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山林中的思辨

梁盼

有一回，庄子和弟子们在山林行进，当然也可能是迷路了，正在这时，他们见到几个伐木者停在一棵茂盛的大树旁，于是就有弟子问庄子，为什么伐木者偏偏没有将这棵树砍掉？庄子答曰：因它材质一般，便逃过了被砍伐的命运。

不久，师徒一行人走出山林，来到一位老友家中。老友盛情，正要杀鹅烹菜时，老友家的童仆问道，一只鹅呆呆的不叫，另一只却叫个不听，该杀哪只呢。老友很肯定地说杀那只不叫的。结果第二天，弟子又问庄子：老师啊，昨天那棵树无才得活，今天那只鹅无才得死，您老人家怎么看，或者您本人到底是无才，还是有才？

以上是《庄子》外篇《山木》中打头的一则故事。《庄子》诸外篇一般被认为是庄子的门人所作，非庄周本人之亲笔，而这则故事似乎也说明，这不是庄夫子本尊口气，因为那个徒弟隔了一天的再次发问，明显带有刁难和调侃的意味，甚至略含挑衅。

庄子开始接招，他先嬉笑着说：我庄周处于有才和无才之间。这一听仿佛是理屈词穷的狡辩。不过这个问题的确太刁钻。且看那棵树，它若材质一流，肯定早就被人砍死做了木材。这毫无疑问是很朴素的辩证法。而那只被杀的鹅，只因它不会叫，便断送在菜刀之下，反而那只会叫、姑且算作有才的鹅，却逃过一劫。这看似也是辩证法，实则为一个偶发事件，不能作为辩证法的案例。

庄子的老友选择杀那只不会叫的鹅，只是他个人之喜好，不具有普遍意义，甚至连个人好恶都不是，有可能是他临时起意，随口一说。显而易见，那棵树的案例蕴含着普遍性的规律，而选择杀那只不会叫的鹅，只是偶发事件，无法归纳总结。

但庄周的徒弟硬要把这两者混在一块来发问，让老师总结出规律——这是典型的挖坑。且看庄子如何应对，在调侃自己处于才与不才之间后，庄子调转马头，痛斥“才”与“不才”这样的概念。他说，人就是太看重这种才华或功名利禄，才受其侵扰，为其所累——最严重的后果，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物欲横流”。随即庄子认为，能驾驭功名利禄这些 “身外之物”，而不是被其操控，才是道家的处世之道。

由此及彼，庄周最后列举诸多为名利所累的情形：“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第三种情形中的“廉”，是有棱角之意，不是指“廉洁”。倒数第二对矛盾谈及“贤能”之人会遭至小人的暗算——妙哉，儒家所推崇的“贤者”，居然是一种很危险的存在状况。

最后，庄周教育弟子们，只有“道德”才是唯一的归宿啊。换言之，在思辨中领会福祸相倚、损益互成，并随时随地自问自省，才是心灵的归宿，更是人类的归宿。至于才与不才，就绝对不能认定为一端排斥另一端了。

这样的道理，其实两百多年前的老子早就有过谆谆教导。

谈起庄周和思辨哲学，当然得从老子说起。公元前551年，也就是孔子诞生的这一年，老子来到周王室担任“守藏室之史”一职。这个职位是国立图书馆的馆长，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守藏室”只是周王室的仓库，即老子实为仓库的管理者。老子在周王室做着多大级别的官，还有他到底是上层的贵族，还是一介平民，这些都是一个谜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老子是一个博学的名人，至少大名鼎鼎的孔子曾两次当面向他讨教学问。

而且，《道德经》极其抽象，能省去的地点、人物、时间和事迹，老子绝不多写一个字，仿佛他有意为之，不把这些东西隐藏得干干净净，他绝不罢休。这就造成《道德经》丝毫不像《论语》那样具有某种人物传记的性质。

再者，就连司马迁在为老子写传时，也搞不清楚老聃、老莱子、太史儋这三个人名究竟是老子的三个别称，还是原本就是三个人——司马迁只是让读者自己去猜。如同“玄之又玄”的《道德经》那样，其作者本人也是玄之又玄。不过，这种“极简主义”，倒与道家“自隐无名”的追求倒是不谋而合，或曰这本身就是老子及其门人蓄意谋划的结果。

但司马迁有些记载是言之凿凿的，譬如老子原籍陈国苦县，即今河南省东部周口市的鹿邑县。陈国始封于公元前1046年，是西周分封较早的诸侯，后来孔子如丧家之犬、七天七夜没吃饭的地方，便位于“陈”蔡之间。有意思，当年陈国的国君不欢迎孔子，将其困在路上，差点让孔子自生自灭，而出生于陈国的老子，其思想也几乎就是与儒家针锋相对的。

陈国虽得封久远，但后来时运不济，在“战国时期”即将到来之际被楚国灭掉。如果按照诸多历史记载所言，老子长寿达百余岁，甚至两百岁，那么陈国灭亡时，他还活着，所以老子又成了楚国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老子故里在安徽省西北部的涡阳县，而这个涡阳距河南东部的鹿邑县不足百公里，又同在涡河流域，春秋时期恰好都属陈国。

因陈国并入楚国，故不管老子是鹿邑人，还是涡阳人，最终他都算做了楚人。事实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无名无为”和那种“水滴石穿”的至柔又至刚，都与楚文化有莫大的关系。

楚国早年的都城位于今河南省西南部的淅川县，即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一带，起初为小国，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春秋战国时期，不断向南方和东方开疆扩土的楚国，终成南方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度与秦国并称，被视为可统一天下的强国。

但即便如此，楚国在文化上长期遭到北方诸国的歧视，被呼为南蛮。西周以来，除秦国之外的北方诸侯国才有资格被称之为华夏，或“诸夏”，而远居南方的楚國就算国力蒸蒸日上、版图远超北方诸侯，也不是华夏。

姑且不论北方诸夏对南方楚文化的偏见，单说两者的差异的确很明显。诸夏重礼，讲人伦，已进化到宗法社会;楚国重巫，讲天意，尚遗存氏族社会之风气。诸夏喜龙，得威严;楚国好凤，求飘逸。诸夏强调人与人的和谐;楚国沉思人与大自然的统一。诸夏的第一意象是土和山，体现着稳与仁;楚国的第一感觉是水与河，流淌着趣与智。诸夏有人的聚集和相互砥砺;楚国呈人的独处和内心追问。诸夏立于俊朗的平原，是熠熠生辉的辽远;楚国行在逼仄的山林，是雾霭沉沉的迷惘。正因此，儒家学说才发轫于诸夏，而南方的楚地，就毫无疑问乃道家勃兴的天然热土。

在公元前六世纪，老子与孔子能学习与借鉴的文献，几乎无异，但两者消化之后吐出的新丝却恰好相反。孔子坚定地沿着周代礼仪文化的整体脉络进一步向前，展露出“仁者愛人”的博大进取心。而在周王室任职的老子，却猛然回头，义无反顾地朝南看，再朝南看，朝着比他的故乡陈国更南的楚国看去，朝着南方魑魅魍魉的山林看去，朝着南方的大江大河大湖看去。

这一下，老子豁然开朗，发现“小国寡民”的隐与柔，才是人最强大的存在方式。诚然，周代礼仪宗法的“大”，可将渺小的人类个体碾压得连渣滓都不剩，但也许在仰头观望苍穹时，老子猛然发觉，礼仪宗法的“大”也不是最大的，于是他有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情绪，生怕自己的双眼被某种表象给蒙蔽住了，于是也有了屈原在《天问》中那种“冥昭瞢暗，谁能极之”的彷徨。但好在，他最终在某个时刻豁然开朗：所谓大与小、显与隐、刚与柔，都是相对的，且是相互倚持的，只要耐心等待时机——或曰天机——的到来，便可顺势转化。正如水，咋一看谁都可以挡住它，实则给它一点时间，它便可穿透万物。

老子在这样的思辨中领悟到人生真谛，在与宇宙和大自然的沟通中获得心安。老子的心安，甚至惬意，总叫人想起云蒸雾绕、有意象万千的南国楚地，叫人想起后来那个对天狂问的屈原，想起楚人在山林中跌跌撞撞、又怡然自得的画面。老子真是人在周朝，心在楚。

关于道家的源头，还有人认为其为楚文化与古印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甚至得出老子曾在古印度求学并成佛的惊人结论。可信与否，姑且不论。按司马迁的记载，老子晚年离开周王室所在地洛阳，接着西出函谷关，最后不知所踪。其具体时间不详，后人根据周王室当年的王位争夺战推断大约为公元前516年前后。消失之前，老子应函谷关关令尹喜之求，写下一篇五千余字的“文章”，这便是叫人解读至今并常解常新的《老子》——到西汉初年尊崇黄老思想时成“经”，始称《道德经》。

此后，世间无老子矣。再过一百多年，即公元前369年，道家的第二号人物庄子诞生于宋国都城商丘附近的蒙地，而宋国就朝南紧挨着老子的故乡陈国。宋国为商人后裔聚集地，商丘曾为商都。商人善经商，宋人传承之光大之，使宋国成为闻名遐迩的富庶之地，而且其国际影响力曾一度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公元前七世纪中叶的宋襄公心怀大志，也得偿所愿，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在春秋时期，宋国的存在感强于老子的故乡陈国。从出身来看，庄子也应该比老子更优渥一些，因为庄子是宋国贵族，其先祖为宋国第十一任国君宋戴公，庄子本人也曾担任过“漆园吏”一职——此为专门管理“漆园”的官员。不过有人认为“漆园”就是一个地名。

不过《史记》并未明言庄周的籍贯，而且从宋代开始就有人主张庄周为楚国人，还是那个“不飞则已、一飞惊人”的楚庄王之后裔。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反正庄子“鲲鹏”一般的豪放，还有梦见蝴蝶却怀疑是蝴蝶在做梦的浪漫，倒是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楚人屈原极为相似，也总让人想起那个还保留着许多巫鬼文化和原始自然崇拜、且与北方诸夏之宗法社会格格不入的南国荆楚大地。

只是屈原活得太憋屈，想做官却没得做，浪漫得不彻底，而庄子不愿做官，连楚国聘其为相的邀约，他都以一贯的讲故事、说寓言的方式给任“性”地拒绝了。仿佛他担任“漆园吏”一职，也只是为体验生活而已。他最后的结局与老子一样，都是隐居起来，以身体的“隐、独、无”践行了自己的主张。

同样是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老子的思辨哲学是言简意赅，朴素深沉，但庄周是借文学谈哲理、浇块垒、骂人间，譬如文章开头所引的那则“山木”故事，便是庄子与徒弟在山林内外的相互调侃之中，将思辨的复杂性深入浅出地讲出来，再将辩证法轻轻松松地传授给徒弟——在庄周所营造的氛围中，我们也若有所悟：原来那片山林在楚国，在那荆棘丛林玄之又玄的南方。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