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

王文章

[摘  要] 根据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成功秘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必须通过立足于新时代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正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面临的具体国情，积极回答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来推进理论创新并满足全社会对理论的需求。

[关键词] 新时代;理论创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1）01-0005-09

理论只有不断进行创新才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之后，无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续向前发展，还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需要通过加快推进理论创新来实现。诚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1]（p281） 因此，如何推进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以满足全社会对理论的迫切需要，指导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继续向前迈进，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探讨。

一、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重要性

创新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来的，其含义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以促进经济发展。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主要是从技术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出发，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创新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即在突破旧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新颖独特和较大价值的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方法。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创新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不断进化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发突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个体的竞争力，更多地表现在创新能力上面。创新力越强大其竞争力也就越强，创新力越弱小其竞争力也就越弱，不创新就没有任何竞争力。不同国家之间的现代化发展速度之所以有快有慢，发展阶段之所以有先有后，发展水平之所以有高有低，就源于创新能力之差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创新的活动。

创新活动本身包括诸多方面，主要有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等等，其中理论创新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最高层次创新，原因在于理论创新及其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巨大解放，能够突破旧的思想、观念、学说和方法的束缚，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范式和新方法等，指导其他方面的创新，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著名思想家都非常重视理论的作用。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理论的积极意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pp9-10） 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p437） 列宁也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p153）。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对理论的伟大作用有过形象的描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5]（p330） 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所有改革和进步，都是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理论创新指导制度创新所取得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由此可见理论创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努力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奋斗，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发展到了新时代，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设想，距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约15年，距离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约30年，其间将面临着一系列急需回答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通过创新的方式加以解决，所以创新必然成为新的发展理念和社会发展第一动力。其中，理论创新又尤为重要，因为新时代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实践，以及党和国家事业的继续向前发展，都需要创新的理论作为指导。而现实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虽然围绕理论创新问题进行了很多努力，但是所获得的超越前人的创造性成果仍不尽人意，不少的所谓理论成果远离中国现实，其高度抽象而又苍白无力的话语，不但不能有效地解释生动活泼而又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而且还造成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彷徨和精神空虚，造成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不透，阻碍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一些理论工作者或者因为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或者因为头脑僵化而落后于迅速发展的时代，从而导致了理论自觉度不够和创新能力不足甚至停顿等问题。为此，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十九大号召，即“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6]（p26），高度重视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工作，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

二、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

作为人类的一项复杂而高级的智力创造活动，理论创新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杜撰出来，而是除了需要广泛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理论成果、勇于创新的思想意识和自由思考的宽松环境等前提条件外，还需要坚持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事实上，理论本身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系统化认识，是人们对社会实践的本质和规律的新概括和新揭示，离开了活生生的社会实践，理论就失去了创新的源头活水。诚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實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pp135-136） 换言之，社会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强大基础和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和可行性的唯一标准，理论创新只有立足于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理性地分析人们在开拓进取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科学揭示实践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才能突破原有的思想理论框架而变为现实。由于社会实践的无限性和永无止境性，理论创新也是无限的和永无止境的，任何理论创新都只是理论工作者对其所处时代的实践的理性认识而已。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一样，其每一次的重大理论发展和历史性飞跃，都是与当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这也是其永远充满生机活力的奥秘。恩格斯曾就此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7]（p9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在实践创新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生动体现，亦即来源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因为我们既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和论断，也没有迷信理论家的书斋学问和抽象教条，而是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创新，就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8]（p291）。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成功经验，就是尊重人民群众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积极发挥好和利用好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吸收他们在实践中所创造的各种好做法和好经验。人民群众的各种实践创新，如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经济、民营经济、乡镇企业、基层民主、社会管理、国企改革、企业管理等新鲜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来源。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精髓、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大都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实践创新，没有人民群众的这些实践创新所提供的鲜活材料和宝贵经验，我们在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民主政治、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所广泛认可的理论创新成果。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创造性作用：“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實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8]（p272）

在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正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新时代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既不能简单地沿用我国历史上既有的发展经验，也不能简单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的粗略设想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更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坚持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分析阐释，从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以便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我们前些年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思想，就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因此，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不能只是坐在书斋里寻章摘句，坐而论道，而“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9]（p344）。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走出书斋和会议室，深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在潜心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扎扎实实地推进具有自身原创性的理论创新;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者继续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紧密结合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具体特征，积极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著书立说;要求我们的理论创新不但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而且要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不但要有“发展为了谁”的价值认知，而且要有“发展由谁共享”的实践认知。

三、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必须要正视现代化建设实践面临的具体国情

由上可知，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之上，而实践的展开又与自然条件、政治属性、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具体国情密不可分，虽然这些因素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的变动而动态地发生着一定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告诉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669）。列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0]（p375） 这就是说，我们在分析和解决任何社会问题时，都不能离开特定国家和特定时代这些具体条件。我们党在不同阶段的理论创新，如“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等，其含义都是指解决中国问题时不能忘记了自己的国情。以此类推，理论创新归根到底需要正视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处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既不能超越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异想天开地胡思乱想，也不能落后于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有利条件的推动而抱残守缺地死守教条，而是探索符合自己国情规律的理论。具体到新时代的中国理论创新来说，主要不能脱离以下一些具体的国情条件。

首先，中国现代化建设起步于低水平的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其社会性质而言，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远景目标是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最初设想，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也要在所有或者大多数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可。后来，一些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进行了新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例如，列宁就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认为“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4]（p162） 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他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等思想基础上，从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性规律出发，根据俄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时代特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的少数几个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不一定在具有无产阶级多数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胜利。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观点，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后，许多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国家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随后还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也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苏俄的直接帮助下，成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在现代化因素非常薄弱的现实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难起步。可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又不能一直停留于低水平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否则无法体现出其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的工作中心。我国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更是缺少实践经验，甚至有些人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贫穷，其结果是当时的不少制度安排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回答，并没有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或是引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抽象地阐述，而是从当时中国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实际的思想状况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观点，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保守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在生产力发展上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才有资格说搞了社会主义，现在只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从而彻底突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的陈旧观念，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开启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在对内的经济改革方面，根据自身的国情状况，没有照抄照搬西方“休克疗法”倡导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方案，而是以渐进的方式不断进行改革，不但清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制度安排，极大地降低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成本，释放了潜藏在十亿中国人身上的巨大创造力，而且还避免了苏联东欧转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崩溃的现象，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对外的开放方面，主动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开国门，充分利用它们的市场、资金和先进技术，积极学习和引进它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4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使中国彻底摆脱了昔日贫困落后的旧面貌，使人民群众走上了富裕幸福的康庄大道，有超过7亿的人口在此过程中摆脱了贫困，为世界的减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已步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各方面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要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邓小平所设想的够格的社会主义，尚需继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据此，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把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为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中心;要继续学习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熟经验，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为正如列宁所言，“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11]（p252）。

其次，中国现代化就其发展类型而言，是所谓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其现代化进程是在外来现代性挑战下被迫启动的。与先发内生型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确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去从头摸索，而作为一个善于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现代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曾经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先后形成了怎样进行现代化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形成了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现代化课题，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和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危机，但是最终都能化危为机，走出困境。今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前人勇于探索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在理论创新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例如，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课题。众所周知，与大多数现代化后来者较为常见的现象一样，中国政府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起着推动者甚至主导者的作用。但是，政府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般而言，如果政府主动接受法制约束并推进市场经济建设，无疑会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反之如果政府超越法制的约束，为所欲为，那么往往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促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有目共睹。不过，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体制改革进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一些政府官员在改革过程中对自身的利益考虑过多，因而诸如严重的政治腐败、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之类的现象比较普遍，已威胁到了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所以，关于政府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到底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此时我们应该正视中国仍处于发展起点低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大国这个基本国情，既不能建立作用严重受限的所谓小政府，也不能建立严重压抑市场的所谓大政府，而应当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指导和协调的作用，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有效和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的有为很好地结合起来。

最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自己相对独特的文化体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是塑造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主要载体，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文化，所谓的中华认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是在中华大地上展开的，绝不可能离开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根本。但是，由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使得人们关于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近代中國之所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成为落伍者，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拖了后腿，今天要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应该继续大力批判传统文化，肃清其在中国人心中的影响，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把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文化，是极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中国要向前发展必须借助于传统文化，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要在中国恢复尊孔读经传统和建立儒家共和国等主张。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偏颇，因为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复杂多样，有的对现代化建设毫无疑义是阻力因素，有的对现代化建设毋庸置疑是助力因素，所以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应当清除那些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落后传统文化的糟粕，也应当积极汲取那些有助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因为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深层、最基本、最持久的力量，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根基和着力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支撑。同时，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还需要借助于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二者的关系犹如皮与毛的关系，制度环境好就能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否则就有可能产生消极作用，所以我们的理论创新也要关注如何创建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问题。

四、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必须要积极回答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问题

既然新时代的理论创新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这个基础，那么就必须要积极回答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新问题，因为“时代是思想之母”，时代提出的问题就是理论创新的原始起点和智慧来源。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pp289-290） 这深刻地揭示了关注时代问题和回应时代需求在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大多数理论创新和伟大著作，都是发现、研究和解决时代问题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不断在回答时代问题中进行创新的历史，我党历来的理论创新也是通过回答时代问题来推进的，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不断回答时代发展的问题中向前发展的。所以说，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也要从时代问题中寻找理论生长点，即在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的潮流，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而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13]（p109）。

新时代我们面临着许多需要及时回答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就国内面临的时代问题而言，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的持续推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发展质量和效率仍然不高，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难度增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贪污腐败现象还在多发，环境破坏依然严重，人们的理想信仰严重缺失，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等等。就国际面临的时代问题而言，当今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出现了各种越来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如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环境危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扩大、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全面改革、全面创新、全面发展的方式，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等一系列国内的时代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回答;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等，也是对当代国际挑战问题的创新性回应。下面以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如何处理与国外的关系为例，来具体探讨如何创新性地回答时代之问。

首先我们的理论创新面临着要解决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问题。客观而言，中国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解决了发展落后的问题，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低成本优势和牺牲环境取得的，即主要靠拼资源、拼优惠政策等来开拓发展空间，靠土地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来吸引外来投资。这些优势在今天要么是已不存在，要么是已不可持续，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分配不公等急需解决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在这种状况下，新时代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常态化状态，在继续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要做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工业，将我国尽快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制造业强国，因为现代化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盛。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之所以实力强大，与它们处于制造业顶端、设计研发能力雄厚、知识产权数量众多密切相关。中国只有在高端制造业领域迎头赶上，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云计算、5G等新产业革命中实现领先，才能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转变，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由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由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从而避免在发展上受制于人。

要通过经济转型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既需要采取转换政府职能、激发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活力、清除市场壁垒以及改善商务环境等措施，又需要推进国企国资、垄断行业、产权保护、财税金融、社会保障、对外开放、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举措都是深入到体制内部的深水区改革，需要各级政府和官员具有壮士断腕的坚强决心，来加快改革创新和简政放权让利的自我革命，以便破除各方面體制机制的弊端，调整深层次的利益格局，防止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原因是我们虽然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政治进步，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但还存在着不少阻碍政治进步的问题，如钱权交易的政治腐败。为此，除了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提高党员政治觉悟，自觉抵制市场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侵蚀之外，还要从制度上确立起官商之间的明确界限，防范党内同党外的利益交换，从而营造起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所以，我们应当在顺应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的前提下，进行大胆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以解决如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推进依法执政等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既能帮助解决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也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

其次，理论创新在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中外关系的互动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虚心学习国外先进文明成果，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巨大，赢得了不少国外学者和官员的高度赞赏，甚至认为中国已经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也牵动了既有国际霸权和潜在竞争对手的敏感神经，使中国遭遇到了不少严峻的外交挑战，甚至威胁到了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例如，最近几年争吵不休的中美贸易争端，表面上看是美国给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中美两国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竞争，并与逆全球化潮流一起成为我们急需回应的新型挑战。事实上，中西之间由于存在上述的竞争，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一直设有各种经济壁垒，如给中国贴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签，指责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正当竞争，采取各种关税政策来打压中国商品的出口，制定各种法令来阻挠中国企业的投资，限制中国通过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手段获得西方的高新技术，等等。在回应上述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时，一些中国人产生了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但号召抵制西方的工业制成品和与美国的经济脱钩，而且还全盘否定西方文明的价值。的确，从世界现代化发展史来看，民族主义能够强有力地推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但是一旦失去节制而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时就适得其反了，因为它会妨碍一些民众甚至官员的视野，无法正确审视自身所面临的危机和问题，甚至会将这些危机和问题完全归咎于国外特别是西方，从而拒绝承认世界公认的价值观念。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继续以全面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还是因应激进民族主义的要求关起门来独自搞自己的现代化建设，就成为理论创新不得不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

诚然，由于前述独特的国情、发展起点和历史文化等原因，加之现代化建设又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既不能将自己的现代化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的市场、资金和技术，也不能完全借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来阐释中國丰富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而必须要更多地在发展上依托于国内市场，要更多地运用自己的创新理论和话语来解释自己的发展经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我们有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和发展特色，就开始目中无人，封闭自守;更不能因为与某些西方国家有发展的竞争或外交上的冲突，就否定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相反，要凝聚全体民众的创造精神，激发全体民众的创造活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赢得与资本主义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既需要对内的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对外的全方位开放。实际上，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向世界虚心学习的历史，我们的理论创新就得益于与世界的关系互动和思想交流，从世界各国充分汲取了现代化建设所需的智慧和营养。所以在新时代里，我们在维护好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对外开放，大力建设自由贸易区，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不断拆除影响世界经济合作的市场壁垒;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化，进一步强化区域性的多边合作，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的经济交流和技术合作，以应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要继续吸取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因为这些先进文明成果是不分阶级和种族的人类共同精神财富，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其随着实践发展而保持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如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英法德三个先进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发展出的各种各样的思潮，进行了“强有力的综合”，从而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不同经验和认识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为从理论上解释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的差异提供了基础”。[14]（pp4-5） 因此，我们在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时，既要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特殊国情出发，以避免陷入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抽象空谈，又要以海纳百川的全球化大视野，广泛吸收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最新理论成果。倘能如此，理论创新就能够更好地向前推进，并最终建构起能够解读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自主理论体系，彻底改变我国在国际上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的话语缺失困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综上所述，理论创新是一个国家繁荣进步和兴旺发达的重要源泉，而根据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成功秘诀。新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理论和应该产生思想理论的伟大时代，我们一定要有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在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正视自身面临的特殊国情，积极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新问题，不懈地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求，指导我国壮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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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8]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0] 列宁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1] 列宁全集： 第3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3] 毛泽东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4] [英]安东尼·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责任编辑  钱亚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