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的千年往事

火火

一个人可以不吃辣，也可以不吃酸、不吃甜，但绝不能不以咸味来点缀生活。因此，作为咸味最重要来源之一的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小小的食盐看上去平淡无奇，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古代，盐的重要性更是远超人们的想象，它甚至是决定国家生死和富强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很早便发现了盐。在古代，人们称自然盐为“卤”，《说文解字》中也记述“天生者称卤，煮成者为盐”，即“卤”经过加工后，才能被称之为“盐”。

至于盐的发现，还有一个传说。先秦古籍《世本》说，黄帝时期有个叫夙沙的诸侯，以海水煮卤，煎成盐。后来，关于夙沙的传说越来越具有戏剧色彩：相传有一天，夙沙从海里打了半罐水刚放到火上煮，这时一头野猪从眼前飞奔而过，夙沙拔腿就追。等他扛着打死的野猪回来，罐里的水已经熬干了，底部留下一层白白的细末。夙沙用手指蘸了一点尝尝，又咸又鲜。他用烤熟的猪肉蘸着吃了起来，感觉味道很鲜美。这白白的细末便是盐，而这位发现盐的夙沙氏，也被后世尊为“盐宗”。

也有观点认为，“夙沙”或许并不是一个人名，更有可能是沿海一个部落的名称，是这个部落掌握了煮盐的技术。当然，远古传说的真实性难以考究，夙沙的故事也不排除是后世编撰加工。但根据考古发现，在中国，使用盐的时间确实超过五千年，至少在黄帝时期，古人就已经掌握了用海水煮盐的技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后，煮盐技术历代相传，不断成熟。在北宋时期，著名词人柳永就写过一首《煮盐歌》，提及当时的盐民早出晚归，前往深山中砍柴禾，然后堆积起来烧火，经过日夜不休的看守，最终得到洁白的食盐。

海盐的发展日益兴旺。唐代之后，从中国北方的幽州，到南方的岭南等沿海地区，都有海盐生产，其中“两浙盐”和“两淮盐”最有名。

中国也是井盐的发明地。川盐作为中国井盐的代表，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过不可或缺的角色。

战国末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今成都双流地区开凿了广都盐井，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口盐井。自此开始，一座座盐场应运而生。歷史上，自贡盐场是四川最重要的产盐基地，民国初年，1.2万多口盐井遍布在自贡的土地上，密集程度堪称全国第一。盐井中最著名的当属燊海井，深达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大井。

对古人而言，盐的意义就像是冰箱对现代人的意义。盐可以用于保存菜、肉、鱼等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容易腐烂变质，不像谷物可以长期保存，但用盐将其腌制成酸菜、火腿、咸鱼，就可以保存数月甚至数年。

此外，盐还催生了许多美食的诞生。例如，川菜中的水煮牛肉就出自于自贡盐场。古时，自贡盐场的牛用来拉车汲卤，是盐场的一大劳动力。明清时期，盐场增多，所用的牛也增多，所以不断有退役的牛供人们食用；于是，自贡出现了很多以牛肉为原料的美食，如水煮牛肉、火边子牛肉、菊花牛肉火锅、牛尾汤等，尤以水煮牛肉最为有名。而在湖北利川柏杨镇，由于地下水中含有天然卤水成分，且含盐量恰到好处，因此用柏杨卤水做出的豆腐，自然成形，香咸可口。

除了食用之外，盐还有杀菌消毒、护齿、清洁皮肤、去污等作用。更重要的是，盐富含人体所需的钠元素，如果长期不吃盐，容易导致肌肉痉挛、头痛、无力、恶心等症状。所以，人类离不开盐，在“五味”之中，盐当之无愧排在首位。

既然盐如此重要，所以历史上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都对其进行了控制。

根据《周礼》记载，周朝就已设立了“盐人”，专门管理盐政。到了春秋时期，齐恒公手下的名相管仲第一次提出“官山海”的思想。官山海，亦称“管山海”，山即矿场，海是用海水煮盐。所以，“官山海”主张由官府专营盐业、矿产。政策出台后，齐国很快富了起来。与此同时，管仲还严格控制食盐出口：和平时期，把盐卖给地处内地、不产盐或产盐很少的诸侯国。这样，齐国不但赚了别国的钱，还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听话就不给盐吃，这也是齐国能成就霸业的重要原因。

汉武帝登基后，常年对外征战，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更是旷日持久。行军打仗，花钱如流水，国家财政吃紧。为了创收，汉武帝任命桑弘羊理财，并在其主持下“笼盐铁”，实行盐、铁、酒官府专营制度。

后来，安史之乱让唐朝财政陷入困境，于是唐朝统治者也打起盐的主意。当时，一位叫第五琦的“理财专家”创造了“榷盐法”，即在产盐的地方设盐官，将盐民编入亭户，产的盐由官府统一收购、销售，禁止私卖。这比桑弘羊的措施更彻底，连盐的生产环节都控制了。第五琦的方法让唐朝统治者很满意，因为仅仅一年，朝廷便增加了40万贯收入。后来，朝廷进一步改革：将盐税加入盐价，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卖给普通消费者。搞批发的改革很成功，到了大历年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从此以后，食盐专卖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要财源，掌握了盐业资源，就如同掌握了一座“金山”。

后来官盐生意被一些盐商垄断，这导致盐商暴富。乾隆六下江南，耗资巨大，很多费用都是由盐商出的。当年有这样的俗语：“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可见盐商财力之雄厚。

但是，食盐带来的丰厚利润只是让统治阶层和盐商获利，寻常百姓想要吃盐是难上加难。

《新唐书》如此评价第五琦的改革：“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本来在市面上花10文钱就能买一斗盐，结果改革后，盐的价格暴涨了十倍。唐德宗贞元年间，长安的一斤盐是40文钱，合约每斗400文钱。很多老百姓吃不起盐，甚至拿着数斗谷子，也只能换一斗盐。

官府抬高盐价，也就导致私盐拥有了巨大市场。到了晚唐，盐枭甚至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大问题。

由于唐朝统治者对私盐打击十分严厉，为了对抗官府缉捕，盐枭不得不组织武装自卫，一遇到灾年，盐枭就可能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晚唐起义军领袖黄巢，祖上几代都以贩盐为业。后来黄巢响应王仙芝起义，从盐枭成了农民起义军首领。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的开国之君钱镠，前蜀开国之君王建，年轻时都贩过私盐。这些盐枭，无疑都是唐朝的“掘墓人”。

由盐引发的还有腐败问题。由于盐商十分富裕，盐官自然少不了借商人之手中饱私囊。比如，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有位叫尤世拔的两淮盐政，刚上任就对盐商理直气壮地索贿。当时，盐商必须凭“盐引”这种经营许可证才能认购食盐销售，盐引成了抢手货，盐官往往通过盐商回扣的数额来分配盐引。但尤世拔的前任太贪心，不仅吃了当年的回扣，还预售了下一年度的盐引指标。所以，盐商拒绝了尤世拔。气急败坏之下，尤世拔直接向乾隆皇帝实名举报，由此引发了乾隆时期最大贪腐案之一的“两淮盐引案”。据查，从乾隆十一年开始，20年间，历任盐官共侵吞税银1000余万两。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也才5000万两上下，几任盐官竟吞掉了国库的五分之一。

盐，本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剂，盐业专卖本可以维持盐供应以及价格稳定。然而，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却以盐来敛财，最终免不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盐，虽然被许多封建统治者当作一种敛财工具，但那并不是盐的错。实际上，盐在历史上有着积极的作用，甚至还推动了历史文明的发展演变。

作为一种硬通货，盐曾经作为货币使用。例如我国古代的西南地区，就曾出现过盐币。成书于晚唐的《西南志》记载：“（当时的西南地区）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这是盐被货币化的最直接记录。颗盐超越一般商品，而成为特殊的商品流通于市场，充当等价物和反映各种商品的价值。

当然，这里的颗盐并不是我们印象中极其细微、一粒一粒的散盐，而是未经炼制的粗盐，其质量要比散鹽大得多。人们在交易的时候，以“颗”为单位，例如青菜价值多少颗盐、萝卜价值多少颗盐。

这种货币化的食盐，在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记载。马克·波罗记录的时间为元朝初年，比之几百年前的唐朝，“盐币”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那时的盐币已经不再是粗糙的颗粒，而是先进行煮盐，然后用模印将煮出的盐制成块，统一重量，上凸下平，置于热砖上烤硬，最后还得盖上官印。这样制作出的盐币甚至与黄金挂钩，尤为珍贵。

在一些交通不便、文化闭塞的地方，盐还促进了当地的商品流通以及商业发展，并因此衍生出一条条盐道。在西南地区，隐藏着众多古时的盐道，这些道路因盐而兴，也因盐而繁盛。它们影响着巴蜀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格局，间接催生了民族间文化与商业的交融。虽然没有茶叶的芬芳，没有丝绸的华丽，但其历史意义却丝毫不亚于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因此被很多学者称为“中国西南的陆上大运河”。

地处云南的盐津县，就因为有专门的运盐渡口而得名。秦开五尺道，汉代修南夷道，隋唐时又将这里的盐道拓宽，修筑了石门古盐道。自秦以来，这里就是中原文化、滇东文化与巴山文化相互交织之地，四川的盐、云南的山货和药材都从盐津的古渡口出入。控制着川滇门户的石门关，被称为川滇第一关，也是盐津盐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盐津县城，我们还能听到来自盐都自贡的方言，而盐业也仍是盐津商贸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过去运盐的古渡口，被现代化的公路与桥梁相连接，但盐业带给盐津的繁荣与辉煌，却始终不变。

这就是盐，看似毫不起眼，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既能引发帝国政权动荡，维系百姓民生，也能带动商业贸易的繁荣，推动历史的发展演变。今天，当你在生活中看到它、使用它时，是否会觉得神奇且有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