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党政治困境的制度根源与历史嬗变

郭馨怡

摘  要：近年来，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和极化政治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美国政治社会的正常运行。当前美国两党政治面临从温和两党到极化两党、否决政治频发、政党组织与功能弱化等困境。这反映了美国民主自产生之初就存在的固有矛盾和制度困境。美国宪法体系对政党规制有意忽视，导致美国政党缺乏宪法的有效规范;美国总统权力扩张下的三权分立失衡，极大加强了以总统选举为核心的政党斗争;美国较强的多数选举原则虽确保两党制的长期稳定存续，但也限制了选民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参与，带来选民投票率下降、选举结果失衡和少数人民主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两党实力衰退，两党制的政党体制却日益强化。在两党制与极化政治相叠加的背景下，未来美国还将面临政党斗争升级困境，同时面临整合党内极端主义、重塑选民政党认同和推动政党间就重大政策达成跨党派共识、提高政治效率等多重挑戰。

关键词：政党政治;美国两党制;选举制度;否决政治;政党极化;美国宪法;美国大选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1）01-0091-10

2020年美国大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展开。特朗普在威斯康星、亚利桑那、佐治亚等摇摆州与拜登的得票差均不足1%，选情十分胶着。美国选情胶着的背后是政治社会的撕裂和选举政治的局限。近年来，民主党、共和党日渐衰微，传统主流政治家表现不佳、政坛极端人物频出、选民投票率持续走低。问题的症结深埋于美国以宪法为首的整体政制设计之中。随着选举政治的发展和选举制度的改革，美国最终形成了非此即彼的强势两大党制。两党制与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相连，致使否决政治频发。尽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凭借几个摇摆州的微弱优势胜出，但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相互掣肘仍将持续。

我国学术界对美国选举政治和两党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两个阶段。早期多针对民主政体与政党制度的关系，通过研究西方政党的反对机制、政治选举、投票率等问题，总结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对民主政治品质的影响[1]。近年来，美国政党危机日益以两党斗争为形式表现出来，两党制的二元对立式造成美国总统选举的“无选择困境”[2]，以两党制为基础的政党极化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3]。当今美国两党政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政策理念、选民分布、组织梯队及动员模式几个方面[4]。本文将从美国当前两党政治的困境出发，研究美国政党制度的宪制起源、发展脉络和历史变迁，并结合2020年美国大选，分析美国两党制和选举政治的当前局势、未来走向。

一、美国两党政治困境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程度加剧，2016年和2020年总统选举中甚至出现了“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并存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大众民主的发展加剧了二者的政治对抗，并在三权分立制下表现为否决政治频发。

（一）从温和两党到极化两党

美国总统选举除缅因和内布拉斯加州外，国会选举除佐治亚和路易斯安那州外，均采取简单多数制，较强的多数选举原则是其两党制形成并长期延续的主要因素。早期研究普遍认为，与欧洲议会民主制盛行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政党不同，美国总统选举要求单个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举人票，因此美国的政党不可能推出远离主流的极端反体制候选人，而必须在竞选前自行进行妥协和折中的意识形态调和[5]。麦迪逊最早在谈论党争时警告了派系的危险，即一部分人会基于共同利益或强烈认同组织起来，甚至不惜损害社会整体公益;但限制这些派系又与自由社会的初衷相悖。于是他提出，控制派系最好的自然方式是任其蓬勃发展、彼此牵制，最终不得不通过谈判达成多方均能接受的平衡。他认为，这也是联邦的最大优势，即遏制“分裂狂热的趋势”，防止因暂时的经济利益分化或局部的地方主义考虑而牺牲整体[6]。基于此，美国宪法最初规定，总统由选举人根据自主意愿投票产生，候选人需在全国层面获得最多且超过总和半数的选举人票才能胜出。选举人制为两票制，其中必须有至少一票投给非本州居民的总统候选人，以规避偏向地方主义的选举结果。此举意在以绝对多数原则抑制各州的分权企图和分裂势力，确保代表足够广泛公共利益的政治家能够超越小派系和地方主义的狭隘偏私，掌握国家权力。

选举人制后演化为选举人团制度，要求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举人团票方可当选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党政治研究集中解释选举政治中两党制的持久性，即为什么是势均力敌的、稳定的两党。唐斯的中间选民定理认为，在只有两个候选人、选民为单峰偏好的情况下，两党为争取最多支持，都必须不断向中间立场靠拢，直至因双方相差无几而达到得票相同（各获一半）的均衡[7]。李普赛特提出，地方主义、经济、族群、宗教等差异会形成社会分歧，而政党是对各种分歧进行组织性表达的政治代表。在美国的两党制下，民主党既是世俗党，又多代表农业利益，政策还常常倾向工人阶级;共和党则与教会关系密切，更多代表工业集团利益，同时多偏向资产阶级[8]。选民根据惯有的政党认同投票，两党为争取选票会尽可能回避原则、模糊意识形态界限，客观上调和了多种利益和矛盾。美国两党政治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缓和社会分歧可能导致的分裂、维护国家统一。

但很快，这种以党派为基础的稳定的投票模式受到挑战。近年来，美国社会撕裂和意识形态分歧日趋严重，两党的政治分化随之加剧。美国政党政治研究从总结选举政治的稳定模式变为解释选举的变化。在西方国家经济下行、治理危机频发的大背景下，选民对主流政党普遍不抱希望，主要表现为选民对两党及其候选人认可程度降低。1994年到2017年，美国中间立场选民的数量减少超过10%，而选民对两党的负面评价都翻了一倍。2020年总统大选前夕，特朗普和拜登作为仅有的两名可能获胜的候选人，支持率分别为41%和46%，均不足一半。这个数字在2016年甚至更低，当年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选前支持率各只有33%和38%。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选举制抑制了小党的崛起，继而抑制了不足以成为主流的少数派的政治表达。两党制非此即彼的分裂心态消除了中间地带，选民反建制情绪高涨。为了区别对手，两党政客都被迫采取愈加极端的竞选立场，引发更大的政治分化。罗伯特·福阿和雅沙·蒙克曾警告，当前西方正面临“民主去巩固”的早期迹象，即年轻一代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和支持度均明显下降，不再致力于捍卫核心的民主价值观，这种情况在美国尤为严重[9]。皮帕·诺里斯研究发现，与比例代表制下的议会制相比，两党制带来的政治分裂更可能降低选民对民主制度的普遍支持[10]。在简单多数原则下，两党之间张力十足，对党内极端派和其他小党有极强的包容吸纳能力，推动了二者各自向两极方向发展。

（二）政党斗争下的否决政治频发

两党制下的政治极化本是政治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由社会分歧引发的正常现象，有利有弊，既可能促进更有区分度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可能扩大政治分裂。在当今美国，政治极化更多表现为对民主社会有害的党派政治，带来了政治不平等、效率低下、制度失范等后果。福山在反思美国政治体制变化时曾说，政治极化遇见麦迪逊式制衡体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性后果，就是极化政治与分权体制共同作用下催生的、以政党斗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否决政治[11]。

否决政治产生于两党分别控制不同国家机构、相互对峙而形成的分治政府，其根本原因是多种民选授权下的秩序混乱。达尔认为，三权分立制的“美式混合民主”事实上由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三种迥异的大众多数组成[12]，三种多数之间没有明确高下之分，很容易因党派归属不同而相互对抗。科尔曼研究美国的立法情况，提出重要法规的通过率往往与当时政府是一党控制还是两党分治密切相关，侧面印证了两党利用国会两院进行立法博弈是常态[13]。最初，在对少数人专制和多数人暴政的双重顾虑下，美国制宪者们试图构建一种迥异于此前欧洲模式的新的民主模式，即达尔所说的分权式民主 [14]。美国制宪者们规定，在政府权力结构设置的问题上，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政府内部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相互制衡。

分权制衡的设计为美国的政党斗争提供了天然对抗手段，埋下了否决政治的制度伏笔。利普哈特提出向心与离心型民主政体。一致化的、稳定的民主政体有利于建立大型、稳定的主导政党和政党体制，强化中央政府权力，加强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合作，是为向心型民主政体;反之，碎片化的、不稳定的则为离心型民主政体[15]。美国的分权式民主在政府内部关系上鼓励行政权与立法权对抗，具体表现包括国会停摆、立法僵局和人事任命受阻等。近年来，这种对抗在美国变得愈加激烈：自1976年国会预算程序正式执行以来，美国政府共停摆过22次，最近一次是发生在2018年末、为期35天、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联邦政府停摆。

美国两党斗争的趋势还向非民选的司法端蔓延。2016年和2020年美国大选前，都发生了大法官去世、需要新任命补位者的情况，结果截然不同。2016年，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拒绝为奥巴马提名的候选法官梅里克·加兰德举行确认听证会。而2020年，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却赶在距美国大选投票日仅剩8天时火速通过投票，确认了特朗普对极端保守派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的提名。这一举措很快收到成效。2020年11月20日，在巴雷特上任不足一个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巡回审判安排，包括巴雷特在内的4名保守派大法官被分别派往选举中产生诉讼的四大摇摆州。这是现保守派占上风的最高法院对选举诉讼的布局，也意味着未来最高法院可能利用美国的巡回审判制度影响各州地方司法。

当前美国政党斗争空前激烈，党派利益超越三权分立，致使党争利用分权制衡体系阻断决策、压倒治理。两党有目的地运用国家权力进行政治对抗，极大影响了美国政治的正常秩序，成为其民主制度一大痼疾。

（三）政党组织与功能弱化

随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发展，大众民主与联邦制相连，形成了以竞选为主的多中心的政党组织结构。凯伊最早提出针对美国政党研究的“三分论”，认为其中政党组织结构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萨托利认为，政党作为代表人民表达需求的工具和机制，需以实践全体利益为目标，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从事政治行为[16]。然而美国以州为单位的地方政党对自身的关注远超公共利益，与全国性政党之间是松散的竞选联盟关系，全国性政党实力较弱，无力确保政党的一致性和纪律性。这种松散的政党结构是美国政党政府“不负责任”的根本原因[17]。

联邦制奠定了美国政党组织结构松散的制度基础。美国宪法最早通过横向的三权分立和纵向的联邦制，建构对人民权利有双重保障的复合共和国[18]。在各州自治自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统一中央政权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是分享权力的平行而非上下级关系，除税收、外交和国防等权力属于联邦政府，其他权力大多归州政府。人民首先将权力交给两种不同的政府（州和联邦），政府再将自己的权力分给分立的部门，两种政府互相控制。美国这种去中央化、法条主义、权力分层分散的行政模式极大帮助和强化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力[19]。在联邦制下，政党事务最终受各州立法约束，政党候选人和官员也通常由地方产生，极大限制了政党的组织功能。政党拟定政纲政见争取选民支持，在选举中获胜并上台执政，从而实现政治目标。松散的组织结构使美国政党难以形成和贯彻统一、有效的政治纲领，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争取选举胜利为目标。美国两党的政党组织均呈现以竞选委员会为核心、全国性中心直接對接各州地方性委员会的扁平化结构，其全国性政党事实上是州党的松散的联合会。

随着大众民主和选举政治的发展，美国两党逐渐成为以各州为单位的多中心的“助选机器”。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一个组织的功能由其内部结构决定。松散的政府结构加大了政党进行组织建设的难度，美国政党是独特的党团核心小组式：结构松散，无规律的组织生活和严格的政党纪律;基层组织的政党以赢得各级议会、地方政府行政首脑职位选举为目的，重在进行选举募款与政治宣传[20]。两党在美国各州、市、县等不同选举层面分设组织，但形式上的等级并不等同于党内地位的高低，政党实力由其在竞选活动中能提供的援助和资源决定。政党竞选组织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提供竞选资金、策略，帮助本党候选人获得职位。美国两党尤其是全国选举委员会通过民意调查和选情分析，统筹竞选资源，制定竞选计划，以实现资金和选票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二者都倾向于将竞选资源投入双方势均力敌、均有较大胜出机会的选区，引发了摇摆州和安全州选举失衡问题。第二，在州级立法层面推行有利本党的选举制度改革。在联邦制下，美国除宪法规定外的立法权基本都归各州所有，与政党相关的选举规则等改革仍以各州进行为主。近年来，美国两党为获得尽可能多的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席位，都积极推动选区划分改革，造成美国选举政治中“选区划分方式是专为某方选举利益而设计”的独特现象。

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弱化使美国政党政治以选举为中心展开，不再聚焦于政党组织的建设和政党纲领的提出。这也使任何小党想要凭借新的理念主张超出既有两大党的封锁、获取全国性政治选举的胜利变得近乎不可能。

二、美国两党政治困境的制度根源

从制度起源来看，美国政党政治的困境始于制宪。在宪法对政党的有意忽视下，“反政党”改革削弱了本就较为脆弱的美国政党，使两党同时在政治光谱的两端变得愈加意识形态化[21]。美国总统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导致三权分立失衡，极大加强了以总统选举为核心的政党斗争。两党间由选举制度决定的零和博弈偏向和没有任何一党能取得稳定多数的政治现实，导致当前美国政治选举竞争激烈、缺乏合作妥协的空间。

（一）理性疏忽下政党的宪法规范缺失

美国宪法未对政党加以正式规范，但政党与基础政制关系紧密、相互嵌套。这是美国政党制度实际运行中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谢茨施耐德曾以河床与河流比喻美国宪法与政党制度的关系，认为政党是由“实施统治的强烈欲望”构成的美国政治之河，宪法则是“赋予河流轮廓和坚实土地”的河床;河流是流经土地的俘虏，但时间久了，也能改变河床的面貌。政党与选举、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一起，构成了美国民主的核心内容。尽管有观点称政党制度为美国的“第二宪法”[22]，政党却不是美国宪制设计的初衷，而是其原初政治理念和诉求相互冲突之下产生的甚至违背本意的结果。

美国宪法自产生之初就有浓厚的反政党色彩。出于对党争的厌恶，美国国家建构最重要的宪法纲领有意回避了相关问题，政党成为美国建国政治哲学的“孤儿”[23]。制宪者们深受博林布鲁克等人政党罪恶论的影响，十分警惕党派的消极后果，认为政党最终必然堕落为宗派，党派斗争会导致以选举胜利而非立法合理性为导向的议会专制。汉密尔顿在阐述美国制宪思想时，将“野心、贪婪、私仇和党派的对立”与宗教异端纷争作比;麦迪逊更明确提出，政党是最危险的敌人和最可怕的灾难，会导致部分公民反对其他公民权利或社会长远与整体利益的共和病，甚至颠覆人民权力、篡夺政府。此时的美国制宪者们尚未明确区分党与派，他们所说的政党事实上更接近于托克维尔所说的社团，是“一群持有相同见解的个体的自愿集聚”。他们反对的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结党营私的党派主义。宪法设计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分权制衡将政党排除在各级政府之外，防止党争和专制侵蚀民主。正如霍夫斯塔特所说，美国宪法本质上就是一部反政党宪法[24]。

然而，由于政治分歧始终客观存在，美国宪制中的反政党诉求很快破产，制宪代表们也围绕联邦与州权之争分裂成两派。美国宪法学界有观点认为，宪法对政党的沉默是有意为之。这种沉默最早促进了民主的产生，即默认可以借助民众的力量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但在这一过程中，民选授权的方式使政治的力量变得愈发膨胀，法律却日渐衰微[25]，甚至衍生出美国宪法领域一个直接威胁三权分立制度基石的基础命题——反多数难题，即非民选的法官何以否决民选议会立法的问题。宪法的理性疏忽使美国政党政治在实际运行中缺乏规范化准则，后续改革的尝试因缺乏依据而举步维艰。

（二）总统权力扩张下三权分立的失衡

三权分立制度是美国宪法的重要内容、美国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但事实上，分权制衡只是一个理论概念，二战以来，世界各国行政权力普遍呈扩大态势，尤以美国为甚。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总统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国会和法院的制衡能力明显衰微，分权结构的弊端日益凸显。以美国总统可绕过国会签发的行政令为例，特朗普主政不足四年共签发了194份，平均每年51份，为卡特以后历届美国总统中数量最多。美国从“国会至上”的三权分立转变为“总统主导”的三权分立，极大加强了以总统选举为核心的政党斗争。

美国总统制是行政权集中的单一领导制。凯伊认为，总统制不同于集体任职和决策的内阁制，无法将职位分割给不同政党，各方难以通过联合组阁分享政治成果，而必须帮助某一政党获得“唯一的胜利”[26]。美国制宪会议设置总统一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结束彼时邦联的内外交困，在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具有主权国家意义的“美利坚”。美国宪法前身的《联邦条例》作为强势州权的产物，未能建立有力的中央政权（联邦政府），无法真正为各州提供足够有效的统一领导和组织。这一先天不足险些将刚刚诞生的美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二是防止出现欧洲式的议会专制。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为均衡两院制，参众两院地位平等。由于州权本就过大，宪法又通过两院制分割国会立法权，强而有力便成为美国行政首脑的首要需求。因此，美国总统作为联邦政府对内对外的国家形象和责任义务代表，仅由一人任职，集最高行政权力于一身，独自成为三权分立的一个分支。此举意在确保行政分支统一、稳定，拥有充分的法律支持和足够的权力，避免多首脑行政机构可能导致的效率低下、党派异见甚至政府分裂。单一领导制后来发展为美国宪制中的单一行政官制，其核心含义是任何对总统掌控行政部门进行限制的企圖都被视为违宪。单一行政官是解读美国宪法关于总统权力条款的理论，后成为证明美国总统扩张自身行政权力正当性的重要依据[27]，对分权制衡构成巨大威胁，为传统三权日益向总统一端倾斜奠定基础。

近代以来，美国总体上经历了从国会政府到总统政府的转变，总统和国会的激烈斗争促使两党间否决政治频发。行政与立法的矛盾贯穿美国政治发展的始终。现代国家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对政府集中调配资源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美国传统的双重分权宪制却在本质上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因此在当前阶段行政权占据上风。总统制的胜利加剧了两党围绕选举展开政治斗争。近年来，两党的恶性竞争致使美国选举中“通俄门”“邮件门”“硬盘门”等丑闻频发，损害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消耗选民对国家的政治信任，导致选举政治的工具化和政党政治的僵化。

（三）选举制改革下人民同意的强化

作为政党制度中最重要的技术因素，选举制度对政党的数目、规模、代表制等都有重要影响，进而作用于国家整体政治。谢茨施耐德曾以美国政制运作为例，提出现代民主事实上是一种“半主权”，其重点是以民主政制（主要是政党）提供给民众的有效选择为前提的人民同意[28]。美国较强的多数选举原则重视占比多数甚于实际多数，极大强化了人民同意的程度。该原则确保了美国两党制的长期稳定存续，也限制了选民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参与，带来选民投票率下降、选举结果失衡和少数人民主等问题。

第一，选举人团制加剧形成非此即彼的强势两大党制。美国总统的选举方式最初为选举人制，各州人民在本地选出了解和信任的选举人，授权他们选举总统，防止各利益集团结党营私和分裂腐化。美国制宪者们认为美国宪法需要创设超越传统直接民主和议会代议制民主的第三种民主选举方式，使美国分权式民主既有效防止专制，又避免多数人暴政。在宪制理想主义下，美国制宪者们试图将选举民主与分权民主结合，却忽略了诸多内在矛盾难以同时满足。最终，选举人制度作为一个相对可接受的方案得到通过。

选举人制度自产生之初就是美国民主宪制的薄弱一环。制宪会议只规定了选举人票的数量而未明确其具体产生方式。“胜者全得”的简单多数计票规则逐渐确立并发展为选举人团制度。为了尽可能增强自身竞选优势，美国民主共和党（美国建国早期的政党）最早规定，在一州获得简单多数选民票的总统候选人便能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18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联邦党人因此败下阵来。1860年，全美各州基本完成了从选举人个体独立选择总统到以州为单位根据团体意志选择政党候选人的改革，选举人制度随之演化为选举人团制度[29]。此后，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开始在政党的组织下搭配竞选，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推出总统候选人，并相应在各州推出选举人团。美国全国性政党体制逐渐形成，正式拉开了以州为单位划分政党势力范围、强势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历史帷幕。

美国选举人团制是美国两党制形成和长期延续的关键因素。第一，杜绝了新兴小党崛起的可能，最终导致双寡头垄断的两党制。在选举人团制下，与胜者全得相对应的是败者全失，赢得多数的政党可以垄断政治权力，少数派则会因失败而被排除在政治外、无权置喙政治决策。小党不可能通过获得部分选票而参与组阁、分享政治权力并发展壮大。第二，极大增强了两党的对抗性。美国选举人团制要求总统候选人必须得到过半数选举人团票才能胜出，断绝了多个政党联合组阁的可能。两党缺乏妥协合作的基础，选举成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两党着力强调自己与对方的区别，加剧了政治极化。二者最大的共识便是强化有利大党、打压小党的选举制度。

20世纪后，美国经济社会的不平等加剧，放大了选举人团制的薄弱环节，帮助富有的美国精英发挥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两党制限制了选民的政治选择，继而导致选民投票率大幅下降，引起政治参与问题。二战后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基本维持在50%～60%之间，平均值不足55%，国会和地方选举则更低。这意味着美国可能出现连半数的一半都无法达到的“双重少数票”总统。2000年，布什以比戈尔多5张选举人团票（271∶266）、少约54.4万选民票入主白宫，成为20世纪以来美国第一个赢得多数选举人团票却输了普选票的总统。2016年，特朗普再次以少数派当选。在难以撼动的强势两大党制下，美国的选举政治正日益面临少数人民主的威胁。

第二，初选制加剧形成以候选人为中心的大众民主。政治候选人尤其是总统候选人提名方式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组织功能。美国选举政治从政党中心转变为以候选人为中心[30]，同时强化了对多数民主的塑造。奥斯丁·兰尼认为，提名候选人是政党最重要的政治性功能。政党借由提名权获得对政府人事和政策的影响力，打造本党上升通道，不仅能规范、维持党纪，且有利于简化选民的选择[31]。早期美国两党组织层级特征明显、上下关联紧密，其权力建构的核心正是政党垄断选举的提名权。在一个多世纪前美国政党政治最辉煌的镀金时代，两个全国性政党均以地方政党组织为基础，通过各地运作良好的核心团体，构建选民选票和政府政策之间的联系。政党对下与民众交往、争取和整合选票，对上招募候选人、确定执政纲领并安排公职人员进入政府。为借用选民的力量进行党派斗争，美国政党提倡降低投票门槛、扩大选举范围，刺激选举政治迅速发展，形成著名的杰克逊式民主。这一时期美国两党以党派为界瓜分公职，长期维系权力、支配美国政坛，形成政党分肥制;公开的选举贿赂和激烈的政党对抗导致政治僵局和冲突频发，政府效率低下。

1913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七修正案，规定参议员由各州选民直选产生，并以此为开端进行了一系列选举制度改革。20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开始在总统选举中实行初选制，先由州内选民选择党代表，再由党代表投票选出本党总统候选人。党代表们按照选民选择而非自主意志投票，候选人须获得足够党代表票才能被正式提名。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规定在所有州均举行初选，确认了政党候选人由选民直选产生。其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初选制使政党失去了提名公职和控制竞选进程的垄断权力。莫里斯·弗里纳认为，直接初选制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使政党传统的中间组织功能大减[32]，日益丧失了对选举提名过程的控制权，只能退而求其次，招揽、支持强势候选人竞选，其政治纲领难以贯彻实施。第二，选举的赛程大幅拉长，对竞选宣传和资金的要求也随之增加。近年来大众传媒的发展更使美国选举的竞选经费不断创下新高。2008年，美国两党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一共花费53亿美元，2016年为65亿，2020年达到140亿，加强了美国选举金钱政治的色彩。第三，初选制进一步推动了政党的两极分化。初选制在各州又细分为开放式、封闭式和半开放、半封闭式等。其中近一半的州采取封闭式初选制，即选民需为某一政党的正式注册选民才可参加该党初选，限制了选民尤其是中间选民参加初选的可能。

初选制更容易选出极端主义候选人。这一制度性缺陷最终帮助反体制极端主义者特朗普重新定义了美国政治的主流。2016年，特朗普首先在共和党初选中依靠约1 400万、仅占美国合法选民总数6%的选民支持，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继而在胜者全得的总统选举中获约6 300万张票当选总统，这一数字仅占美国合法选民总数的27%。2020年，拜登尽管取得了美国历史上总统选举中得票数最多的胜利，事实上也只得到近32%合法選民的支持。美国两党还有部分不受选民投票结果限制、可自行决定初选支持对象的少数超级党代表，他们多半为政党内著名人物。但这种“大佬干预”的机制一直因不够民主而备受攻讦。2020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已对此作出改革，规定超级党代表不参与初选的第一轮投票。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可能产生更多的意识形态更为极端的总统候选人。

三、美国两党政治的演化趋势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面临贫富差距扩大、选民投票率下降、族群冲突升级等问题。美国两党在经济、税收、种族、移民和军事外交等方面矛盾日益尖锐。美国政党政治面临新变化。

第一，当前美国两党发展均呈现难以挽回的颓败之势，美国政党政治空壳化问题加重。这一变化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表现为政党组织的竞选影响力下降，政党逐渐丧失公职候选人的提名权和对选举过程的控制力。利益集团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进一步将资金直接用于候选人而非政党，候选人各自运行竞选资金和活动，选民与政党关系的紧密程度、对政党的认同与忠诚度均有所下降。美国政党在21世纪赢得选举的关键通常是找到一个强势的候选人[33]。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使民众丧失话语权力，极大限制了社会的兴盛。

第二，美国以总统为核心的两党制不断强化，民主性和有效性却日益下降。美国制宪会议防止结党营私的反政党初衷破产，民主选举下的政府责任制不足。在单一行政官制下，美国总统拥有宪法赋予的未列举权，其行政权力的无边授予通过政党与国家立法机构广泛的解释权相连，导致了独特的宪法性独裁[34]。美国总统因而成为帝王式的极端主义总统和美国宪制最危险的分支[35]。美国两党不仅利用选举规则打击小党，还通过竞选在全国和各州层面占据行政、立法甚至司法席位，不断加固强势两大党制。在两党的操控下，少数人民主的可能性大增，直接威胁了民主制度的根本。

第三，美国两党传统政治代表和整合功能弱化，选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选择均受到限制。选举人团制度和初选制等选举制度的改变一方面使相当数量的选民对传统政治参与持悲观态度，带来选民投票率下降的少数人民主等问题;另一方面为党内极端主义抬头提供了制度化手段，进一步加剧了两党意识形态上的激烈对抗。就美国的历史与现实而言，分权民主较高的构建难度和麦迪逊两难的无解使制宪会议未能有效规范政党。美国两党制不仅未能有效遏制政治斗争，反而成为其现今政治失序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美国利益集团裹挟政治、政府机构僵化、民众话语权缺失、否决政治低效、总统制权责混乱等乱象频发。美国正因政党制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面临政治衰败危机。美国两党政治危机映射了当前美国政治体制的僵化：其建国哲学与现实发展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问题的根源深埋于宪法之中，改革作用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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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静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