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生成逻辑

杨 茜

(喀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重要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理论，探索这种超越性，就要弄清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究竟包含哪些最根本的因素，不但要理清而且还要坚持这些根本因素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才能将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自然和历史的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发展和形成有特定的内在逻辑，其基于现实基础，表达了实践本身呈现的全新的唯物主义，以主体性而非主观性来分析客观内在的社会历史，探寻生活在自然物质世界现实的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运动规律。先于马克思的哲学家企图在大脑中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即使其主张唯物主义但最终都滑向了唯心主义，直到自然科学出现特别是经典力学的提出，理性和科学成为了哲学家追捧的目标。因此，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从神学转向现实的世界和社会历史。从笛卡尔到拉美利特，向自然科学规律获取灵感将哲学完美复制到社会领域并将人融入自然的规律，形成了一种机械的观点来观察历史、自然和人。这种自然观和机械论的融合使整个世界对神世界的关注逐渐转移到对人世界的关注，使人逃脱了神的世界。即使拉美利特将人直接称为机器，使人成为一个脱离现实的机器，人的实践性、能动性在这一时期被忽视，但人们的关注点从天上的神转向了人本身。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到的由法国哲学家开启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认为，不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改变了人，而是教育和环境的改变所导致。这意味着自然主义的逐渐瓦解。这种渴望冲破人内部精神，通过费希特绝对自我的感知能力认识具体事物，达到对外在生活的需求的环境决定论，对法国开展革命、对空想家及启蒙运动甚至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人的价值追求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外，他们认为外部环境和教育对人直接作用，只有少数人对社会进步作出贡献，而大众不能推动历史发展。这种观点使其具有突出的历史唯心主义内涵。在涉及环境对人具有绝对的影响时，要思考是环境以何种方式影响人，人和环境如何连接，如何突破黑格尔所说的“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1](P63)近代一些哲学家们试图突破外部世界与理性融合为内在世界的桎梏，但都未能突破思维的界限，找到人与外部的联系条件。

费尔巴哈作为旧唯物主义的终结者对感性及实践的说明更接近真相，他认为，感性直观和单个的人能够突破“个人的意识”，以感性直观来感知客体以及自身，并且将神秘的事物和现实生活以及人本身划出界限，突破了唯心主义，具有进步性。但费尔巴哈最终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在自然观上和历史观上由于抽去实践、抽去在实践中形成人与人的各种总的关系，使自然物质、历史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因此，作为一个结果，“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P78)正如马克思在《提纲》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P133)

旧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为主线展现现实世界和社会历史，具体表现为人、物质以及自然均独立于历史之外。因此，将人、自然、历史相统一展现人类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要达到的必然要求。历史是人与自然在社会发展中矛盾呈现的必然结果，否定人、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所看到的历史就是和人不相关的抽象的自然和抽象的物质，所呈现的是一个“静态”的无人的世界。被人改造过的外部世界必然伴随着人类的劳动实践，马克思将目光转移到实践并将其纳入到物质生产活动，也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才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实践作为将人、自然、历史统一的基点具有深刻的内涵，其一，实践使人与人产生联系并生成客观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由内部精神决定；其二，人所具有的改变外部世界的能力与自然有必然的相互作用；其三，历史唯物主义从“静态”到“动态”是唯心主义被克服及找到历史现实基础的过程，以此衍生出用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阐述历史的发展规律，达到对社会历史的正确认识。

二、历史唯物主义是以辩证法为核心具有多维本质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过程，就是人在自然中实践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关系不断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并超越时间和时空，以实践为基础深入到现实生活，将人、历史、自然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了神的历史、理性的历史以及唯物的历史，是历史和唯物主义完美结合且不可分离的过程。实践的特点和唯物的特点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实践理解并解释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规律要运用正确的哲学方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4](P746-747)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即包含了辩证的特点、唯物的特点和实践的特点，三者不可分割。

辩证法作为历史运动规律的分析工具，是分析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在辩证法分析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理论，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包含的各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群众史观等。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主要表现出主观对客观历史认识的正确性，展现了社会历史规律和价值以及人的价值。

辩证法是在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形成的。但不是简单的摘除再“嫁接”的过程，而是完全剔除附着在辩证法身上的“绝对精神”，使这种超验、神秘、抽象的思辨哲学转变为新辩证法，在实践基础上将唯心主义剥落使唯物主义显现，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正确运用。从客观物质和辩证思维的角度考察和反思历史规律，使表现为绝对的区分事物两面性的方法即形而上学历史观最终被消解。可以说，实践生出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三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本质特征。

实证方法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被广泛运用于各具体学科中，解释具体的科学规律，逐渐地，自然科学与实证方法变得密不可分。马克思在否定思辨哲学方法的同时也对实证方法进行了运用。自然主义辩证法就是将哲学方法完全用于自然科学而形成的朴素辩证法和机械辩证法。马克思将实证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中绝对不表示二者通用或者实证方法可以代替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拒绝将实证主义完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忽略掉实践、思维、物质以及人、自然与历史的内在的各种联系和价值内涵，例如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进行主体判断以达到对现实生活的指导，而不是只对历史文献、文本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之抽象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历史中，历史的非实体性使研究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更容易陷入对历史的怀疑成为不可知论者。因此，要坚持主体性原则、坚持历史的客观性，从内部而非外部来衡量历史规律。反对从主观出发虚构和歪曲历史。还有一种是将哲学方法作为唯一揭示历史规律的途径，掩盖了历史的具体性。因此，运用揭示历史规律的哲学方法必须是辩证法。

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在认识和实践中揭示出各具体学科的联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然科学产生的结果不自觉的带有辩证的特征，使得探索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具有了相同的特质，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从表面上看与辩证法具有相似的功能，辩证法越来越被科学所遮蔽，并逐渐被“架空”，这样就又会回到实证方法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消除这种影响就必须坚持实践、唯物的观点，将自然科学在对客体的研究转移到反思主观概念的形成是如何反映客观实在的，正如卢卡奇所说：“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没有放弃辩证的方法，就仍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5](P48-49)辩证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坚持正确认识历史的核心，不会因为任何因素消融、扭曲其作用和地位。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等同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它的科学性，缺一不可。庸俗唯物主义抛弃辩证法的从科学出发而企图消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第二国际时期修正主义者抛弃马克思哲学根基，推崇庸俗进化论、反对辩证法、主张唯心主义。保尔·巴尔特的“经济决定论”将观念与历史分割开来；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内“青年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唯物主义”。他们放弃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实践性和唯物性。但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以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内容都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也是对历史的考量。正是基于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展现了人的劳动实践创造生活构成历史的过程。因此，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终结市民社会走向人类解放为目的

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一生的最高价值诉求，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充分显现。关于人类解放，可以追寻到中世纪神学最黑暗的宗教时代，文艺复兴者为挣脱宗教枷锁、反抗宗教压迫提出了人的解放。后来，对抗封建专制的启蒙者提出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使资产阶级将“人”作为政治中心。在这两个时期人类开始发现自己，但这时的“人”是在资产阶级为自己发出的口号中，因此，这个“人的解放”并不是真正的解放。

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前，马克思在《莱茵报》任职时，对物质利益的疑惑和对莫泽尔地区人民的声援中，他希望建立理性国家的愿望彻底破灭，自此开始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构建，也是正确认识市民社会的真正开端。市民社会是以资本主义为典型、以人为主体、以个人利益为目标且具有合法性的私人领域，该领域的矛盾在卢梭的契约精神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都无法得到解决，随着对市民社会的探索，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中呈现并找到解决的方法，即无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终结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理解这一过程要从物质利益来理解历史的规律和人类解放的必然性。

马克思为解决物质利益的困惑和矛盾，开始对矛盾进行研究和反思，他在《德法年鉴》中继承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观点，反对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6](P293)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颠倒，在市民社会中找到了新的途径去理解人类历史，市民社会作为巨大的实践力量决定政治国家和人类历史，市民社会在摆脱宗教的同时与政治解放具有一致性，在市民社会中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特殊阶级被赋予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对市民社会的重构打开了通往上层建筑和唯物史观的大门，并发现了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揭露资产阶级的固有逻辑以及克服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马克思从现实出发将所处的历史背景作为对象，用大量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在经济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矛盾，发现历史规律，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认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7](P32)资本主义作为市民社会典型，始于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使私人经济领域与政治分离，政治解放使人发生改变，首先，使人成为独立的个体，个体在实践过程产生的经济关系中获得独立；其次，虽然人在政治解放中成为独立的个体，但这种独立的个体在物化的关系下被打上商品的标签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导致其陷入物的依赖关系。因此，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8](P426)人还是生活在压迫中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

马克思通过对这些矛盾的考察，在历史逻辑中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作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更加坚定了其对人类解放的肯定和市民社会必然终结的认识。这种必然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人解放程度问题、社会形态问题、生产资料与人的结合方式问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状态问题。这四个问题的结果都指向人类解放，并具有高度统一性。其中人的解放程度问题表现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首先，宗教解放前，社会形态表现为人的依赖社会，社会生产资料与人未发生分离，表现为家长制宗法制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完全融为一体，人的所有权利都被剥夺。其次，宗教解放后即实现政治解放，此时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物的依赖社会，生产力进步私有产生，生产资料与人完全分离，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同步发生分离并产生异化，人在私人和公共两个领域进行身份转换，这种私有和分工的发展所产生的矛盾，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无法化解的矛盾，使私有和分工深化，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赋予无产阶级解放人类的使命。最后，马克思的人的解放，这一时期，人与生产资料变现为“合”的状态，即：生产资料共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消亡，达到最后一个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未离开过人，始终以人类解放为己任。

四、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P136)因此，理论用于指导实践才更有意义。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开启了艰难探索旨在摆脱落后制度和资本主义压迫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此时，历史唯物主义已精准的把握到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文明，共产主义将是资本主义之后社会的必然性。这就要求中国要走属于自己的文明和道路，以人民为中心，将实现共产主义做为最高纲领。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辩证性、唯物性，使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要求中国要立足于不同现实阶段。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表现的不是高深的哲学，而是清晰明了地对中国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使得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参与而成为了最积极和最新的成果，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也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新问题，今天，对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范围更广，对人的关注更深。自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顺应了经济全球化，顺应了发展，更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中把握人民的幸福宗旨。我们要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学习、运用和充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现实中坚持实践，加强对实践的理论建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坚持人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