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活动的精神品质

梅丽红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个过程、一个时期，从一大到四大，党在思想、理论和组织上逐渐成形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过程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是上海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的血脉根基，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动力之源。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

2019年11月3日，习近平到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切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①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又强调，“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②2020年11月12日，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再次重申并要求：“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要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③这些讲话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与中华民族历史任务紧密相连的关系，而且也点明了上海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个过程、一个时期，党史学界多数是把党的一大到二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但如果是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又不能忽略四大，因为从一大到四大，党在思想、理论和组织上逐渐成形和完善。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过程，包括孕育、发起、成立及完型。孕育肇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发起于1920年初上海渔阳里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于1921年中共一大，完型于1925年中共四大。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过程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对于不断增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勇立潮头、敢为人先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要有新的出路，必须走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近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已经有好几百个，但大都销声匿迹，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因此，创建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其重要价值就在于要创设一个与此前政党性质、宗旨、目标和面貌迥然不同的政党，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力量，它所坚持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取向，要具有此前政党组织所没有的新品性。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一切旧政党有着根本的不同，它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政党属性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对接，从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担当起主导和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导责任。1948年11月，毛泽东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④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驳斥美国务卿艾奇逊所谓的“西方的影响”引发了中国革命的谬论，指出：“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接着，他指出：“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⑤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强调：“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⑥

在军阀混战、血雨腥风中，早期共产党人要突破无数阻力、克服万种艰险，成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开天辟地的非凡胆略和勇于创新的伟大气度。从1920年8月开始到中共四大，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连串破天荒的诸多第一。主要有：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名为“共产党”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创办了第一份党刊——《共产党》;发表了第一份政治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创办了第一份团的機关刊物;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临时中央局;创办了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出版了第一份工人刊物——《机器工人》;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创办了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创办了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构建民主共和国的蓝图;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章程——《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决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对党的基层组织即支部建设作了规定，等等。这一连串的第一，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无论是党的政治路线，还是革命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党的组织路线，还是斗争的策略原则;无论是革命的领导权，还是实现的方式和路径，均实现了重大转变和关键突破，凸显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理论思维和实践活动的创新品格和创新能力。

二、追求真理、坚定信仰

信仰是人生的奋斗指南和行动坐标。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自觉追求经过了反复选择和比较。二十世纪初是一个思潮激荡的年代，早期共产党人如陈独秀也曾一度推崇英美民主主义思想，但五四运动爆发成为他政治信念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18年1月，一战快结束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国无大小一律平等。同年12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盛赞“美国总统是世界第一大好人”⑦。然而，巴黎和会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却被转送给谋求强权的日本。1919年5月，陈独秀又在《每周评论》上痛斥威尔逊是“威大炮”。此后，他便放弃对英美的崇拜，转而拥护十月革命。还有众多的共产党先驱，如李大钊、青年毛泽东都曾接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毛泽东为此还在长沙和上海进行过实验，但接二连三碰壁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改造中国必须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所以，早期共产党人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中介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便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高高举起了一面坚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旗帜。

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完整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于1920年11月制定了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振聋发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政治宣言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历史的原理，表示坚信《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宣言从“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阶级斗争的最近动态”三个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主张。党的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党的性质和纲领。依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会议确定：我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神经中枢。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鲜明地提出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强调以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旗帜鲜明地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但是，对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还缺乏深刻认识，而党的二大弥补了这一不足。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和《宣言》初步阐述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统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而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由于党的三大只是解决了联合革命力量的组织形式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以及路径问题。1925年1月，党的四大最突出的意义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同时认为，要适应革命大发展需要、保障党的领导权的实现，必须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这就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即革命的性质、策略、领导权和动力等。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把远大理想现实化、具体化，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矢志不渝追求真理，才不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此后，无数共产党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不动摇，为自己选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笃行终生。

三、救国为民、甘于奉献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的特殊历史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工业化。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列强凭借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一系列利益和特权，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让民族无法独立、让国家无法富强，因此，必须首先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只有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才谈得上强国富民。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曾付出过自己的努力。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反帝爱国运动，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但它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又是同陈旧的天朝观念和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的，最后反被清王朝叛卖而告终。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虽然使中国历史前进了一大步，但它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解决收回已经丧失的主权以及防止主权继续丧失的问题。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但在半殖民地这种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中却屡屡受挫，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再到“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运动，都曾试图在“器物”层面谋求救国救民之路，但都没有成功;而以君主立宪制替代君主专制的戊戌变法，以及效法欧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则是力图在政治现代化层面改变中国的困境，但最终以“戊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告终;1915年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尝试在文化的最深层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近代中国的启蒙可以称为“救亡型启蒙”或“启救亡之蒙”。甲午战争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掀起的思想启蒙运动，直接源自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有着明确的救亡图存的目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的接受与宣传，无疑也是一种救亡型启蒙。这种救亡型启蒙运动的发展也必然会促进救亡运动的进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首尝战胜国的滋味，但由于国力孱弱，结果被视为三等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山东半岛主权却遭到英美公然反对，战前被德国占领的山东胶州湾领土以及铁路矿藏海底电缆等资源全部被日本占有。在东北的主权问题上，中国也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使得中国实际上成了战胜国中的战败国。弱国无外交，这些举动激怒了中国人民，规模空前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五四爱国运动不仅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实现了两者的结合。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内部涌动着爱国主义潮流，1917年十月革命后世界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潮流，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这两股潮流相交汇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两大进步潮流的交汇中，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融入政党的历史使命。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才开始有了根本的改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⑧可见，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从对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认识而来。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两重属性。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仅过了一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党员也不乏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但大浪淘沙之后，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能够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舍弃家业，直至与自己出身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相比国民党，当反封建的斗争对象对准军阀的时候，国民党人还能跟随革命一起走，但当反封建的对象对准地主的时候，国民党当中的地主子弟便不干了。所以，国民党从来就不是一个敢于自我革命、自我更新的政党，这与中国共产党奉献为民的价值追求具有本质的区别，是国民党无法承担民主革命领导者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国共合作再难维持的重要原因。早期共产党人是突破无数阻力、克服万种艰险，才在中国成立了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是陈潭秋，……一个是董必武，……我也是一个。……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⑨当时共产主义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而严防死守。因此，党的一大开会时各位代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随时随地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为了救民众于水火，实现民族、国家的超越性发展，宁愿赴汤蹈火，英勇奋斗，这需要有迎难而上、不怕牺牲的巨大勇气。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因此，它敢于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就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1920年，陈独秀等人起草的党的纲领，就有劳工专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以有志“创造一个新社会”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组织工会接近群众，早期组织成员虽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但为了与工人打成一片，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党的一大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就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人，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党的二大更是明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⑩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党在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创党时期，党不只是领导工人运动，还到农村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如毛泽东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也比较早地将目光聚焦于农民，通过组织农会以对抗在农村基层掌权的土豪劣绅。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中国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经过屡仆屡起、濒绝而又复生，中国共产党以强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终于赢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56年2月，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到上海“一大”会址视察，并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句话出自《庄子·人间世》，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从作始也简到其将毕也巨，完成这转换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不畏艰辛的奋斗精神，一个是奉献为民的牺牲精神。

四、严明纪律、恪守规章

重视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在现代政治谱系里，中国共产党属于列宁主义政党一脉，是现代政党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欧美等现代政治先行之地的政党不同，列宁主义政党一开始便不是以谋求议会选票为目的，而是以上下整合为目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列宁主义政党，其纪律建设就是在这样的政党脉络下展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有极严格的纪律的思想，被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和吸收。1920年9月16日，第一个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蔡和森，强调“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11]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旧中国没有民主、只有强权高压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在建党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建立一个具有统一组织、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且在实践中也为此不断努力。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党的纪律和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主张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围绕包括党的纪律在内的方方面面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于少数不肯放弃原有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坚决把他们清除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种坚决的斗争有助于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酝酿建党。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大部分人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热情，但不愿意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邵力子曾回忆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赞成成立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但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12]因此，当陈独秀召集他们开会商讨建党问题时，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施存统和俞秀松在回忆中都说第一次开会未能就建党达成一致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人不愿受严格纪律的约束。对此，陈独秀于1921年初还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进行了争论，对革命需要纪律表达了明确的看法。在党的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委托陈公博向大会提出讨论党纲时应注意的四点书面意见中，其中第三点就是强调注重党的纪律。党的一大与会代表还就党的纪律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经过讨论，最终明确“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中央，指挥各小组，要有纪律，要民主集中制，反对自由联合” [13]。

由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对党的纪律做出了明确规定，并推动形成了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党规党纪的优良传统。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就明确要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提出：“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14]1921年底，中央筹备党的二大时，发生了李汉俊等人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党的纪律的情况。党的二大、三大李汉俊不仅未到会出席，还托人转来“反对集权、铁的纪律”的意见书，蔡和森及时批评了李汉俊违反组织纪律的消极行为，明确指出“李汉俊等把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与独裁、专制等同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他还批评了张国焘的小组织问题，认为“国焘问题在表面上是态度问题，实际上是纪律问题”[15]。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共二十九条，纪律不仅独立成章，而且共有九条，占了党章篇幅的近三分之一，明确规定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宣传纪律、经济纪律、保密纪律等，还规定要对违纪党员进行纪律处分。比如，规定党员“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的、“泄露本党秘密”等行为要给予开除处分。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16]。此后，历部《党章》无不强调要保守党的秘密，这也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受的考验，而且纪律一旦制定，就要求严格执行。由于在建党过程中强调严明纪律、恪守规章，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完全区别于旧式的团体、行会、帮派之类的松散组织，也与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区分开来。严密的组织纪律为保持党的团结统一，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党时期的精神特质，不仅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上海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的红色基因和血脉根基，以及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动力之源和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而且也能为推进新时代党的伟大事业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上海考察》，《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年11月4日，第 2 版。

②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13期。

③《庆祝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0年11月27日，第2版。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1513-1514页。

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⑦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⑨杨冬权：《破解中共一大之谜——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共一大档案介绍》，《钟山风雨》 2011年第3期。

⑩《中國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第51页。

[11]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

[12]散木：《邵力子：从国共两党元老到著名的“和平老人”》，《党史博览》2008年第2期。

[13]《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的讲稿》， 《百年潮》2002 年第2期。

[14]王建柱、谭乐沁：《忠诚与信仰：保密战线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文史博览》2018 年第 3 期。

[15]雁柏：《蔡和森：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中国纪检监察》2015年第22期。

[16]《“二大”和“三大”》（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85页。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育长、教授

（责任编辑 周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