责，另一方面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与民主国家互助合作，争取和平，同时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4]新中国成立不久，中苏两国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意义重大。从空间防御层面上讲，“由于这个条约，欧亚大陆上的近七万万伟大的人民已经结成了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亲密同盟，使两国防御由东方来的侵略的力量大为加强。”[15]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共致电中国共产党，把他看成“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及伟大历史胜利的鼓舞者与组织者”[16]，认为新中国是“巩固和平和各国人民间友谊的强大的力量”。[17]德国统一社会党发来国庆贺电时强调，希望“在斯大林同志英明的领导下，我们在共同争取和平、民主与进步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功。”[16]当时，欧亚两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9亿多人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且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上连成一片，结成了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强大的世界体系，“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友谊，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团结。”[18]“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它们的力量和威望的迅速增长，是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18]这对反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有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五十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19]，中国人民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这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国防力量的巩固、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具有重大的作用。除了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外，我们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正通过不断发展着的互助合作而日益增长起来”。[20]中国共产党一贯积极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我们一贯主张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21]

除了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友好往来外，我们还志愿于与营造和平国际环境的国家展开交往，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灵活，并取得丰硕成果。周总理把友好往来与抗战时期的伟大友谊相结合，展现了外交生活中的生动画面。1957年国庆节，他同几位曾经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服务的前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们热烈握手，并向他们致意。在这一批印度客人中，有一个少年是抗战时期在延安牺牲的一个印度医生同他的中国籍妻子生的儿子，周总理对他说，“你就是‘中印人民是兄弟’这句话的代表。”[22]这朴实的话语既是对抗战期间中印两国友谊的充分肯定，又是对两国未来友好国际关系的展望，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国家霸权统治的厌恶。彭德怀元帅和埃及青年代表团、叙利亚学生代表团、黎巴嫩和平代表团在酒会上见了面，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特别肯定他们在与殖民主义作斗争时取得的胜利，“你们三个国家的人民站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前线。”[22]他还特别向埃及代表团的团员、纳赛尔总统的弟弟转致他对纳赛尔总统的敬意，“中国人民和我对于纳赛尔总统同帝国主义斗争时的坚决和勇敢，充满无限的敬意，纳赛尔总统是我最钦佩的人之一。”[22]同时，彭元帅还表示中国人民还坚决“支持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支持印度尼西亚要求收回西伊里安的立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殖民地人民的要求民族独立的立场。”[18]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对当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也欢迎其代表参加国庆盛宴，这是宽容外交政策的展示，是促进国际和平的重要举措。一个美国女青年在宴会上说，“美国人民很希望了解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她对这次到中国旅行很感兴趣，因为这次旅行使她得到很多知识。她回去以后将把在中国所见所闻转达给美国人民。”[22]由此看出，这是美国民间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信号释放。

开展中外民间友好交往，组织代表团互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增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信任，发展友谊的重要手段。在中叙友好协会成立时，叙利亚学生代表团团长哈利勒·哈尔德·阿卜杜勒·努尔说，“我们今天跟你们一起庆祝中叙友好协会成立，这有力地具体地说明了我们两国的坚强的兄弟般的联系。”[23]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新中国还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日本民间团体等签订了贸易往来决定。与此同时，文化交流逐渐成为新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助推器”。

三、加强自身力量，增强忧患意识

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亿二千万个中国人已经在斯德哥尔摩的庄严宣言上签了名，这个签名运动还在中国人民中继续扩大。”[24]世界和平是建设国家的重要环境保证，裁减军备政策的实施，正是新中国对世界和平环境建设的有力证据。“我国军队已经有四百多万人复原还乡，参加了和平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参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25]但是，我国人民和现有的武装部队，没有忘记现代化国防建设在保家卫国中的重要意义。相反，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才能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我们的人民陆军必须陆续加以强化，使它足以战胜任何侵略。”[26]三军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打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赢得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建国初期，面对着社会主义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任务，面对着解放台湾、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我们应该：“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27]为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快地前进，加强自身力量，护国抗敌，我们须从各方面加紧努力。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机器大工业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使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主要形式。建国初期，面对着“一穷二白”的局面，发展工业提到议事日程，“否则就不能建立起现代经济和现代化国防的基础，就不能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的技术改造。”[28]工业化的建设不仅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还可以巩固国防力量，也是防范意识的一种表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关键，“首先是原料工业和动力工业，同时要努力发展支援农业的化学工业和农业机械工业。”[28]建设工业要适应我国的情况和需要，“要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一般技术、手工操作相结合，以便节约资金，发挥潜力。”[28]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优良的管理经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财富。在利用好国外生产经验之时，学习“国内已有的先进经验，研究和总结自己企业中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变成系统的知识，使自己在制定计划、组织执行和监督检查执行情况、随时纠正偏向和改正缺点。”[25]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我们还应“加强管理，特别加强对新产品的试制和生产的领导。”[25]新产品是工业生产的活力剂，产品质量是工业化得以扩大生产的保障书。在基本建设方面，今后我们应“更好地安排设计和施工的进度，更好地按照任务平衡设计和施工的力量，更具体地定出节约的制度和指标，同时切实保证工程的质量。”[25]私营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要实行逐行逐业的安排，适当增加加工定货，解决它们在原料、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困难”，[25]使私营工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与优势，促进工业生产计划的全面完成。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中，我们应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要实现工业化，为要发展重工业，我们需要有不断增加的大量资金；而为要得到这个资金，我们只能从生产的增加和财政上、生产上的节约来逐渐积累。”[29]日益增长的财富积累和充分的后备金，并集中地加以使用，才有可能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的全面展开。在一切公私企业中，我们应该使增产节约和改善企业管理相结合。在发动和组织劳动竞赛的时候，不应打乱原来的工作部署，而要按照原来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不应简单地草率地用加班加点突击生产的办法去增产节约，而必须从加强管理工作，即从建立和健全计划管理、技术管理、责任制度和经济核算等工作入手，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生产。”[29]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增加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应“大力开辟原料资源，节约原材料，努力增产。”[25]

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战线上，英雄模范人物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人民的楷模，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必须有计划地“以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来教育广大职工，组织广大职工学习他们的榜样，”[25]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使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国家主人翁和领导阶级的责任感和高度的创造精神。”[28]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重心。两者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发展农业是保证国民经济良好运转的前提，“否则就不仅会影响最大多数人的生活，而且会直接阻碍工业的迅速发展。”[25]新中国初期，农业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基本保障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尤为重要。在农业方面，中央政府提出“大力组织开荒，扩大耕地面积，”[25]以便粮食产量的增加。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新式农具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前提，党中央号召“在各地积极发展小型的农田水利，积极开辟肥源，推广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技术，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25]在分配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上，国家也要积极指导农民按照计划进行种植，“一方面照顾到玉米等高产作物播种面积的适当扩大，另一方面也要使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作物（如棉花、烤烟、甘蔗、甜菜、花生、油菜等）的播种面积有所保证，争取全面地完成农业生产计划。”[25]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工业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均是社会主义建设这架“天平”上非常重要的“砝码”，也是国力增强的重要保障。

结语

忧患意识是国家不断进取、奋发图强的警惕器，是关系民族存亡的指示标。新中国建立初期，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我们主张正义，利用国庆欢庆时刻，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友好交流、往来与合作，共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相信自强则不欺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不仅发展重工业来巩固国防建设，保家卫国，还努力发展农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一年中国家重要信息来源的《人民日报》国庆头版，将一幕幕情景记录下来，既是我们面对着国际威胁忧患意识的展现，又是由此激发奋斗勇气，战胜困难决心的助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