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逻辑

罗建文

摘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为了批判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和普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而写下的伟大著作，不仅阐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而且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世界观，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学习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著作。在总结和凝练新中国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的理论逻辑和基本原则时，我们有必要重温恩格斯的这部光辉著作，牢记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到现实的生产力和现“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根本出路、必须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为发展中国道路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坚信无产阶级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必须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才能走向“国家的消亡”的最终目标、始终尊重和维护劳动者解放才能获得永恒的历史动力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谨此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纪念和坚定中国道路的理论自信。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道路;理论逻辑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1-0005-12

2020年11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也是他宣传和普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正式发表140周年，都是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事件。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70多年，在总结新中国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与主要经验时，在探索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历程与发展规律时，认真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要把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1]108，追忆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历史功绩，重温《发展》这一部伟大文献的理性光辉和科学魅力，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史背景、主要内涵和历史贡献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发展的旺盛时期，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与此同时，欧洲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处于低潮时期，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和流行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冲击和动摇。特别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欧根·杜林打着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家的旗号，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在1871-1876年，杜林发表和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础问题》《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三部著作），反对和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以兜售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恩格斯在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做了说明：“这三部八开本的巨著，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分量，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其实，就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我所要应付的就是这些。”由于杜林宣扬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是“涉及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各个领域，“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杜林“首先选中了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身上。”[2]750-751因而，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不小的思想混乱，严重威胁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和统一，严重损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威望和声誉。

马克思当时正在集中精力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和研究，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真理地位，保证德国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理论轨道发展，批判杜林等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错误思想，恩格斯担负起批判和回击杜林错误思想的这个重任。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花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反杜林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领域对杜林等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的批判。《反杜林论》不仅具有深刻的哲学史背景和经济学史背景，而且还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批判和反驳。为了普及和宣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为了直接在群众中宣传”[2]745，恩格斯将原来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的前面三章编成小册子，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交给他的好友保尔·拉法格，于1880年第一次以法文本正式出版;后来这个小册子出版了多种语言的多个版本;1886年，又将这个小册子译成荷兰文，作为一本宣传和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教科书，更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出版”[2]748，这部光辉著作还在1882年、1891年、1892年出版过两个德文版和一个英文版，在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工人群众和普通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普及性影响和积极的宣传效果。

《发展》这部光辉文献，首先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了评述。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798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2]775他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是怎样形成的，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私有制，使得劳苦大众同以资本家为代表的有产者阶层之間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工人阶级还只是作为一个自发阶层、一个进步的上升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当时的欧洲社会政治舞台，没有对自己的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历史使命也缺乏应有的谋划，对自己的利益同盟者和政治联盟者农民阶层也缺乏必要的认知，没有科学理论体系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对未来社会的命运只是进行了一些天才而美妙的设想而已。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和设想因为“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虽然无产者和城市劳工阶层有革命的意愿，对自己长期以来的被剥削和被压迫也非常不满，像巴黎公社革命一样，无产者和城市劳工阶层都希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曾一度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统治。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并不能持久，因为作为非自觉的阶级和没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运动是很难取得胜利的。像罗伯特·欧文还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实验地——新和谐公社制定了许多社会制度，因为条件的不成熟最终都只能是失败的结局。正因为是空想的或者是幻想的理论，就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改造社会的结果，其结果就只能是显示其美好的善良心地，只能是“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2]782而已。

《发展》这部光辉文献的第二部分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对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从它的理论基础上予以动摇和驳斥。恩格斯分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从劳动解放和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为理论起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工人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予以揭露。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成分和基本内核，提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也应该“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2]794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就如同研究自然世界一样，“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较，或者说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2]790分析和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的考察方法”，其研究结果就会是“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事物，忘记它们之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792只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看不到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更看不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带来的无可救药的自身矛盾的解决方法;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精神空虚和悲惨生活，却看不到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方式是造成工人悲惨命运的根源，也提不出根本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提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必须从“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2]797最终得出并重新确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两个必然”的结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義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2]802，“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大规模的生产机构……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经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2]817由无产阶级推翻和取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就是历史的必然了，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也将是历史必然。

《发展》这部光辉文献在第三部分中，不仅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资本家本性，批判了杜林之流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功能的辩护，批判了使用机器和技术进步是造成工人被剥削程度加深的荒谬论点，而且还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激化，为它自己的灭亡就集聚了力量，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随着经济被剥削的程度加剧而日益提高，无产阶级从自发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觉自为的阶级，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在无产者中的认知程度更加深化，“这种生产方式日益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根本出路，也是推翻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必然途径，“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2]812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指明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是建立唯心主义史观基础上的“天才而美妙”的设想，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理论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在这种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生产社会中，“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814这样，劳动者和无产者不再是劳动异化的对象，“人终于将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2]817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从来都是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并且每斗争一次就超越一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更加完整，其真理的光辉就更加灿烂。《发展》这部光辉著作既是对杜林反动思想的批判，也是对广大工人阶级和普通革命群众进行一次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入门宣讲，真正起到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和教育革命群众的作用，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普及化的先河，针对所谓的“理论专家”杜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2]750恩格斯用朴实无华的论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既批判了杜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也坚定地维护、宣讲和普及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立场，使广大无产者更加明白自己的真正任务和革命道路。在这里恩格斯不仅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历史任务和行动纲领，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无产者的革命斗志，也为后来多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革命胜利后完成政治任务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在重温《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寻思和坚持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

《发展》这部光辉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阐述和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预测和正确指引，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践的理论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至尊宝典，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基本遵循和理论逻辑。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3]21所谓理论逻辑是研究对象内在的本质联系和固有规律性，客观对象内在要素之间和本身自有的内在必然性联系，是决定着客观事物发展属性和基本趋势的内在力量，是认识事物和掌握事物发展势态和基本走向的内在属性。一个事物的发展变化是这样，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事业也是这样，都是因为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在起决定作用;只有认识和掌握了客观对象的理论逻辑，才能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它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人们才能尽量减少或不会犯主观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经历了70多年的坎坷道路，取得了不平凡的伟大成就，在世界两大阵营的斗争和对立的历史剧变中，深刻认识和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理论逻辑，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探寻和坚持中国道路成功的理论逻辑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指针

恩格斯在《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746-747如果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和深层次本质规律，看不到工人阶级“大批地堕落了”的“社会弊病”[2]785 所产生的真正根源，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幻想。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任务“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2]794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方法论，而且是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和建设实际行动的方法指南，只有掌握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掌握了引导和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方法和路径，我们的革命实践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局势更加复杂，世界经济发展短时期内难以复苏，大国霸权主义和国际民粹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国际资本逻辑本性难改;国内深化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层出不穷，长时期高速发展带来的困难和忧患无处不在;只有理性审视、辩证判断、思路清晰、决策科学，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4] 2020年春季，在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们党和国家在艰难中“封城”、在危难中“抗疫”、在全面抗疫中决胜、在经济停摆中重启、在世界疫情日益严重中复苏、在国外“甩锅”“推责”的鸡鸣狗盗中傲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出现更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5]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看家本领，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就很难做出正确的研判和决策。我国在短期内取得抗击疫情重大战略成果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坚定制度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我们坚信：只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基本方法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一定是势不可挡的。

（二）探寻和坚持中国道路成功的理论逻辑必须到现实的生产力和现“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事业致胜的根本出路

恩格斯在《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2]760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和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基本性质和进步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态度和理论逻辑，也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的根本抓手。要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发展经济就要深化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某些环节和某些体制机制。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体，加快实施科学技术创新驱动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推动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升级换代和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逻辑，也是无产阶级巩固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更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兴旺的物质保障。

“改革開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40多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急水区，许多问题逐步显现，许多矛盾更加尖锐，一些部门和行业的既得利益都面临着重新布局和调整，赞同的和反对的可能会此起彼伏，有时可能还会相当激烈;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闯雷区，要敢于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要坚决破除各方面的干扰和阻力。我们深信，中国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始终代表和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在100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困苦，迎难而上，冲破一个个利益固化的藩篱和前行的险滩，让改革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中走向新的胜利。2020年这场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计划，也大大缩减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势头，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非常艰巨的影响，当前只有全力以赴将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为我们的伟大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保障和必要的经济基础，这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现实逻辑。

（三）探寻和坚持中国道路成功的理论逻辑必须坚信无产阶级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胜利的政治定力

恩格斯在《发展》的最后一段指出，无产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要终结这种历史命运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放全世界，“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为止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其目标就是实现被剥削被压迫者“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817，这是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理论逻辑。中国的革命道路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理论逻辑。为了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保证人民的政权巩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任务，在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无产阶级组建自己国家政权的基本方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6]1476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立场坚定而且态度坚决，因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7]435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最终目标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对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国家政权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阶级一贯的革命动机和历史使命，其结果就只能像“巴黎公社运动”一样最后惨遭失败。工人阶级因受剥削和压迫而组成利益的联盟和革命的联合，团结成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7]412-413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就是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就会葬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兼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过了70多年的辉煌历程，取得的历史成就无愧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指引，更无愧于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战。在2020年春季这场抗击新冠肺炎阻击战中，广大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和无数人民群众不顾个人安危，直奔抗击疫情前线，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人民群众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依靠。历史实践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只有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我们的伟大事业才会无愧于人民和无愧于无产阶级先烈们的出生入死和浴血奋斗;也只有坚强的中国共产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才能克服各种困难险阻。这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政治逻辑和根本保证。

（四）探寻和坚持中国道路成功的理论逻辑必须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充分利用资本力量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才能为中国道路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恩格斯在《发展》中深入分析和批判了资本力量在社会生产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系统地论证了资本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组合和合理利用方面的“社会本性”，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资本逻辑的应有态度，“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2]808虽然资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图，对劳动和生产工人具有剥削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逻辑在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刺激和优化社会资源的最佳组合方面具有“内在的动力机制”作用，当然在重构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利益关系上面也有着巨大的作用。中国道路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探索，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是还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特别是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和其他私人所有制形式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必要的和现实的地位和状态中，还不可能回避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就一定要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应有本性和现代性，探索和形成一种合理利用和有效驾驭资本逻辑的经济治理途径，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丰富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内涵。因为社会形态“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363资本逻辑的本性也是没有改变的，资本的作用也没有消失，资本逻辑的本性和权利还不可能超越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还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时不时地发生着影响和作用，最主要和最具体的就是在经济生活和勞动过程中，刺激经济发展追求利润增长还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尽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8]510因此，在探索中国道路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实践中，允许市场机制和资本逻辑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加强和改善制度供给”等方面发挥着必要的积极作用和推动作用，还要鼓励和支持“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9]等驾驭资本和超越资本的经济新政策和治理新举措。

中国道路在驾驭和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战略选择上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国家资本体系来约束和规范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控制和引导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向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主题上来，发挥它应有的市场效应和积极的社会作用，管控好资本逻辑的负面作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重要的是防止其唯利是图本性的任意泛滥，防止资本逻辑在剥削劳动和导致两极分化的路上无限扩张，以保障社会主义基础不被动摇和不被侵蚀。二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划清资本运作与社会生活的有效边界，在经济生产领域实施“放、管、活”战略，以便有效激活资本的社会力量，管束资本的贪婪本性;在涉及到国计民生领域、社会基础性和国家战略领域、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等严格管控资本的涉入，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边界框架，划定资本运作和社会主义性质的边界红线，让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是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2]811让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经济战略新举措和国家治理新方略，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引进外资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这些举措是切实有效的，是“完全取决于我们了”。“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期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2]811-812今天中国道路中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一种驾驭和超越资本现代性的生产方式，它是建立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为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2]8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这种以公有制经济为生产方式主导、人民群众为社会生活主体、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社会发展主题的中国道路，“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在今天的中国道路上“它确实是出现了。”[2]814 70多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中国在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上的成功探索，走出了一条超越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老路，确立了贯彻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发展思路，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充分发挥“资本力量——国家权力——劳动人民”三主体有效结合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超越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对内掠夺、对外殖民的扩张道路，也成功地规避和克服了发展中国家走向崛起的“依附性发展”和“封闭性发展”[10]的两难困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既独立自主又快速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五）探寻和坚持中国道路成功的理论逻辑必须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制度才能走向“国家的消亡”的最终目标

恩格斯在《发展》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批判了杜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抱有的幻想，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资本家本质和压迫工人的属性，为无产阶级认识国家机器和巩固国家职能提供了思想指南。国家是阶级分裂的结果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利益同盟，只要有阶级的存在就必定会有国家的存在。“只要社會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2]813但是国家也不是永恒的，它终究是要消亡的，国家的消亡是有条件的，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可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的需要，“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为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当国家真正成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国家就会“自行消亡的”[2]812但是，在社会的阶级差别和阶级之间的利益还有矛盾之前，国家的职能是必要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时候甚至还有可能激化，国家的职能就不仅不能消亡，还必须加强。

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治理自己的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方式，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的当家作主和奋发图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了无穷的力量源泉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现阶段还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设，“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现阶段还须加强，以便“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11]

（六）探寻和坚持中国道路成功的理论逻辑必须始终尊重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获得永恒的历史动力，这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必然选择

恩格斯在《发展》中指出，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的存在，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错乱，成为过时现象。”[2]813生产的不发达和阶级的存在就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桎梏，只有社会生产过程变成了完全由自己支配和控制，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才能基本具备，“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而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815这是恩格斯为人类社会发展描绘的美好蓝图，给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的自觉计划性、商品生产将被充分的社会生产所终结、阶级差别和国家制度行将消亡以及社会差别不再存在等五大基本特征，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目标。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和最终目标，唯有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劳动，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社会产品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12]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过了70多年的伟大历程，始终坚守着科学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一以贯之的奉行着实现劳动者解放和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通过“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1]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更是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只有大力发展社会总劳动，让社会总劳动产品充分发展和极大地富裕，才能完全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阶级差别和利益矛盾，人的解放和美好生活才能成为现实。

恩格斯在《雇佣劳动制度》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在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13]494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消除资产阶级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制度基础。新中国70多年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告诉我们，“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们不仅消除了私有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不仅销蚀了雇佣劳动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而且有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的联合体内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才华和创造价值，社会主义劳动创造仍将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習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1）.

[5]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N].人民日报，2020-10-11（01）.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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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爱军.中国道路：超越资本现代性[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20（3）.

[1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

[12]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4]习近平主席同波兰总统杜达通电话[N].人民日报，2020-03-25（01）.

责任编辑：秦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