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以许渊冲《诗经》英译本为例

徐燕杰

(山西大同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沟通不同文化的重要途径。在翻译行为中，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其不同翻译策略选用最终导致不同译本的产生。不同译本产生不同的文化交流效果。这在文化翻译领域尤为突出。当前国际经济与文化形势下，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翻译人才培养不仅是技术人才培养，更是文化人才培养，我国翻译人才培养应助力我国文化战略实施。因而，对于译者翻译策略的研究就至关重要。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从“人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系统观出发，类比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对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用动机，选用过程以及最终目的有很好的阐释，对我国文化战略翻译人才培养具有建设性价值。

二、生态翻译学与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由中国翻译学者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创立。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范式。从生态系统整体视角出发，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从译者、译本和译境三个主要角度对于翻译现象做出全新描述和阐释[1]。

如同人在自然生态环境改造中的主体地位一样，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在生态翻译学中备受重视。“译者责任”“适应选择”和“译有所为”这三大生态翻译学所包含的理论均突显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阐释在具体翻译活动中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译者责任则从翻译伦理的宏观层面阐述译者应负责协调翻译文本、翻译环境和翻译群落的关系，并有责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需关注其译品的接受与传播以及译本的生存[2]。

适应选择论作为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以西方达尔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学说以及东方生态智慧为指导，从“适应”和“选择”的角度对译者翻译行为的本质、过程、原则以及方法等做出了新的描述,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通过多个维度适应性策略选择去转换文本，最终获得整合适应选择度最佳的译本。这很好地阐释了译者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动机[3]。

译有所为，又称以译行事，指译者翻译行为之根本动因以及其翻译活动之实际效果[4]。

三、许渊冲译《诗经》——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共建世界文化

许渊冲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具有高度的文化意识，认为翻译之于文化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中国翻译学者身兼的使命不仅是要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更是要将优秀灿烂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被西方读者所欣赏。因而许渊冲一生学贯中西，一方面将西方国家经典文学名著译为汉语，丰富我国文化，另一方面致力于对外翻译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作品，例如诗词曲以及戏剧等。《诗经》就是他的译作之一。

许渊冲在其《诗经》英译本的前言强调《诗经》作为文学的重要性，他认为《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经典之首，其外译将对世界文化的建设起到不可低估的意义。他还简要回顾西方翻译学者翻译《诗经》的历史，评判诸译本优劣[5]。许渊冲十分重视诗篇的文学价值，他认为，诗歌翻译要在“忠实”和“通顺”的基础上,尽可能追求“三美”,即音美、形美和意美。因此，许渊冲的《诗经》英译在音韵、意象、修辞等方面所选用的翻译策略均较有创造性。但同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许渊冲对于《诗经》中诗篇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理解相对仍比较传统，多采纳较为传统的《诗经》注解作为参考，这和许渊冲本人早年的国学基础不无关系。总之，许渊冲的《诗经》英译本既富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又有浓郁的传统气息。

四、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许渊冲《诗经》特色翻译策略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中国译者许渊冲从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共建世界文化出发，倾注毕生精力和热情翻译众多中国文化典籍，《诗经》全译本为其中之一。作为我国极具特色的文化典籍之一，《诗经》凭借其独有特色和丰富的文化文学价值，几个世纪以来备受西方译者的关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过数本较有影响的译本，但总体来看，《诗经》翻译中译者因素对于最终不同译本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6]357。而译者所处的环境以及所参考的翻译素材会一定程度地影响其译本特征。之前的译本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战略均影响着许渊冲的翻译行为。许渊冲的《诗经》英译本体现了其作为中华本土译者具备的文化意识、深厚国学修养以及创造性翻译智慧。

生态翻译学作为中国学者创造的本土翻译理论，和本土文学外译家许渊冲的文学翻译思想有着众多不谋而合。因此，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究许渊冲文学翻译策略的选用可谓是用本土翻译家实践研究支撑本土翻译理论建设的有利之举，同时对于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翻译人才培养也颇有裨益。经查阅资料发现，对于许渊冲翻译思想以及其译作的研究很多，从生态翻译学视角阐述的研究也有一些，但是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究其经典译作《诗经》翻译特点的文章却几乎没有。

以下从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中“译者责任”、“适应选择”和“译有所为”这三大围绕译者中心的理论出发，分析研究许渊冲在《诗经》翻译过程中对于《诗经》文学价值和文化内涵翻译所选用的具体策略。

(一)译者责任与“三美”齐备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承担着沟通不同文化，促进和丰富世界文化的责任。但源语和译语往往有着众多差异；作者和读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而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有责任协调这些不同和差异，尽力使译本不仅能够在译语读者中得到广泛传播，同时还需尽量将源文本的特色及意境内涵保留下来，以达到源语文化的传播和译语文化的丰富之目的。

“音美，意美，形美”是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主要标准。许渊冲认为，翻译诗歌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还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7]。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古代先民的诗歌总集，其文学价值自不用说，其中的篇什韵律优美，脍炙人口，因而许渊冲用韵体诗形式保留原诗特色。同时，《诗经》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许渊冲采用创造性翻译思维传递原诗意境思想。总之，许渊冲力图使《诗经》尽可能以其原有形式内容传于世界。

1.“音美”还原诗的韵律和节奏

《诗经》中广泛运用各种韵律手法，例如隔行韵、交叉韵、偶行韵、抱韵、尾声等等[8]177。许渊冲采取多种翻译策略保留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感，便于译文更好地再现诗歌的乐美特点和原诗的意境。

由于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加上《诗经》中的诗篇都是古代先民的颂唱产物，语言发音与现代不同，因而《诗经》中韵律使用较为复杂，这在翻译中也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总览许渊冲的《诗经》英译本，发现许渊冲在译诗韵律时并没有完全按照原诗的韵律亦步亦趋来译，而是通过整个诗篇用韵，在保留原诗意义准确条件下凸显诗的韵律感，使译诗读来朗朗上口，利于其传播于世。如：《桃夭》的译文全篇使用隔行押尾韵，全诗每一章的奇数行均使用同一个尾韵“-ed”而每一章的偶数行各选用与其章节涵义紧密相连的相同尾韵的词，例如，第一章用“-owers”，第二章用”-t”,第三章用“-een”。因而，译诗整体来看不仅与原诗韵律相同，且意思贴切。

2.“形美”还原诗的形式特色

《诗经》中的诗歌大都短小精悍，诗行简短且整齐。很多篇什采用重章叠唱手法，运用很多叠句,体现其作为民歌的特色，反复咏唱增强语言的美感。许渊冲在翻译时也尽量保留叠句翻译，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文本特点。如：《桃夭》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与第一章叠唱的部分“桃之夭夭，之子于归”使用相同的英译重复，意欲还原原诗的叠唱特色：

“The peach tree beams so red,

The maiden’s getting wed.”

又如《召南·草虫》三个章节中的叠唱部分“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使用相同的译文重复翻译：

“When I see him downhill,

And meet him by the rill.”

其中的“rill”是许渊冲创造的意境，原文中并无此词，许渊冲在译诗时有时会为了保持诗的韵律而进行创造性翻译，如用“绝对忠实”的标准去衡量也许会认为这样不妥，但如细细体会则会发现许渊冲这样译非但不是不忠，且进一步丰富了译语读者对原诗的理解。古时有山之处亦应有水，因而这“rill”用在此处不仅可以完善诗的韵律，也可补全诗的意境。

(3)“意美”还原诗的文化内涵

《诗经》各篇什的题目大多取于诗的第一句中的名物，而诗的题旨有时是光译题目所无法言明的，因此，许渊冲在每个译文的题目后都加上关于此诗的题旨注解，有助于译文读者准确理解诗意。如《召南·小星》的译文后许渊冲加上备注,“This was a complaint of petty officials who should get up by starlight and go to bed by starlight.”这样，译文读者就会明白诗中的“小星”不仅仅是时间的标志，更是诗中人物渺小的象征。

有些诗的题目和诗的题旨差距过远时，许渊冲在翻译时会将其舍去，换一个跟诗意联系紧密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如《召南·江有汜》的诗意为一个丈夫常年在外经商的妇女的抱怨之辞，许渊冲将题目译为“A Merchant’s Wife”。当然，许渊冲还是在译文后加上了关于原题中的“汜”的意思注释，并且将题旨也注解在后。可以看出，许渊冲的创造性翻译虽然看似天马行空，但在诗的主旨保留方面还是较为保守的。

又如《周南·关雎》是一首年轻男子追求姣好女子过程的诗，许渊冲不仅将诗的题目改为了“cooing and wooing”明确了诗的内容，而且在文后注释部分还对诗中五个章节的时间标志和期间男子追求女子的不同进展阶段做了联系解读，并且他还将关雎鸟是何种鸟做了解释。这样一来，译文的读者就会能够深入的了解我国古时候先民的生活以及相应的生活环境。

总之，许渊冲作为具有高度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共建责任感的中华译者，三美齐备的《诗经》翻译标准充分体现了许渊冲将《诗经》视为中华文化典籍精粹，欲将其特有的艺术形式传播于世界；其对于诗篇题旨以及诗篇历史文化内涵的的注释和对于《诗经》独特修辞手法翻译的慎重保留更突显了其作为中国译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适应选择破译“诗”之难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力求从多个维度做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去转换文本，最终获得适应选择度最佳的译本。

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一个关键术语，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内涵丰富。既包含以作者和读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又包含原文和源语以及译语所呈现的“世界”。译者选择去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而选择特定的翻译策略[3]。

1.对于时代特征与译者身份的适应

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会对《诗经》提出不同的诉求，对于译者也会有相应的影响，译者根据时代诉求以及自身身份来选择不同的《诗经》研究视角，选择参考资料，进而选择在译本中去凸显《诗经》的某些而非另一些价值。

19世纪西方殖民时期，理雅格作为传教士对于《诗经》的哲学、历史以及宗教价值更为看重，偏向从传统经学视角理解翻译《诗经》，希望通过翻译《诗经》来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利用儒道思想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创造有利条件。因此理雅格的《诗经》译本十分重视其诗篇的教义[6]90。

20世纪初，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诸多进步知识分子认为《诗经》不应作为封建统治的政教工具，更是一部丰富的文化史材料，主张摆脱传统经学注疏的约束去研究，还原《诗经》的文学性、文化性以及其诗歌的本来面目。此时期的西方对于《诗经》的翻译视角也发生了相应转变。韦利，身为西方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他受到了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诗经》研究的新发现的影响，更加在意《诗经》的文学和文化价值，认为《诗经》绝不能仅仅作为经学文献，采用人类学和民俗学视角去研究和翻译，脱离了长久以来西方译者对于《诗经》翻译依赖传统经学义理的方式[6]145。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此时的中国学者渐渐意识到肩负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责任[6]248。许渊冲的《诗经》英译本此时应运而生。许渊冲一方面受到我国现代《诗经》学研究文学转向的影响，十分看重《诗经》作为诗歌的文学和文化价值，因此他的《诗经》英译本非常注重还原诗歌的韵律；另一方面，对于之前西方译者的译本研究比较也令他思考并且为他的翻译行为提供了借鉴。许渊冲翻译《诗经》的动机是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以及文学形式。因此，与西方《诗经》译者相比，许渊冲《诗经》译本受其特定时代背景和本土译者身份的影响。这也是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的必然结果。

2.对于忠实与传播的选择

忠实的翻译有助于《诗经》文化的传播，但绝对的忠实翻译又会增加译语读者理解困难，反而不利于传播。译者需要在这其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通过其适应和选择来产生合适的译本。

例如，《诗经》中广泛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比”和“兴”是《诗经》诗篇的重要特色之一，《诗经》中的“兴”指的是描写之物作为起“兴”，为了引出所咏之物。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必是隐蔽的，如果译文将其逻辑关系显化则“兴”也就被消解了。但西方注重事物间逻辑关联的思维方式导致这种修辞在英译时几乎是无法保留的。在译文中因将逻辑显化而影响了“兴”的意味，这是一种无奈。但许渊冲认为这属于《诗经》的特色，应在翻译时让译语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因此，虽然在诗中消解了“兴”，但他特意在《诗经》英译本的前言部分详细解释了《诗经》的“兴”这一特色。

“比”也是《诗经》的一大特色，有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诗中以及只有喻体不见本体的隐喻两类，后者较为难译。对本体和喻体共现于诗中的“比”，许渊冲采用相应的英文喻词，如“like”,“as”等直译；对于后一种“比”，许渊冲则选择用注释法，在译诗后对原诗的题旨，比辞以及喻义都进行注解，以求译语读者可以准确有效地进行诗的文化内涵解读。

3.“三化”法的适应选择

许渊冲独创的“三化”法以其创造性思维有助于化解《诗经》翻译种种难题，从多个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选择翻译策略，产生符合译语读者认知和文化传播目的的译本。

“三化”是许渊冲诗歌翻译的具体方法，根据不同的诗歌表达形式，采用不同的转化方式，尽可能传递原文文学特色并使外国读者理解诗的内容和思想。

“三化”分别是等化(equalization)、浅化(generalization)、深化(particularization)。“等化”指译文与原文对等翻译;“浅化”指一般化、抽象化、减词等译法；“深化”指特殊化、具体化、加词等译法[9]。

等化适用于直接描述，例如《诗经》中的重要修辞手法之一：赋，运用这种修辞的原文深层涵义和表层意义一致，译文和原文形式内容上可以基本对应。

还有一些中西文化中相同或相似的意象，可以用等化思想，采用直译保留在译文中。如：《桃夭》中用阳春三月桃树形象来喻青春美丽的新娘，这种意象直接翻译是可以被译语读者所理解认同的。因而等化直译为“the peach tree”即可。

浅化适用于诗中常用的历史典故以及比、兴等修辞，其深层涵义深邃隐晦，对于译文读者来说有很大的理解障碍。那么，译文取其表意而舍其深意，而深意则采用注释加注。如：《国风》中的《鹑之奔奔》是关于历史上卫宣公和其儿媳宣姜的乱伦之事。用鹌鹑和喜鹊的雌雄彼此忠诚来讽刺宣公与宣姜之丑。许渊冲使用译诗的表意加文后对历史事件注解的方式来译此诗，译语读者就会明白文中意象与诗旨的联系，且结合译本前言部分对于“兴”的解释又会明白此处的修辞运用之妙。

由此可见，许渊冲虽然从利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而特别重视《诗经》的文学价值传递以及关注译语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但同时作为具有良好国学素养的本土译者，从《诗经》传统文化真义的传播角度，对于《诗经》诗篇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是十分慎重地保留态度。

《诗经》使用丰富的意象来传递诗所意欲表达的深层感情和思想。翻译中深化策略可以将原诗中字里行间欲表达却未明确表达出的感情传递给译文读者，使读者可以领略原诗意象的审美价值，从而对诗的题旨有更深刻的理解。如：《小雅》中的《采薇》最后一章中对于“杨柳”的描写，“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许渊冲翻译为“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杨柳依依”这个意象欲表达的感情是战士离家时对于家乡和亲人的不舍，因而将这种深层感情结合意象一并翻译为“willows shed tear”就会使译语读者体会到“杨柳”这一意象在此诗中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也能够领会到这首诗中战士回想离家数载的伤悲和哀愁之情。

许渊冲丰富的翻译实践总结出的“三化”法，充分体现了作为译者应在翻译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根据翻译生态环境的特点，做出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最终产生适于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译品。

(三)译有所为—文化自信，成就殊荣

作为本土的译者，许渊冲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他高度的文化自觉，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毕其一生翻译大量中华经典文学和诗词作品，他译《诗经》为了让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几千年前的中国。作为一名以文化交流和共建为目的的翻译家，他通过其自身实践总结出极具特色以及实用价值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反过来指导其不断的翻译实践，产生了一大批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译作，让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走向世界，对于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翻译人才培养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进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走向世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他也对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引进中国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在93岁高龄，许渊冲获得了国际翻译界文学翻译领域的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五、结语

总之，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可以发现译者处于整个翻译过程的中心位置，译者通过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完成翻译行为。生态翻译学三大围绕译者的理论很好解读译者主导的翻译行为过程：译者从译者责任的动因出发，选择翻译文本，通过翻译策略的选用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协调和沟通不同文化，最终产生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本，达到其译有所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