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雯雯, 常晓溪
(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赣州341000)
过去几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代价是资源的流失和环境的破坏(Liao)[1]。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环境规制作为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显然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大影响。早期传统观点认为环境监管是企业活动的负担,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Gollop等)[2]。而Porter指出,严格且恰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随着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收益可以部分甚至全部弥补为了遵循环境政策而付出的成本,这被称为“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3]。 此后,大量学者对我国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结论各异。较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有推动作用(李树等[4];杨利云等[5]);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政策设计还不能形成稳定的激励作用(赵红等[6];余伟等[7];刘和旺等[8]),甚至存在消极影响(周京等[9]),众说纷纭、各抒己见。
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研究结论各异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样本对象选取不同,另一方面来源于环境指标选取差异。例如,郑学智[10]、徐鹏杰[11]侧重地区层面分析,刘春兰等[12]、李婷等[13]、李林军[14]聚焦行业层面,孙旭丹[15]、胡元林等[16]、陈屹立等[17]关注企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