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再看看会发生什么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2020年1月27日，上海市同济医院发热门诊，在连续工作12个小时后终于摘下N95医用口罩的留观室护士。这是她第一次在发热门诊工作，为了减少感染、节约防护物资，工作期间她滴水未进。　　　　　　　　　　　　　　　　　　　　　　　　　　　　　　　　　　　　　视觉中国　❘图

杨笠因在脱口秀表演中涉及性别议题饱受争议，她也因此成为2020年最受关注的脱口秀演员。　　　　　　　　　资料图

对于性别问题，认真的关注与思考永远不会无用。在弹幕中，两性关系经常演变为关于道德问题的机械讨论，谁犯错、谁负责，活生生的具体困境没那么重要，答案最好非黑即白。性别问题就这样在争吵、思考和实践中踟蹰前进。

一个夜晚，我从公众号上看到《3811》，谭维维的音乐专辑。十一首歌，分别对应一位女性的故事。性别是重点所在，它们有感而发，与女性歌者存在相当大的关系。专辑从过分详尽的说明文案中浮现，如听到远处雷声若隐若现。

作品究竟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又会驻留世间多久，是创作者在销量之外要面对的问题。《小娟（化名）》是专辑里最重要的一首歌，直接地指明问题。曾经鲜活的生命遭遇杀戮与遗忘，象征污名的带女字偏旁的文字，奇异地连成两句歌词，令人心悸。

过分强烈的音乐可能削弱歌曲的力量，如果是民谣那样直抒胸臆会更好吗？也许。不过很难更多指摘，富有责任感地将意见表达出来，让人记住，就非常值得欣喜了。

另一首动人的歌曲是《阿果》。十五岁的女孩换上成年衣装，与自然亲密相伴的童年别离。“无忧年岁，那天忽然结束”，人生前路无从预知，只能懵懵懂懂地面对。吟唱通向所有人的内心，生命悲伤且坚强。这根奇异的芦苇，总与内在矛盾的重负相伴成长。

专辑里的女性，章存仙和鱼玄机、吴春芳与钱夫人，在不同时空郑重地重申人生多元。她们用自己的角度展示，人要如何努力才活得完整。与生活关联的原创作品，让这一年积极许多。

她们的生活

赵薇发起的短剧集《听见她说》，是另一种形式的《3811》。相比歌曲的诗意凛冽，影像能更从容地表达意见。两部作品都在审视女性处境，人并非生活在理念中，生活以具体但有限的生命历程构成，无可逆转地向前推移。道理很简单，所有人都应该幸福和平等，但女性面对更大的困难。注目习焉不察的长期问题，事关所有人的福祉。

想想一个简单的模型，贫穷的非裔女性面临多大的困难？　励志故事当然会鼓吹所谓成功人生，这时可以换一个角度：这些困难剥夺了她多少机会？

《听见她说》脱胎自BBC于2018年制作的单元剧《她说：女性人生瞬间》，八集短剧，每集一位女性自述。自白能建立起前一半对话，她说，观看者去想。

第一集《魔镜》中的女孩妆容浓重，完全看不出扮演者齐溪的眉眼。女孩自小受到不公允的嘲讽，由此对自己的容貌没有自信，进而无休止地装扮甚至试图整容，使自己受到外界认可。她想迎合的“美”只是幻想，不过坊间也有“白富美”这种刻板的判断标准；更准确地说，她被容貌焦虑俘获了。

没看多久，我重新打开弹幕，观察观众们的即时反应，希望大家在观看时能产生共识。当然，即时和共识都同样是幻想。能看到的弹幕许多在讨论女性的自卑、追忆自己的类似心路，这些很好，符合创作者的预想；还有比例较小的弹幕真正谈论起角色的妆容，看似就事论事，实则南辕北辙。

各种各样的无助人生顺次展开。困于家庭的全职妈妈、被原生家庭所累的年轻人、家暴受害者……据片方说，故事来自拥有近六十个原型的“故事池”。

郝蕾所在的《她和她的房间》，可能是最好的一集。带着“男性凝视”可能的导演吕乐，讲述类似“女人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的故事。女人在丈夫的葬礼，一个本应悲伤的场合笑了，儿子因此倍感羞耻。她慢慢回忆令自己迷惑的婚姻生活，暴力、背叛，偶尔有一丁点希望。郝蕾的出色表演和黑色幽默细节，让这个故事的力量充沛。很多观众回忆起自己遇到的家庭暴力，那些施虐的父亲或配偶都是活生生的人，本该拥有恻隐之心的。

在每一集的弹幕中，都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不同的经历和立场，无数认知偏差，让发言者看到问题的不同面向。想理解陌生人与陌生意见，需要对公共事务的热忱和莫大的同情心。按照制片人金娜解释，制作这部剧集“质疑的是刻板的价值观，是标准”。

可以想象，品质要提升，避免沉湎于自我感伤，还要让观众看进去，再加上财政和尺度等不计其数的问题，创作成为充满着妥协的艰难历程。激发真正的启示，就像宝贵的礼物。

在《魔镜》那里，我看到了最为振奋的一条弹幕：“最近还想减肥来着，看这个片子顿时又不想减了哈哈哈哈。”看来，作品令人行动，去破除刻板的“美”了。

遗忘与想当然

十二年前，我在书店翻到一本小册子，可能是妇联或者妇女权益机构编写的，详尽记录了若干起家暴案例。我读得毛骨悚然，还遇到了一个超出认知能力的问题：为什么一位女警察会被长期家暴？

同情不是怜悯，人没有资格决定别人的生活。暴力、性骚扰等违背他人意志的行为，能获得司法救济的很少，缺乏坚实证据可能是原因之一；即便如此，性别文化若发生积极变化，哪怕只让施害者获得道德谴责，给受害者一点点公正，同样是件好事。

但变化仍旧很少。个别事件通过司法程序、社会新闻为公众所知，只是一种残酷的“运气”。更可能的结果是《小娟（化名）》观察到的，以“隐去我姓名，忘记我姓名”的途径遭到遗忘。愿意呼吁、唤起对他人处境的关注，总是可敬的。《听见她说》的弹幕里，观众能看到暴力在代际传递，有人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而不愿意穿裙子，还有因为原生家庭的暴力而恐婚恐育。与之相应，有人感觉“负面的东西”太多，也有人以自己的幸福指摘角色自己的缺点。这些视角缺乏同情、自我中心，承载着反思可能的作品沦为逻辑简单的苦情戏。

发言背后的个体经验应当得到尊重，但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大象也是题中之义。查看任何负责任的性别问题报告，都能发现两性的境遇存在巨大差别，职业选择、婚姻、就业，无所不包。女性被不断标准化和塑造，获得社会承认和事业成功，往往要放弃自己的个性，如果没有柔弱、贤惠，那就很可能被冠以“男人婆”或“女汉子”等古怪的头衔。

女性权利不是单个性别的事情。权利应当跨越各种各样的边界，不同的性别、地域、阶层必须意识到彼此可以相容。它们的基础是宽容和自省。

比如，当“他明明那么普通，但却可以那么自信”都成了冒犯，那汉娜·盖茨比和黄阿丽怎么办？　张口就损“白直男”，随手就甩一打脏话，可如何了得。冒犯为什么让人不适，让什么人不适，不适为什么有问题，是否在讲真话……统统有待探讨。

脱口秀因问题而生，凭凌厉、幽默和机智产生效果，对偏见当头棒喝。四平八稳肯定无法讽刺，何谈实现自身使命？女性表演者引入性别议题，像杨笠点出“明普却信”，讲月经、性别歧视，受访时谈原生家庭和社会的性别问题，一概值得致意。

大众文化的形式、水平，因应着它们自己的土壤与氛围，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额外压力。流媒体与商业也可能让脱口秀变得更加谨慎，无论如何，说出来、让人记住才可能自由。

大明星和小生活

在2021年的限定剧《假装我们在城市》里，纽约作家弗兰·勒博维茨告诉马丁·斯科塞斯导演，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我也是”。因为，“从夏娃开始，女人的处境从没变过”。

“人们会关注这件事，是因为那些人是影星。没有人会关注在酒店整理床铺的人，当然，那种处境的女人数以百万。”勒博维茨讲出了残酷的真相，知名女明星受侵犯才真正引起公众注意，实际上普通劳动者早就该受到关注，“你可以不当电影明星，但你必须养家糊口。所以，这才是问题所在。”

一个接一个地说出来，才让哈维·韦恩斯坦及后来的杰弗里·爱泼斯坦身败名裂。而《她说：女性人生瞬间》的第一集，就是一位女演员无助地讲述遭到制片人性侵的经历。

《听见她说》则更倾向于讲述长期积累而成的人生困境，去引发共鸣与思考。她们遇到戏剧化的人生选择，又因刻板的性别文化而自我质疑。主创人员也告诉外界，她们关心着生育、熟人性侵等更加尖锐的问题。

2020年的大众文化中，剧集如《二十不惑》《三十而已》，电影像《花木兰》，也包括《乘风破浪的姐姐》等综艺节目，以各种方式展示了女性的生活。它们的逻辑更加简化，因果关系几乎一目了然。内容更贴近平民生活的，还应当提到舞台剧《生育纪事》。

作品是激励人思考的强心剂，但绝不会瞬间解决所有问题。2019年，畅销小说改编成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风靡韩国，也影响到中国。在对女性持有偏见的社会，全职妈妈金智英疏离于社会，为之困扰，疲惫不堪地一步步走向精神崩溃。金智英的境况无疑非常普遍，《听见她说》的《失眠人的梦》中，白百何饰演的角色就陷入类似的状况。

令人惊奇的是，韩国网民不久前发现，首尔市政府曾发布指南，建议孕妇在生孩子前检查家里有没有足够厕纸，为肯定“不擅长做饭”的丈夫准备好饭菜，自己要扎起头发，即使没洗澡“也不会显得邋遢”。孩子出生后，她还应该把小码裙子放在眼前，激励自己恢复身材。

这篇指南在社交媒体引发抗议，网友们要求官员公开道歉。2020年，韩国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这个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呈现人口负增长。BBC的报道称，主要原因是韩国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难以取得平衡，房价高昂也抑制了年轻夫妇的生育愿望。2022年起，韩国政府将为每个新生儿提供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产前现金补助，以及一系列育儿费用，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女性的问题永远是两性、全社会和全世界的。恐婚恐育可能源自原生家庭，就像杨紫主演的那集《许愿》；也可能源自现实生活的压力，正如韩国社会显示的那样。短期和孤立的个人情感跌宕，在较长的时段里，会像蝴蝶扇翅那样悄然影响长期的人口结构。

丢失的名字

一些真切反映性别问题的书籍也值得注意。比如《知晓我姓名》，性侵受害者香奈儿·米勒痛苦但充满力量的回忆；以及追溯女性写作历史的作品《如何抑制女性写作》。无论当代还是往昔，当事人们都面对着隐藏自己姓名的困境。

问题又是如此相似。在关于新著《梁庄十年》的自述里，作家梁鸿谈到，书写家乡梁庄的数年中，她从来都没想过那些媳妇、奶奶们究竟叫什么。“就好像她们作为少女时的那个女孩子从来不存在一样。她到了梁庄，就变成了‘某某家的，就变成了几婶，就变成了几嫂。”

“我们所谓的家暴，所谓的女性问题，所谓的没有身份，在乡村是从来都存在的。”梁鸿因此发问，“梁庄丢失的女儿，她们都到哪去了？”

这些悲伤的境遇，同样让人想到《3811》。经历了人生“大荒芜”的老奶奶赵桂灵，不识字，在暮年封闭在情感孤岛；要么就是小娟，以一个化名给世界留下仅有的印迹。正是2020年底，一位13岁的山西女孩遭到校长殴打，并写下辱没自己的所谓检讨。她甚至还没有像阿果那样迎接人生，就要遭到“荡妇羞辱”。她的化名就是“小娟”，多么荒谬。

星星点点的案例体现着一种召唤，关心她们，付出更多理解是在关心自己，不管你是谁。

这一年里，男性作家做了哪些努力？经过短促的回忆，我能想到阎连科的长篇《她们》。他恰巧是梁鸿的同事、同乡，关注着相通的议题。在散文中，他努力地理解四代女性的命运，观察她们在时代中的颠簸。他希望赋予她们公平的评论，奋力与“男性凝视”陷阱周旋。浏览这本书的豆瓣评论，可以看到相距甚远的赞扬与批评，他们往往是有建设性的。

对于性别问题，认真的关注与思考永远不会无用。在弹幕中，两性关系经常演变为关于道德问题的机械讨论，谁犯错，谁负责，活生生的具体困境没那么重要，答案最好非黑即白。性别问题就这样在争吵、思考和实践中踟蹰前进。保持乐观，先说出来，再看看会发生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