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危机与同一性霸权的恶果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思

张玉武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从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至今，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学者们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哲学等角度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认同者有之，但更多的是反对的声音。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亨廷顿的这一理论是欧美全球战略的产物，是披着“文化霸权”的外衣以“文明”之名行文化霸凌之实的文化帝国主义。“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仍未脱离欧洲中心主义，该理论的真实意图是将非西方文明纳入西方文明体系之中，通过同一的文明体系以求得不同族裔的身份认同和不同国家的政治认同。同一体系下的思想暴力和文化恶果在历史长河中已经得到确证，对单一幻想的追求是必然要拒斥的。超越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将同一性的追求纳入深度包容的共同体内，在差异与融通之中寻得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方是调和矛盾与冲突之道。

一、文明冲突背后的认同危机

1.知识、权力与体系

根据福柯的话语体系，“西方文明中的文化话语不过是在求真意志这一面具掩盖下的‘知识或权力’的根本形式。”[1]大航海时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制度鼎盛之初到21世纪，世界的主流话语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非西方世界、非资本主义国家。“文明冲突论”是谁在谈论？西方国家；何人是话语体系的仲裁者？西方国家；如何谈论“文化与文化认同”？放置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不难看到，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文化和文化认同之说一开始就是在西方所控制的话语权力体系之下提出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演，最后得出结论：文明具有殊异性，不同的文明体系必定会带来冲突，严重的甚至导致暴力与战争。“文明冲突论”的逻辑起点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它一开始就包藏不同文明必然冲突的结论，对非西方国家来说，这些问题的话语权力的归属并不在自身。亨廷顿用文化的形式推行西方的全球战略，实质是在迎合本国的战略需要。与其说“文明冲突论”是人类认识世界政治秩序和人类文化样态的新形势，毋宁说是西方文明的知识征服，是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意欲构建全球的西方普世文明之论。

2.现代政治的认同危机

现代性的认同危机与20世纪中后叶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少数族裔反歧视运动和平权运动的兴起相关，当政治议题或诉求已不再限于福利国家的物质性补偿，社会冲突便不再由或不再主要由物质分配问题引起，取而代之的议题或诉求有了更高的层面，即防范主流文化对差异性弱势社会群体的侵蚀与同化、[2]承认并保护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面对现代认同危机，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认为：“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产生影响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3](P290-291)这是泰勒试图用承认的政治来应对现代的政治认同危机。

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的兴盛带来“祛魅”主题，伴随着传统神学目的论的崩溃，中世纪以来西方等级秩序统一的世界观也随之瓦解，价值多元成为时代现实，个人主义和理性成为时代标杆。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共同体，被奉为镐臬的理性也不能例外。在理性发展到顶端的时候，其必然会逐步走向理性的对立面。当启蒙通过理性将人类自身对欲望的追求推扩极致时，社会群体的追求也逐渐从理智的理性转变为工具的非理性追求。一旦人们原有的生活热情和政治秩序被物化了的工具化模式所代替，一切的生活都将存留极强的目的性动机。机器与商品成为主体，而人成为物化了的客体，主客体颠倒之下，个体将自我封闭在单一的世界中，主体降低了社会政治的参与热情，最后成为马尔库塞眼中“单向度的人”。当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思潮融入政治生活中，新的时代危机即政治认同危机也随之产生：个人主义“造成政治冷漠感，最终将导致‘政治自由’的丧失，民主制的削弱，逐渐形成温和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4]而工具理性将会使得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以经济人的身份行为处事，少了人类独有的温情。每一个体都有自我目标，独立个体的集合难以使群体达到共同目标，而多元化集合带来的异质性多元价值，也使得获取认同和重塑认同的标准变得更为困难，这不仅体现在获得自身身份的认同、多元文化之间的认同，更体现在政治认同之上。

2020年，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再次泛滥，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愈演愈烈，人权问题、种族问题、女性问题、宗教问题等再次摆在人类面前。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在面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时，大国是会对弱小国家或群体进行文化输入以使其与自身同质，还是对其文化差异予以应有的尊重和保留？抑或是一如既往奉行政治正确的潜规则来处理国际事务？而弱势群体或民族或国家会如何选择？是否会为了获得他者的承认而融入主流文化、舍弃自身的独特文化？是否会以文化和伦理上的断裂代价去获得他者的承认？不趋同则步履维艰，但为了达到认同、获得认同，代价又实在太大。

不可否认，在现代文明体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文明体中，不同文明体下的人们是否在政治中得到承认，是当今全球化时代争论繁杂、需要深入探究的议题。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虚伪性暴露无遗，其一直以来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在疫情之下显得极其可笑，而西方一直以来所宣扬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在此时也淡化了它的神圣性。尽管如此，不同族群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因中心话语主体的文明衰落而缓和，冲突反而更加剧烈。这些冲突背后是异质性文化之间的对立，这种追求差异的呼声不仅对执政者提出了新挑战，也给政治认同提出了新挑战。

二、同一体系的霸权及其暴力

人们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并没有言过其实，其中，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反驳十分值得我们审慎思考该文明论背后的巨大隐患。且不论亨廷顿这一思想背后的战略意图如何，单就该论断背后思想暴力的破坏力就不得不让人慎重对待。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指出：“一旦世界上的种种区别被整合简化成某一单一维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类体系，那么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便受到了粗暴的挑战，这样一个单一划分的世界比我们所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5](引言P3)森做出这样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暴力、冲突与身份的单一幻象是不可分割的。人类一旦被视为不同的文明共同体，处于支配地位的文明群体必然加强自身的地位，如此，与异质性文明群体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这些异质性的文明冲突背后，难道不正是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所追寻的承认和被承认吗？也是如此，“对人类身份认同的单一性贬抑，往往会成为暴力和冲突的工具”，[6]进而发展为一桩桩令人瞠目结舌的恶果。

1.文明冲突论的同一性使命

客观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一观点虽然表面摆脱了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没有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还批评了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仔细看亨廷顿的这一论断，其实与“欧洲中心主义”并无本质差别。它的目的不是要以西方的文化来统领世界各族裔、各国家、各地区的文化，而是要“把人类文明划归至总体化的统治”[7]之中。单一的族裔文明在尚未显示其优越性或者说尚未对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时，必定要向更加有影响力的文明看齐。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主导下的话语体系一直处于领导地位，因此文明的中心在哪里似乎十分明显。故而，亨廷顿在以文明的殊异必定会导致文明的冲突这一视角来看待世界的矛盾、对立与冲突时，其实已经先验预设了一个优越的文明标杆，即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文明体系。因此，尽管“欧洲中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乍看之下有差别，但其实殊途同归，只不过后者稍加矜持，在绕了一圈之后才复归至西方的文明体系之中，他们的目的都是在续写启蒙运动的梦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通过同一性观念的驱使来迎合本国文化战略意图，即“在同一性已经完成了其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体化使命的条件下(按照亨廷顿的理解，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使命已经完成)，在允许多极化的条件下如何完成同一性的新使命(文化霸权)。”[1]

2.文化帝国主义的同一性霸权

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开端，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决定性成就，海洋文明逐渐向世界推扩。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带来文明的提高，资本以武力征服开始，进而演化为经济和政治的渗透，甚至逐渐向着毁灭异族文明的道路前进，逐渐走向文化帝国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之论曾一度甚嚣尘上，至于文明优劣之争，不同文明体系之下的学者自然见仁见智，在文明上争得孰优孰劣倒是落了自己的下乘。尽管欧美国家经济和政治上已经取得了难以撼动的霸权，但西方国家貌似并不满足。尽管话语权力已经为其掌握，但为了自身国家利益，西方国家必然会给其意识形态附以新的外衣，文明冲突论正是该产物。文明冲突论固然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但其政治意义似乎更加显著。文化帝国主义的外衣之下，是借文化之名行霸权之实。文化霸权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承认文明的先验差异，在允许异质性文明以多元性形式共生的基础上来进行文明的总体性统治，借助于民族的文化认同，做政治上的文化认同。异质性文化的承认是为了使多元文化限定于特定文化场域，最后要走向的还是同质性。如此，一个拒斥差异、追求同质的文化体系也就诞生了，但最后面临的将会是同质性文明圈的恶果。

3.认同背后的同一性暴政及其恶果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成为被追求的对象。每一主体都想成为理性的主体，在主体有这般想法前，其已经悬设了一个非理性的客体的存在，即一个理性的自我预设了一个非理性的他者的存在。被承认的个体是为自我(大他者或主体)，承认的个体是为他者(客体)，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来获取自我身份的被认同。但世界中的个体并不是唯一的，当每一个个体都想使自己成为主体、使他者成为客体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主客二分对立的世界。主体只有获得他者的承认才具有主体的身份，但这一代价是冲突和暴力，甚至生死斗争。通过生死斗争来获得身份的认同，胜利的一方获得承认，成为他者的主体即主人，而失败的一方成为主体的客体即奴隶，这就是黑格尔的主奴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也是启蒙运动以来困扰西方的主客体的同一性问题。黑格尔的解决思路是在理性的框架体系内，通过绝对精神来保证主客体的同一，这是哲学语境下的解决模式。但在政治场域，哲学模式还需要辅之以意识形态的加持。于是，对同一性的追求到了极端就表现为以同一性去解决非同一性问题。比如，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将日耳曼民族视为“绝对主体”或“自我”，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视为非必须存在的“客体”或“他者”，为了保持自我族裔的纯洁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消除差异。因此，集中营中的人们被当作一个个无生命意识的物体被集中送进焚尸炉杀害——这是主体对客体的暴力统治，也是主体对客体的强制毁灭。启蒙运动以来非同一性问题的解决，最直接的极端模式就是消灭“他者”、拒斥“差异”、追求“同一”，所以20世纪以来发生了太多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即使是二战结束之后也仍然存在。对同一性的追求，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成了现代的思想暴政，正如马克菲马罗利所说：“这种意识形态是最为贪婪的，最为尖刻的和最为险恶的。”[7]那么，如何规避同一性的恶果？马克菲马罗利同样告诉我们：“将活生生的独特性僵化为枯燥乏味的‘同一性’严密地保护起来无非是‘同一性’行将灭亡的最后一刻。唯独(个体的或集体的)独特性的活力，唯独独特性的自然性，即精心而愉快地重新找回并加以运用的自然性，才可抵制同一性的无理要求。”[7]

三、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差异和对立的共存为事物的发展提供了源泉，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为了发展必须完全保留差异而无视同一，只是说要在两者之间保有必要的张力。放置于政治领域，则是说同一与差异都不可或缺，只是需要在差异与共融的基础上，在深度包容、深度差异的和谐推进中促进不同族裔、不同文化、弱势群体的沟通和对话。当然，更重要的是抱持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以人类的全面自由与发展为目的，来寻得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途径。

1.差异背后的社会发展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实力损耗严重，整个西欧资本主义国度面临着大航海时代以来最虚弱的时候。美国从英国手中承继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宝座，而苏联则是社会主义国度的引领者，此时世界上出现了以美苏两个不同制度所形成的对立阵营。这一对立不仅是两个异质性社会制度的对立，也是“自由”与公平、“普世价值”与“人类解放”的理念对立。诞生于1917年的苏联是一个由劳动人民创立的国家，至1945年二战结束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全新的共产主义国度展现了比存世3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发展前景，加之于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西方民众更是对共产主义社会心向往之。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美苏冷战中，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于降低本国公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为了缓解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为了自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催生了社会福利制度，此时工人阶级的工资得到提高、自由时间得到保障，美国和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也让人难以置信地处于相对低的水平，这正如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所说：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异质性制度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差异，差异制度又必然会在秩序的要求之下转向“权威”的建章立制，最后导致政治对立。正如汪卫华教授所说：“社会差异塑造了政治格局，社会差异的变动构成政治变革的基本动因。”[8]异质性社会制度的对立，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实施的必要条件。面对二战后尖锐的阶级对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逐步实施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除却缓解阶级矛盾之外，最大的原因则是意识形态对立背景下的不得已而为之。资本从来不会改变其贪婪的本性，如果暂时收起獠牙，不是因为它变好了，而是因为有更好的异质性制度的存在使其不得不粉饰自身不光彩的一面。

2.拒斥同一性的逻辑悖论及其解决途径

同一体系的思想暴力给予的危害，我们在纳粹建立的集中营、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的族裔屠杀、中东地区的宗教冲突等中已经看到。哲学家们也看到了同一性霸权的极端恶果，边缘革命、后现代主义、差异政治、多元主义等正是对冲破同一性霸权的探索。这些思想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反对同一、追求非同一，但深究其逻辑推演，又不能忽视其在逻辑上不容忽视的悖论：对“同一”的追求，本质上是要承认异质性文化即差异的存在，这意味着被压迫的少数群体、族裔差异、性别差异、同性恋者、残障人士等存在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认同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合法性存在)，这“似乎是实现了彻底的多元主义，但它也导致了交往沟通的不可能性与共同体的散裂，乃至严苛的排他性的存在”。[9]以拒斥同一性为出发点，最后又回到了排他性的霸凌，是放弃异质性的特殊存在还是为了凝聚共同体而回到同一，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那么边缘空间理论、差异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价值何在？福柯等人抱持同一性霸权的目的所作的努力是否是错误的呢？也并非如此。历史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突破同一性霸权体系是必须施为的。福柯等人理论的错误之处不在于出发点的失误，而在于目的与手段的错位。“边缘空间”这一场域是生产反霸权话语的沃土，也是人们反抗“中心—边缘”的空间排序的阵地，突破欧洲中心主义需要边缘空间。美国学者贝尔·胡克斯在《渴望：种族、性别与文化政治》中就对福柯的边缘空间给予了热切地期望：“这是一个积蓄创造性和力量的地方，一个我们重新发现自我的包容性空间，一个团结一致去消灭殖民者/被殖民者之范畴的地方。边缘是反抗的空间。”①但福柯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将“边缘空间”视作突破同一性之后要达到的目的而非是手段，差异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就是这一目的达到之后的新的产物，这一逻辑悖论前面已经提及。“边缘空间”的反抗精神是不容忽视的，作为突破同一性霸权的手段是必需的，但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却绝非差异政治和多元性，这还是同一性场域之内剩余或残余的观念。那么如何摆脱同一性的悖论以实现差异真正的合法存在呢？马克思给予了我们答案。

3.人类的全面自由与发展

“文明冲突论”背后的同一性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威权主义政治的本质无需赘言，其与身份认同、政治认同的联系前文也已说明。亨廷顿的这一思想很明显不可作为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地区冲突的济世良方。理性看待“文明冲突论”是必需的，突破同一性也是必然要进行的。我们突破同一性的目的不是为了保留差异而拒斥任何的同一，我们需要共同体的存在，“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0](P119)但这个集体是没有阶级对立的集体，是深度包容之下囊括异质性的集体，是和谐的集体。那么这一集体如何实现？马克思是通过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突破中心的束缚来消灭“中心—边缘”的空间对立和同一性霸权产生的根源。列宁更是实现了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社会主义突破，使得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在实践领域得以真正实现，使得第一个冲破资本主义桎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马克思的人权理论、人类解放理论高屋建瓴，马克思立足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着眼于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向我们展示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才是解决21世纪全球问题背景下的良药，才是实现人类的解放的必由之路。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和解放，才能够真正解决现代的认同危机和统一性霸权的恶果。

注释：

①胡克斯，《渴望：种族、性别与文化政治》，转引自：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