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的学书路径及书学思想

李群辉

李一先生曾撰写文章对谭延闿的一生及其书法特征做出精彩描述：

阅世深沉意绪平，剩将柔翰作干城。漫嘲伴食无才思，阔笔饶渠气象清。

谭组庵以贵介公子，居民国鼎鼐，通权达变，释躁平矜，出将入相，身名俱泰。书宗颜鲁公，《麻姑仙坛》一碑用力最劬，复参以刘石庵、钱南园、何蝯叟、翁松禅之法，随人作计而终能进窥堂奥，实属不可多得。大字端方，或真或行，骨格清奇，笔致雄拔，俨然庙堂气象。[1]

一、生平及其性格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组庵，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谭延闿是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他擅长书法，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

（一）一门两进士，两代三书家

谭延闿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据《茶陵谭公年谱》记载，1880 年1 月25 日（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时任浙江巡抚的谭钟麟梦见嘉庆年间进士，曾经官至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的湖南道县人何凌汉来访，当他惊醒之时，家人告知夫人分娩。由于谭钟麟对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推崇备至，因此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延闿”，又因梦见何凌汉（谥号为文安），因此给谭延闿取字“祖安”。

古有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学士之佳话，谭延闿的家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自幼发奋读书，虽处困境却志气弥坚，1843 年提学考试第一名中秀才，1849 年乡试中举人，1856 年会试中进士，赐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谭延闿聪颖好学，5 岁入私塾。其父规定三天要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小楷毛笔字。11 岁学制义文学，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893 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1904 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中第一名贡士，即会元，4 月参加殿试，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在书法方面，不仅谭钟麟、谭延闿有很高的造诣，谭延闿的弟弟谭泽闿也不落下风。谭泽闿（1889—1947），字祖同，自号瓶斋，书法风格近翁同龢，雄浑腴美，当年中央银行约请著名书家书写“中央银行”行名，最后殊荣为谭泽闿获得，今日的上海、香港两家《文汇报》的报头仍旧使用的谭泽闿的手笔。因此，谭延闿家族可谓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用一句话来形容十分贴切，那就是“一门两进士，两代三书家”。

（二）文武兼资，和气中正

谭延闿不仅天分卓越、反应敏锐，而且豁达开朗、重情重义，与生俱来有一种大家风范。下面一段文字是谭延闿对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记述，我们从中就能感受到一种血性和情怀：

汪精卫系狱时，闻老卒言，戊戌下狱诸人，惟复生神采扬扬，绕室无停趾，以香烬书壁殆遍，不知何辞也。狱卒以香为更代，故地下皆烬余，后壁已垩，竟无知者。

复生慷慨，喜谈论，意气发舒，见人一长，称之不去口。自谓学佛有得。余于戊戌七月初四过天津，与林暾谷饮酒楼，闻隔座叹息声，曰：有君无臣，奈何？窥之复生也，亟呼入，与暾谷不相识，余为之介，高睨大谈，一座尽倾。明日别去，遂及于难。临刑神采扬扬，刃颈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数，头始落，其不恐怖真也。[2]

谭延闿对朋友古道热肠、鼎力相助。1904 年，黄兴计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刺杀湖南地方官员，准备起义，没想到消息泄露，幸好有谭延闿、胡元倓等人相助，黄兴及其他革命志士才得以脱身。[3]

谭延闿对待部下更是宽厚仁义，甚至对于恶意诋毁他的人，谭延闿也表现出宰相度量。他50 岁生日时，有一个叫张冥飞的人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对他极尽讽刺，文章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好酒贪杯，大腹便便，投机取巧，废话连篇。用人惟其才，老五之妻舅吕；内举不避亲，夫人之女婿袁。立德立功，两无闻焉。”[4]而谭延闿知晓事情后，出人意料地宴请了这个叫张冥飞的人，并对他说：“阁下你是我的好朋友，当今之人没有不恭维我的，而阁下能骂我，实在难得。” 一年后，谭延闿去世，张冥飞抚棺痛哭，称：“平生知我者乃谭畏公也。”

谭延闿思想开明，重视教育。在科举考试的会试答卷中，已经表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热忱：

国之兴衰强弱，视民之智愚贤不肖；民之智愚贤不肖，视国民教育之盛衰。有国民教育者，国虽弱小必兴；无国民教育者，国虽强大必衰。故陶铸国民者，教育之本原也，普通之理，精神之事也；造就人才，振兴事业者，教育之功用也，专门之学，物质之事也。无本原何有功用，无普通何有专门，无精神何有物质。[5]

谭延行书 临米芾《蜀素帖》四条屏 常州博物馆藏

谭延行书 《论书》中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谭延闿在家乡积极兴办新学，先后创办了湖南第一女学堂、湖南中路公学、公立中等工业学堂，等等。湖南巡抚岑春煊称“湖南教育不可一日无谭延闿主持”。

总体来讲，谭延闿在其宦海沉浮的一生，得到同时代人的很高评价。孙中山称其“一时人望”，蒋介石称其“党国英奇”，胡汉民称其“和气中正”，于右任称其为“民国一完人”。

二、书法成就与学书路径

谭延闿的书法在青年时期便崭露头角，加之长期临习、勤耕不辍，其书法水准及声望日渐增高。谭延闿与胡汉民、吴稚晖、于右任并称为“民国四大书法家”，谭延闿擅长颜体楷书，吴稚晖擅长篆书，胡汉民擅长隶书，于右任则擅长行草。谭延闿书法结体宽博，顾盼自雄，不论擘窠榜书还是蝇头小楷，均极精妙。胡汉民对谭延闿的诗文书法颇为赞赏，称“似从长庆参坡老，竟以平原傲米痴”，意思是说谭延闿的诗文有白居易、苏轼风范，书法则取法颜真卿而成自家面貌，能与宋代米芾相媲美；于右任论及谭延闿书法之时，也称赞其“是有真本领的”。王家葵先生《近代书林品藻录》赞曰：“字法标榜鲁公，宦海浮沉冯道。大书镌刻昭陵，胜迹不磨永宝。”

民国很多重要的场所都有谭延闿的题字，南京“总统府”和黄埔军校大门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就是出自谭延闿之手。孙中山逝世后，南京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擘窠金字，即为谭延闿原大手书。此外，蒋介石母亲去世后，蒋介石所作的《哭母文》也由谭延闿所书。由此可见，当时谭延闿书法的声誉是何等之高。

谭延闿自小接触翁同龢等著名书法家，起点极高。

翁同龢（1830—1904）学书由欧、褚、柳、赵入手，后出入苏、米而学颜真卿，晚年则主要取法于北碑。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中称：“松禅早岁由思白以窥襄阳；中年由南园以窥鲁公；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羁缚，然气息淳厚，堂宇宽博，要以得鲁公者为多。偶作八分，虽未入古，亦能远俗。”[6]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他（翁同龢）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

谭钟麟与翁同龢的交往为谭延闿的书法成就提供最初的便利条件。据《谭延闿大传》记载，谭钟麟是个有心人，为了让谭延闿有更多机会学习翁同龢的书法，便利用与翁同龢书信来往、礼品互赠的便利，珍藏翁同龢的每一封信笺，并在信笺的眉头页末对翁同龢的字予以分析评点，然后交给谭延闿临摹学习。谭钟麟还经常将儿子的习作拿给翁同龢等朋友点评，翁同龢对年轻的谭延闿赞不绝口，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访文卿，见其第三子，秀发，年十三，所作制义奇横可喜，殆非常之才也。”[7]在给谭钟麟的信中称赞道：“三令郎伟器也，其笔力殆可扛鼎。人泮可喜，行即腾嚷。”[8]

除翁同龢以外，清代几位大书家刘墉、钱沣、何绍基也是学颜体的高手，他们也都成为谭延闿取法学习的对象，其中钱沣对谭的影响最大。在清代，学颜书的人大多先从学钱南园入手，杨守敬《学书迩言》称：“自来学前贤书，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者，惟有钱南园学颜书如重规叠矩。此由人品气节，不让古人，非可袭取也。”[9]

从谭延闿的书画题跋以及所写日记中可以看出，钱沣对其影响极为深远。谭延闿在《题钱南园芜城赋》中用很大篇幅表达其对钱沣的由衷钦佩，文中称：

自来学颜书者，臃肿钝拙，毫不得其使转之法……而南园于千祀之后，众咻之时，乃能独标心印，岂不异哉。

南园官湖南学政时，尚一以颜家庙碑为依归，后乃恣肆。晚年则以鲁公之神入褚令之室。如此书者，盖未可一二观也。

乾隆中举世习赵、董书。其名者刘、梁、翁、王。然四人者，皆享大年，多暇日，从容肆习，人书俱老，而所诣止此。孰与南园奋起遐取，独师古哲，无声气击援之盛。又奔走仕宦，穷困孤立，中年摧折，而成就如此卓卓，可不谓豪杰之士也耶。诚使南园得四君之境与年，其将下视宋元而跻晋唐也哉。

南园官不达，天乃纵其书。直节照人寰，固与常人殊。下视元明后，直与颜为徒。冥会当心时，目若无君谟。晚年更险绝，骨立筋蟠纡。豪杰信非偶，岂为时代拘。[10]

谭延行书 苏轼《豆粥诗》长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显然，在谭延闿看来，如果钱沣也能像刘、梁、翁、王四大家一样“享大年，多暇日，从容肆习，人书俱老”，那么其书法成就将远远超越这四人，且能够“下视宋元而跻晋唐也哉”。

除钱沣之外，刘墉和何绍基对他的书法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例如，谭延闿题《道州残字册》称：

北派意多南派少，几人能识道州心。

破空杀纸浑闲语，莫向鸳鸯绣里寻。

碎金安石存遗制，片玉昆山有旧闻。

终胜贾人持一字，好教常侍集千文。[11]

对谭延闿来说，与曾熙、李瑞清等书法家的交游也十分重要，在长时间的交流、切磋中，曾熙、李瑞清的书学思想无疑会对谭延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然，除了有好的老师引导以及朋友之间的相互影响之外，最为重要的还是于谭延闿自身的天分与勤奋。他的弟弟谭泽闿对谭延闿的学书之路十分清楚，提到谭延闿开始临习《麻姑仙坛记》是在1914 年于青岛侍奉母亲之时，后来在上海、郴州等地也坚持笔耕，称：“先三兄专临《麻姑坛记》，盖始于甲寅余兄弟奉母居青岛时。其后乙卯在沪，戊午在郴，书课尤勤。至辛酉买宅塘山，颇有宾从文燕之乐，偶朝起临写数纸，亦尽数十通。”

如果我们看《谭延闿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将有更为直观的感受。

1914 年：

5 月30 日。午饭，饮一巡。复临《麻姑》两纸。

8 月6 日。归，临《麻姑》三纸，而吕满至。

11 月15 日。食粥后，临《麻姑》二纸。

12 月7 日。余临《麻姑》一纸，《离堆记》一纸。《离堆》笔法与《画赞》相近，东坡即由此夺胎，甚不易学。盖用墨太丰，难于见好也。

12 月10 日。食粥后，临《麻姑》二纸，墨浸，殊不惬意。

12 月23 日。食粥后，临《麻姑》二纸，第十九通毕矣。凡八日，日二纸，百二十八字，中间辍课一日，都十五纸，实得字九百也。以旧临碑笔与淑女。

1915 年：

1 月3 日。八时起，临《麻姑》三纸，乃食粥

2 月7 日。临《李元靖》二纸，食粥。

2月8日。食汤饭后，临《李元靖》二纸……晚饭有称条面，饮数巡，取《西楼帖》看一过，坡书神奇，有不可到处，当时已訾其不悬腕，何耶。

4 月4 日。八时起，临《元次山碑》二纸，食粥。

5 月13 日。临《麻姑》二纸……及散，同道士至汉古、古墨，遂至真赏斋看碑，有《张迁》《礼器》，皆旧拓，而以《张猛龙》为最。

8 月5 日。七时起。临《麻姑》二纸。

8 月20 日。七时起。余临《告身》二纸……出至赵裱背、古墨轩，又入商务印书馆，看《天际乌云帖》印本，覃溪密行小字，前后十数题，于友朋有疑似者，辟之不遗余力，且引钱萚石为证。以余观之，不惟苏迹赝也，即元明诸跋亦如出一手，特董跋真耳。

8 月27 日。八时起。食粥。临《元靖碑》二纸。

10 月2 日。七时起。临《颜家庙》二纸，十日不作书，荆棘生矣。

10 月17 日。七时起。临《麻姑》二纸。

11 月7 日。八时起。临《李玄靖》二纸。

11 月10 日。八时起。临《玄靖碑》二纸。食粥。

1916 年：

3 月16 日。八时起。临《麻姑》五纸，平日作字太快，今力求慢，然不佳如故……与曾九谈书画，看碑帖数种，十时乃寝。

4 月10 日。七时后起。临《麻姑》五纸。

4 月19 日。七时起。临南园五纸，墨凝殊不能有兴致。

5 月12 日。六时后起。临《麻姑》九纸，第六十三通毕，食粥。

5 月13 日。七时起。临《麻姑》三纸。

5 月15 日。七时起。临《麻姑》五纸。

5月28日。七时起。临《金天王题字》及《麻姑坛》五纸。

6 月24 日。七时后起，临《麻姑》五纸。[12]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谭延闿对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用功之深令一般人望尘莫及，在临习《麻姑仙坛记》的同时还注意学习《颜家庙碑》《李玄靖碑》《自书告身》、钱沣楷书等，加之他的天分卓越，从中获取的养分也非常人能及，因此称其为民国学颜书第一人当不为过。

谭延楷书 《散尽老来》七言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书学思想及书法影响

（一）崇古而不泥古

谭延闿学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崇古，从其对颜真卿、钱沣等经典书家的敬仰就可见一斑。民国大书法家胡汉民祝贺谭延闿生日，赠诗一首：

文采风流是我师，翁钱应悔未能诗。似从长庆参坡老，竟以平原傲米痴。虎卧龙跳非易事，春松秋菊可同时。苍生不病君无病，为祝南山寿无期。[13]

在胡汉民看来，谭延闿的诗文是脱胎于白居易、苏轼，书法则取法颜真卿而成自家面貌，能与宋代米芾相媲美。谭延闿有诗《次韵展堂见赠》答谢：

平生风义友兼师，喜入新年第一诗。不道杜陵矜瘦硬，故应王约诮肥痴。奴书自悔非崇古，老学深惭已后时。笔健输君缘寿骨，行能多恐负相期。

谭延闿提到“奴书自悔非崇古，老学深惭已后时”，意思就是指学习书法必须从古代经典中来，不然将后悔莫及。

此外，他在题《咫尺蓬莱馆印稿》中说：“缶翁沉泉牧父逝，并时学者皆白科。不师古人乃师古，秦玺汉印真先河。”[14]意即对于学习篆刻的人来讲，要么模仿古人，要么直接从秦汉时期的印章当中吸取养分。

当然，谭延闿天资卓越，以他的智慧当然不会因为崇古而走进死胡同，他对待如何学习古人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其《惕园和诗次均奉答》一诗对此有明确表达，其诗如下：“官奴草草书裙练，付与羊家佐谈宴。只传笔法不传心，举止终羞大家媛。……襟期直与昔贤齐，古意今情一时并。后生濡染不自知，貌合终是形神离……”[15]

他指出羊欣学王献之，只学到笔法而没有学到内在精神，最终落得“举止终羞大家媛”。后面他提到“世上模拟徒纵横”“貌合终是形神离”，旗帜鲜明地批评机械模仿。他认为书法应该适应时代的变迁，称“古今悬绝风马牛，何人下笔罗千秋”，书法应该表达书写者博大的胸襟和真实的性情，因此称“襟期直与昔贤齐，古意今情一时并”。

（二）讲求自然、直起直落

众所周知，美食与书法是谭延闿的两大爱好，对于美食他认为：“世间最是天然美，莫向官厨问八珍。” 意思是说，官厨所谓的八珍也抵不过世间天然之美味，对于书法他认为：“古人名作，未有不浑然天成、不假雕饰者也。” 从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美食或是书法，谭延闿最为看重的都是“自然”二字。因此，他在评价南北书风的时候提到，赵孟頫、董其昌等人没有能够做到直起直落，需要借助姿态来修饰，他认为这也是南宗不如北派书法的地方。他在《组庵题跋》中称：“南宋以后，榜书碑版皆微有行书意，赵董诸公悉然，诸城亦不免。正以不能直起直落，假姿致以自饰耳。南宗不如北派以此。”[16]

显然，从谭延闿的书法题跋中可以感觉到，他十分偏向厚重雄强的书法风格，例如他尤为看重的颜真卿、钱南园，在《为人题南园书卷》中称：

举世沉酣赵董日，昆明异帜独颜公。莫言书法属小道，天挺人豪故不同。[17]

谭延闿在诗中提到钱沣没有向世人一样沉迷于赵孟頫、董其昌，而是独树一帜学习颜真卿，对此，他将书法行为提升到一种人格的高度，也能体现出他的价值取向。

此外，谭延闿在题《道州残字册》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花拳绣腿的书法风格，称：

“北派意多南派少，几人能识道州心。破空杀纸浑闲语，莫向鸳鸯绣里寻。”[18]

（三）强调书画相通

谭延闿另一个书法主张便是“书画相通”。

他给曾熙写过一首题画诗《题曾农髯画海松》，诗云：

农髯本不画，画乃藏胸中。一朝奋笔起，四座惊神功。奇石尽天色，海气生长松。笔势若篆籀，郁屈蟠蛟龙。古人宁有此，信知书画通。我见不忍攫，还之东家翁。试听素壁间，谡谡来天风。[19]

在他看来，曾熙的画之所以令人惊叹，主要是因为运用了书法的篆籀笔法，画出来的效果苍茫沉郁，有如蛟龙盘踞一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古人宁有此，信知书画通。”

另外，他在《题清溪道人西园雅集图（代曾九作）》中也说：“古今书画理一贯，惟有智者观其通。”[20]

这首诗开门见山地提出董其昌和苏轼的书画观点，称：“吾闻画有南北宗，亦如禅门侈宗风。又闻善画非形似，不似之似真神通。” 我们知道，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提倡禅宗的“顿悟”，主张随意自如、浑然天成的艺术表达方式，反对刻意描摹、呆板僵硬，这与苏轼所说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一脉相承。而且他在后面也提到“沈粗文细强分别，世论久矣邻儿童”，意思是告诫我们不要只盯住那些细枝末节，而应该上升到道的层面。如果说写给曾熙的诗主要是强调书法和绘画的用笔有相通之处，那么写给李瑞清的这首长诗强调的则是书画艺术的内在之理。

（四）强调天资和胸襟

谭延闿强调书法学习需要胸襟与天资。

胡汉民在《悼谭祖庵先生》中提到，谭先生（谭延闿）常说：“我往常最爱写字，可是写来写去，总不敢和总理比拟，总理是天纵之才，虽不常写字，而其字为近世所莫及，我们写帖临碑，孳孳不已，终于脱不了前人窠臼！可知作文写字，也必要以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抱负为前提。否则，尽你用功也不能臻上乘的。”[21]显然，在谭延闿看来，作文写字首先要具备一种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抱负，否则，若是斤斤计较一点一画之间的得失，根本就谈不上是高级的艺术。

另外，谭延闿也认为天资和悟性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例如他在评价钱南园的时候就称：

南园书笔力横绝，盖少时已然。吾家藏其早年书乐毅十三行可见。知此事本天授，不尽关学力也。[22]

在评价刘墉书法的时候，也说“知此事自关天授矣”，其跋《刘诸城家书真迹》册页节录如下：

石庵先生书以七十后为极诣,此册为先生家书，中有楚省以南语,盖先生官湖南巡抚时笔,行筐无书可考,要是五十以后书，精湛圆美中有极朴茂处,甚耐玩索,同时诸名人书非不工，然一览无余,故虽年增而书不进, 知此事自关天授矣。[23]

此外，他在《题小欧泉男生墓志（碑新出土）》中提到，书法的精髓不是口耳相传，而是需要一定的悟性才能有所体会，称：

琅玡王与襄阳米，父子书名各后先。

绝艺不须传口耳，孤儿神悟故超然。

妙墨千年零落尽，世人惟识道因碑。

谁知陵谷崩骞后，又睹兰台第二奇。[24]

总结起来看，崇古而不泥古，讲求自然、直起直落，偏好厚重雄强书风，倡导书画相通，强调学书需要天资和胸襟，这几大主张成为谭延闿最主要的书法思想。

注释：

[1]李一.论书绝句·评谭延闿[J].传记文学，2017（4）:103.

[2][11][14][15][17][18][19][20][24]周秋光，周元高，贺永田.谭延闿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902，977，1014，1038，

1014，977，978，1007,1041.

[3][4][7][8][13][21]刘建强.谭延闿大传[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31，3，16—17，120，326，324.

[5]刘建强.谭延闿文集论稿（上）[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5.

[6]马宗霍.书林藻鉴[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247.

[9]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741.

[10][16][22]谭延闿.组庵题跋[J].学海，1943（7）.

[12]刘建强.谭延闿文集论稿（下）[M].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11.

[23]李言君.谭延闿跋“刘诸城家书真迹 ”品读[J].春秋，2012（6）: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