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乐”教育看当代音乐教育的伦理内涵

陈航航 （中国音乐学院 100000）

就古代“礼乐”而言，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乐”与“德”一直是有其内在的关联的，而且还与教育的内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国古人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理解与今人有别。笔者以为，这种情形是值得今人关注和思考的。因为在今天的音乐教育看来，音乐教育的“核心”在于“美”，而“德性”并不在音乐教育的关注的范围之内。接下来，对照我国古代情况，再来讨论音乐教育与伦理的关系问题。

一、音乐教育与伦理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儒家的教育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伦理内容，这些伦理内容通常与“乐教”联系紧密，主要以德性的养成和最高成就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如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的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伦理原则等等。

在中国古代的礼乐教育中，伦理内容与内涵一直与音乐教育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将音乐、教育、伦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光促进了个人的身心的和谐发展，也充分发挥了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使得社会道德感融入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培养出了一批批具备“良知”“良能”，“社会责任感”的真君子。我们发现在古代礼乐教化中，并非强调对于音乐技能的发展与革新，而是通过音乐这种作用于人心的感性形式，使得人不断在音乐实践中完善与发展个人的德行，更加关注教育中的“德”“和”“真”“善”“情”等伦理内容的由内而外的“显现”。为何我国古代的“乐”有这种超越性的品格呢？今天的人们又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乐”的这种超越性品格呢？

笔者以为，这必须得回到我国古代的社会和文化之中。至少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认为音乐中只有“美”是不够的，是不能完整表达“乐”的内涵的。孔子就有这样来认识音乐的。他在《论语·八佾》中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注孔曰：“《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音乐的内涵本身就包含了“美”和“善”这两种品质，故评价“音乐”这两种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音乐”之“美”，即“美丽”、“美观”之义固然存在，如《论语·雍也》：“不有祝鮀不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如《诗经》：“彤管有炜，说怿女美。”3又如《孟子》：“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但当在当时的古人看来，“音乐”不仅仅做这样狭隘的理解，也即不仅仅具有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形式、形态上美丽、美观的价值，同时它还应该有另一种内在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具有丰富的社会伦理内涵，也关涉到人的品行方面的内涵。孔子如是言：“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而这种音乐价值具有鲜明的教育价值。孔子的另一句话反映了这种价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这种对音乐内涵“美”“善”统一的认识，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音乐”观。然而，这样的音乐价值观，在当今中国的教育中被人们遗忘，而逐渐被“德、智、体、美”这种分离的教育价值观所取代。在这样的教育观下，音乐中有关德性的内涵逐渐被分离了出去，从而被固化于所谓的“美”之领地之中。现实的情况是，这种分离的音乐教育价值观主导下的“音乐教育”，导致了音乐教育在人的教育目标上的萎缩，到了课堂操作的具体层面，甚至最后只能是于知识与技能的狭隘的知识传授空间中难以自拔。

这种情形在在中国当下的初中音乐教育中是明显的，无论是从课标还是音乐教材，音乐教育中的伦理内容被进一步“边缘化”。即使在课标中有些部分涉及到道德伦理的内容，但在教育内容安排与教学评价中却没有体现。笔者通过对2011年音乐新课标的全面深入的分析，发现音乐新课标一直强调音乐形式与审美，似乎把音乐的伦理功能全然忘记，认为音乐形式上的美感就可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审美主义与审美思潮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主流思想。在对课标的解读中也一再强调不能偏离了以“音乐为本”的基本目标其次，音乐教育于是演变成了教授音乐的技能活动，全然忽视了音乐作为教育的人的一种手段所应该坚持的道德本位的原则与内涵。

其次，笔者通过分析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13年教育部审定的五线谱版本的教材发现：每本教材基本都由六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都包含四个部分，演唱、欣赏、知识与技能、实践与创造。可这六本教材中在这四个部分中，几乎从未涉到人的道德伦理的相关内容、一直停留在演唱、欣赏、音乐知识的传输上。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与讨论，当代中国初中音乐教材中“情”“真”“德”“善”伦理内容的缺失。

二、当代音乐教育中“情”的缺失

在Cultivating Virtuous Character：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培育个人美德：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角度》）一文中，台湾学者王育雯从中国的传统音乐教育哲学出发，指出音乐教育具有两个重要目标：1.调节；2.同化。作者认为调节与同化是两个重要的方法影响着人的道德培养。作者一直在文中强调，“情感调节”作为一种美德是理解中国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也是音乐教育中的艺术目标和道德目标的一部分。6

毋庸置疑，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艺术。从中国古代的礼乐教育来看，音乐这种艺术，主要的功能用于调节改善与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它能够改善民众的情绪，使民众心地善良，它能够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灵，它能够移风易俗改善社会风气。所以，从前的英明国家统治者提倡音乐，用音乐教育去感化民众。礼乐教育最重要的社会作用就是“治人之情”，即用礼来节欲、导欲和节情、导情。

笔者通过对初中音乐的音乐教材中研究发现，在中国当代初中音乐教材中的音乐教育的情感性已经逐渐丧失。例如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多涉及学习并演唱并欣赏《彩色中国》《歌唱祖国》《多情的土地》《爱我中华》《走向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本事》《老师我想你》，这些歌曲大多了表达祖国爱国之情、对老师的尊敬之情、对祖国美好的赞美之情等主要内容，而在学习目标与要求中，却是了解“歌唱的基本要求、基本姿态、歌唱发声的方法以及变声期的嗓音保护知识，通过演唱，学习并掌握音程、大调式等概念。”并不关注音乐对于个人内心情感上的改变，只是关注音乐性的结果，是否学会演唱，是否掌握演唱的技能与有关的乐理知识，等等。偏离了音乐中的所要唤起人的正向的伦理情感。

在九年级下册的第四单元中的学习内容是以学唱与聆听表现对家乡热爱之情的合唱作品《大海啊故乡》，通过欣赏合唱曲《故乡的云》《故乡的亲人》、小提琴曲《思乡曲》，感受与体验作品中深沉的思乡之情。在这章的内容安排上，本来应该首先突出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些曲目的演唱与欣赏，激发与增加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与思念之情，可在实际的教学中，老师仅仅只是带着学生一遍遍的演唱《大海啊故乡》这首几乎都很熟悉的歌曲，与欣赏几首描写故乡有关的曲目，学生感觉单一、乏味，教师也不积极鼓励学生自己主动来谈谈自己的家乡的点点滴滴，没有让学生唱一唱自己家乡的民歌与地方小调，也不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所带来情感的差异性，演变成一节毫无生气的“唱歌课”，最终导致了音乐教育中的伦理情感的缺失。

三、当代音乐教育中“真”的缺失

在中国古代，以“六艺”为核心课程的音乐教育是“育人”的有效途径，可以有机结合在一起，完成对人全面的培养，并非单一的技能训练。而在当代，“分科”教育使教育有了专业化、职业化、技术化的趋势，教育成为一种职业技能培训，在音乐教育中这种情况尤为严重，使人们所具有的潜在的音乐能力逐渐丧失。7在音乐教育中，人们对于音乐的本真性的热爱与追求也全部耗尽，在音乐的教育过程摈弃了教育中的文化功能与伦理道德功能，而这正是教育最本质的核心内涵与价值。在初中音乐教育中，这种教育的“本真性”的丧失，首先体现在教材所选内容的几乎全部都是艺术音乐，虽然每本教材都包含不同地方的民族民间音乐，九年级上册中的第三单元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主题，学习演唱苗族飞歌《歌唱美丽的家乡》，这首歌曲完全是经过改编的艺术歌曲，教材中也并有提供与关苗族飞歌相关的真实情景与文化语境。

如在八年级下册中，第二单元主要内容以“京腔京韵”为核心展开，演唱《前门情思大碗茶》、欣赏京韵大鼓《丑末寅初》、苏州弹词《蝶恋花》，感受京韵大鼓与苏州弹词南北两个曲种的唱腔与风格。第三单元则是以西北民歌为主要内容，演唱陕北民歌《泪蛋蛋抛在沙蒿蒿岭》、对比欣赏山西民歌《交城山》、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黄河船夫调》、宁夏回族民歌《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了解西北地区著名的“花儿”与“信天游”，感受西北民歌的特征与风格。在这些内容中我们感受到了文化多样性，正如埃利奥特所说，“音乐是一种多样性的人类实践”8，中国的音乐文化也如此，这些风格不同的说唱音乐，民歌是对不同地域的风土民情的真实反应，如苏州弹词的委婉与细腻、京韵大鼓的抑扬顿挫、陕北民歌的慷慨激扬，都是在不同地区生活的人的情感的真实写照。而在笔者通过对教材编写与课堂实际的教学中的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大多的焦点都放在在是否会唱，是否会识谱，是否掌握音乐的基本乐理等音乐形式的关注，教学过程一直在机械的重复演唱与聆听的这些单一的教学形式上，完全将音乐中的真实的情感性、情境性、伦理性都剥离了出去。

戴维·埃利奥特认为，“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工作的价值是建立在动态的、社会的、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整合音乐及音乐教育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非但不会排斥，反而是增强了音乐的伟大和深刻。”9笔者认为，音乐的目的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审美的追求上，而是对于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真实性实践的把握，这也是使每个学生通过音乐的熏陶，能在社会上学会做一个具有“真性情”“诚实守信”的人的关键之处。

四、当代音乐教育中“德”的缺失

在Cultivating Virtuous Character：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培育个人美德：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角度》）一文中就提出：中国的古代传统的音乐教育不像西方的音乐教育那样以音乐欣赏与审美为核心，而是更关注道德伦理教化。注重音乐对人的性格和品行的培养与塑造，而不是发展音乐的表演技能或是音乐知识的掌握。

古代礼乐教育中，“礼教”是蕴含于乐教之中的，体现了“美育”与 “德育”的有机统一。可见，礼乐教育的功能在于使人就有内外兼修的儒雅。在琴学教育体系中更是体现了音乐的对个人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在徐上瀛的《溪山琴况》的“和”况中就提出古代圣人制琴的首要目的是要“理一身之性情”，换而言之，就是要通过古琴的教学实践活动，陶冶情操，调理自己的身心，是内心以净化，行为也变得有礼有节。

在中国的古代教育中也并非只坚持官学教育、私塾教育，同样重视自我教育、生活教育的结合，《论语·学而》有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说明要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真君子，每天都要进行自我反省与自我教育，尤其以下这三件事为重点：替人家谋划的事是否尽心尽力吗？和朋友交往是否诚心诚意吗？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是复习过呢？可见在中国古代就开始强调非学校教育的的终身自我反思与自我完善的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保持一种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以及保持“忠”“信”美德的自我提升。

音乐的塑造性格听起来与西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具备的古希腊音乐的伦理功能相似的观点相似，他们也区分各种音乐在不同语境下的伦理影响。然而而中国传统哲学中认为“音乐对于性格的塑造”存在于整个系统，并帮助实现音乐的道德潜力，在《乐记》中确定为“礼”，与人的“身心合一”相关概念一脉相承。

在初中音乐教材第九册上的第二单元中，以中国古代乐器中的“八音”为主要内容，演唱由古曲改编合唱曲《阳关三叠》，欣赏编钟独奏《竹枝词》、琴、箫合奏《梅花三弄》、埙独奏《哀郢》，在教材中仅仅是通过演唱与欣赏着这首器乐曲，认识与了解编钟、琴、箫、埙等中国古代乐器与代表作品，感受一下中国的古风情韵。这也是初中六册教材中唯一涉及到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内容，而在教材编写与教学实际中仅仅成了知识的“科普课”，认识了几种不同的乐器，并没人让学生中国古代音乐中的伦理道德内涵，如古琴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育人”、育德功能。中国古曲一直保持与中国诗歌等文学作品的有机结合，大多作品并非单一的纯音乐，通常在音乐作品中蕴含着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高贵的品质与高尚的道德品质的赞扬与歌颂，如《阳关三叠》中表现对故人的依依惜别之情，《梅花三弄》中对于君子独立、高尚的品质的赞美，而在音乐教材中，音乐中的道德感从未涉及到，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这些伦理道德内容都一一被“抹去”。

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是中国近代创作的歌曲与合唱曲为主题展开，教材对这一单元提出了如下要求：通过演唱李叔同创作的《春游》，学习“同头变尾”，“起承转合”等音乐创作手法，了解李叔同的生平。通过学习演唱《保卫黄河》，认识大合唱和组曲等音乐体裁，了解合唱与歌唱的相关知识与基本要求。了解与掌握《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四渡赤水出奇兵》分别属于哪个历史分期。由此可见，通过这些乐器的演唱与欣赏，需要获得教育目标还是音乐性的结果，如音乐创作手法、作曲家生平、音乐体裁、合唱的基本知识等知识结果，我们知道这些乐曲都是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所创作，如学堂乐歌《春游》《保卫黄河》 的创作都是处在中国受到外国欺辱、国家频临国破家亡的危难时期，每首乐曲都有其具体的伦理价值与意义，我们也应该通过这些曲子的教学促进学生团结、合作、不怕艰难困苦、爱国等道德品质的提高，而不能仅限于音乐要素、形式的教学。这会使音乐所内涵的伦理道德意义与价值无法真正实现。

在中国的古籍经典中，一直强调良好的音乐和美德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只有“德音”才能被称之为音乐，《礼记·乐象》中有言：“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音乐是与人情伦理关系和原则”和“音乐代表着美德”；《乐记》中将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不同的层次，承认只有某些音乐具有这种培养个人美德与人品的积极作用。不同种类的音乐都是由他们的差异影响人的性格，情感和行为方式.如“郑卫之音”就不具备教育人的积极功能，因此，孔子曰：“放郑生声，郑声淫”。这种 “淫乱（放荡的），邪恶的，草率的和肤浅的音乐”被认为有潜在的使人“放荡”（淫乱）。因此，在古代音乐教育系统中，只有“乐”具有的伦理意义与育人功能。《乐记》很大篇幅的讨论了音乐的道德伦理力量的合理化，而不是音乐如何应该练习以达到其音乐的目标。因此，《乐记》中的“乐”和各种音乐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具有伦理目的与功能的实践行为。

五、当代音乐教育中“善”的缺失

鲍曼认为：“各种不同的行为与实践可能这些产物本身（艺术作品或音乐曲目），积极和建设性的过程对真正的音乐见解是最更根本的。相对于音乐作品而言，这个过程是更为珍贵。音乐应该考虑的是存在、产生和行为。”10从鲍曼的音乐教育观点中可以看出，音乐教育的最重要的不是作品形式的审美，而是让学生亲身参与这种带有伦理性的音乐实践活动，在这个积极与建设性的实践过程中，学生的心灵得以净化，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对伦理道德有一种自我认同感。

在中国古代儒家教育中，“六艺”作为教育年轻人的六门基本课程，成为了普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丰富性”提倡后现代主义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开放的，要获得这些开放，课程需要很丰富，意义形成的发生是经过对话和互动。因此，课程及其资源在深度及广度方面要很丰富，才能鼓励意义的形成。“六艺”“六经”成为人才培养的必修课程。孔子有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可见，中国古代礼乐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并非单一的技能、技术的训练，而是“全才”的通才培养模式，这种全才培养模式表现为两个方面：1.知识技能的全面的融汇贯通，即知识素养的全面与完善；2.通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门课程的学习，最终使每个人获得“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洁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的“士人格”及为人处世的美德，即人格的完善。总之，古代“六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在社会中的完善与发展，让人能积极乐观的生活，最终获得是“善”的目标，而并非“美”的目标。

而在当代音乐教育中，这种“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音乐教育已经消失殆尽。如在七年级上册的第五单元以中国的传统民族器乐为主要学习内容，主要的学习内容是演唱《春江花月夜》、欣赏琵琶独奏《彝族舞曲》、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二胡独奏《光明行》、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教材中所要达到的学习目标与任务如下：学习“鱼咬尾”“换头合尾”等传统音乐的创作手法，认识我国民族管弦乐器，听辨琵琶、笛子、二胡的音色，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器乐作曲家刘天华。这些目标可以归纳为二点；1.音乐的创作手法与音色辨别音色；2.作曲家的相关知识。总所周知，这些传统器乐曲都是经典名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与精华，每一种乐器都经历中国历史长河的洗礼，有着浓浓的文化历史厚重感，如果不对每件乐器的历史文化语境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仅仅停留在对乐曲的创作技法、音色、作曲家背景知识的学习上，而对产生的真实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所具备的伦理意义从来没有关注，因此，很难激发学生对于中国民族乐器的兴趣，最终也根本无法使学生真正对中国的民族文化产生文化的自觉与认同。

鲍曼认为，当代的音乐教育发展应该发生两个重要的“转变”。首先，应该“远离”音乐教育中的“精英主义”与“排他主义”，音乐教育应该更加大众化、更具包容性，民主性，即对于音乐教育应该具备“广泛的教育性”。其次，音乐教育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音乐概念”之中，仅仅发展高度精炼的音乐技能。对音乐教育实践应是有更“多元的理解”，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音乐流派的训练，教学、教育应该使学生认识和接受的音乐实践的广度和多样性。11音乐教育中的伦理问题在当代已经被忽视，而这也是造成当代教育中“教育性”缺失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与定位音乐教育与伦理的关系，从当代音乐教育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同时，从中国传统的礼乐教育中寻找可行的理论依据，从而使当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赋予新的“活力”。

注释：

1.《论语·泰伯》。

2.《论语·述而》。

3.《诗经·邶风·静女》。

4.《论语·八佾》。

5.《论语·泰伯》。

6.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IN MUSIC EDUCATION. Edited by Wayne D， Bowman and Ana LuciaFrega.

7.（挪威）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王毅，孙小鸿， 李明生（译）.（1997）. 本能的缪斯——激活潜在的艺术灵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8.（美）戴维·埃里奥特，齐雪，赖达富（译）.（2009）.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9.戴维·埃利奥特：《作为艺术公民的音乐教育》，当代音乐，2015年01期。

10.韦恩·鲍曼在2014年10月在中国山东日照2014年音乐教育学术年会上的主题发言，他发言题目是：《音乐实践的道德意义》。参见《2014年音乐教育学术年会论文集》（山东·日照），第14-21页。

11.韦恩·鲍曼在2014年10月在中国山东日照2014年音乐教育学术年会上的主题发言，他发言题目是：《音乐实践的道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