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与重构
——曹禺《北京人》中女性悲剧命运新探

王婷婷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00)

曹禺在为《雷雨》作序时曾提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着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1]7年轻的曹禺对中国旧社会与封建家庭模糊的“愤懑”在他20世纪40年代所创作的《北京人》中也延续了下来。在此剧中，曹禺通过对封建大家庭曾家的刻画，为观众和读者展露了没落的士大夫门庭的衰败腐朽，与此同时，女性作为中国传统封建家庭中最压抑的存在，也就自然成为了曹禺抒写“愤懑”的重点描写对象。

一、父权的阴影与女性的生存困境

女性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语境中一直处于依附与失语的状态，而这种被压迫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庭“内”领域对女性的限制。从出生开始，女性便与男性在空间、身体、礼仪等方面被区分开来，《礼记》有言：“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2]352这里的“弧”指代“弓箭”，“帨”指代巾帕，射箭是儒家倡导的男子用以交游与自修所应学的“六艺”之一，而巾帕即指代着纺织、刺绣、缝补等内宅技艺，这意味着在人的出生之始，男性与女性便已经在功能性上被进行了划分。除此之外，《礼记》对于男女“内”“外”之分还有着更为明确的记载，其言曰：“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2]351在古代中国，外部屋舍被称为“公堂”，属于公共领域，而内部屋舍则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男性主要在“外”领域中活动，而女性则将“内”领域作为自身的行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