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综述

陈辉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定名及遗址发掘过程

二十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燕山南北地区就已经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通过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深入发掘和研究，将这一文化笼统地归入“赤峰第二期文化”。1958年，吕遵谔先生提出“赤峰第二期文化”实际包含了几个性质、面貌不同的阶段的观点，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提出埋下伏笔。196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发掘队对赤峰夏家店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出上下两层考古学文化遗存，遂将下层正式定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1]

1960年，对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进行试掘。同年，对内蒙古宁城小榆树林子遗址进行试掘[2]。1961年，对宁城南山根遗址进行发掘[3]。1963年，对赤峰蜘蛛山遗址进行发掘[4]。1972年，对北票丰下遗址的发掘[5]。1973年，对赤峰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进行试掘[6]。1974年，对敖汉旗大甸子遗址进行试掘；1976年进行第二次发掘；1977年进行第三次发掘；1983年进行最后一次的发掘[7]。1974年，对敖汉旗小河沿遗址进行调查[8]。1977年，对建平水泉遗址进行发掘；1978年进行第二次发掘[9]。1980年，对建平喀喇沁河东遗址进行试掘[10]。1982年，对敖汉旗范仗子遗址进行发掘[11]。1988年，对阜新平顶山遗址进行试掘；1989年进行第二次发掘[12]。1992年，对义县向阳岭遗址进行发掘[13]。1996年，对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14]；1998年进行第二次发掘[15]。1997年，对北票康家屯遗址进行发掘[16]。2002～2003年，对赤峰兴隆沟遗址进行发掘[17]。2005年，对赤峰上机房营子遗址进行发掘[18]。2006年对西梁石城址进行发掘[19]。2005～2006年，对赤峰三座店遗址进行发掘[20]。2006年，对赤峰康家湾遗址进行发掘[21]。2009年，对赤峰二道井子遗址进行发掘[22]。2009年，对阜新代海遗址进行发掘[23]。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现状

虽然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被发现，但是直到六十年代以后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之后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具体如下：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

邹衡先生将该文化分为辽西型和燕山型，辽西型主要分布在辽河以西和长城以北，燕山型分布于长城以南。李经汉先生将该文化分为燕南类型和燕北类型，两类型以燕山为分界线。张忠培先生将该文化划分为西辽河水系区和海河北系区，但是已经意识到了壶流河类型的独特性。李伯谦先生将该文化分为药王庙、大坨头、壶流河三类型，将海河北系区分为大沱头和壶流河两类型。吴鹏先生认为两类型存在较大差异，燕南类型为当地土生文化，命名为“围坊第二期文化”。吴鹏先生最先提出了燕北类型是真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韩嘉谷先生将燕南类型称为大坨头文化，燕北类型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天津历博考古部将燕南类型称为张家园下层文化，燕山以北才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王立新先生认为燕南类型不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西辽河水系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

笔者通过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分析考古发掘报告，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水系区。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

关于该文化的分期成果，可谓众说纷纭。李经汉先生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郭大顺先生将该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五段。李恭笃、高美璇两先生将此文化分为三期。张忠培先生将该文化分为四期。李伯谦先生将该文化分为三期五段。华玉冰老师将该文化分为三期五段。段天璟老师将该文化分为三期四段（中期分为早、晚两段）。刘丹老师将该文化也分为三期四段（第三期分为早、晚两段）。

以上诸前辈大体上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三期，只是在分段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同三期说观点，至于分段问题，还有待精细化研究。

（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

自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以来，随着考古学资料的不断增加，该文化的年代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1960年夏家店遗址发掘之后，学术界认为其处于殷商时期。1972年北票丰下遗址发掘后，认为其有浓厚的龙山文化风格。现在学术界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下限定为商代中期，上限还存在龙山晚期和夏早期两种观点。郭大顺先生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时间上限在龙山时代晚期。李伯谦先生认为该文化的时间上限在夏早期。专家通过对赤峰蜘蛛山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C14年代测定和树轮校正，其年代大约距今4300年。对北票丰下遗址进行C14测年和树轮校正，也证明其年代上限在龙山时代晚期。通过仔细观察和对比，我们会发现北票丰下、赤峰蜘蛛山和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遗物都具有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所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限应为龙山时代晚期。

（四）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源流

华玉冰老师发现朝阳罗锅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的甲类罐的制作方法和形态酷似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器物，口沿外迭的制法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筒形腹的造型也来源于赵宝沟文化。韩嘉谷先生介绍了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具有朱开沟文化特征的花边鬲。大甸子墓地和范仗子墓地都出土了高台山文化典型器物直腹鬲。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高足钵也具有高台山文化特征。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鬹、爵和盉都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鼓腹鬲和大沱头文化中的筒腹鬲证明两文化联系密切。罗锅地遗址和大沱头文化联系也密切，都有泥质磨光黑陶、弧鼓腹鬲，盆和瓮等器物具有相同的作风。罗锅地遗址出土了一些具有下七垣文化特征的器物，比如鼓腹鬲、鼓腹盆、鼓腹罐等等。孙继民先生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纹饰有些类似商周青铜器上习见的格式,图案有餐餐纹、云雷纹、蟠螭纹、龟蛇纹等,且多以卷曲的线条构成连续的单元,构思在同一器物上即浑然一体,又有各自的艺术特征。唐兰先生研究发现在翁牛特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兽面纹鼎、二件弦纹鼎腹部都较深,腹壁较直,弦纹鼎的上腹部所饰的三道平行弦纹，形制和花纹都显示出商代早期的特征。苏赫指出赤峰翁牛特旗出土的一件铜器，内壁有铭文,是夏家店下层某一阶段的制品,年代约当二里头三期。经考证内壁上的铭文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常见,从赤峰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物上铸刻的铭文上也可以寻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代文化的承袭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应来源于小河沿文化和华北平原地区龙山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吸收了周围文化因素的一种复合型文化，后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很多文化因素又被商文化继承下来。

（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族属

邹衡先生将该文化等同于孤竹和肃慎。刘观民、徐光冀两先生将该文化等同于孤竹。李恭笃、高美璇两先生认为此文化为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创造的。李经汉先生认为该文化和孤竹有关。李伯谦先生认为该文化为北方多个部族共同创造的文化。

1987年通过对蔚县地区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同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证明蔚县地区的文化族群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与东亚类型比较一致，而与东北亚、北亚和南亚人种的体质差异较大，与燕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族群比较疏远，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族群有北亚蒙古人种的成分。1998年根据对大甸子墓地人骨鉴定结果，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族群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但也显示出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

考古学文化不能简单等同于族群或者民族，单个考古学文化可能是某个民族的一部分，或者包含多个民族，完全等同的概率非常小。要之，笔者更倾向于体质人类学和古DNA研究的学术成果。

三、结语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我国早期青铜时代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目前关于该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时空框架的构建和文化内涵的分析两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学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比如族属、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与发展阶段等等还有待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