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涛为例谈师造化
——与造化中尊受、从心

李文霞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清初画坛以“四王”、吴、恽的摹古为宗，因其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处于正统地位，他们秉承晚明董其昌的画学脉络，其共同的绘画主张是注重摹古仿古、追求笔墨程式，但其众学者墨守成规，沉溺于古法一味地追求笔墨形式，却缺少了对自然造化的绘画热情与自我真实的生命感受，画风逐渐沉陷于“板滞甜腻”，以至唐宋以来重视个体生命体验的灵性逐渐枯萎。然，在“某家皴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的泥古盛风中，石涛则“落落欲往，矫矫不群。”他不屑于“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只是娱人”的门户权威，从古人与“正统画学”的籓篱中穿越而过，融入于自然山川，深入于造化之境。他认为画家作画既要“形天地万物”，亦贵在“尊受”“从与心”，他强调“师法造化”，主张画家创作贴近自然、回归自我，以造化为师中珍视自己对自然鲜活生动的审美感受与其真实独特的生命体验，也正是在无数次“打草稿”的写生实践中，石涛切实把握住了“山川与余神遇而迹化”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的审美理想境界。石涛的画学主张，开创了清初中国传统绘画的新局面，并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重新注入活力，使画家又重新重视面向生活，师法自然，回归自我的性灵创造。

“俱道适往，著手成春”“是有真宰，与之浮沉”。石涛亦认为造化规律、天地之道与绘画规律是相通的，石涛绘画的不二之法“一画”便是建立在天地之道的大化生机创造哲学基础之上的，“盖至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绘画创造可以参造化之神工，具有与天地造化共美的情怀与境界。深入自然、体悟自然是画家艺术创作、形成自我绘画语言的灵泉所在。“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石涛认为绘画是表现天地万物形象的艺术丹青创作自应面向自然，回归造化，与造化中，深入体会天地万物的“理态”“形神”“质饰”，从而为天地万物“开生面”“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绘画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艺术表现，更“贵在尊受从于心”“我自发我之肺腑，揭自之须眉”，目之所遇，心之所悟，笔随意转，信手拈来这正是石涛倡导“师法自然”的“神遇迹化”的主张。

石涛注重从大自然中汲取创作灵感，其在山水画方面的极高成就，也主要来源于他在自然中的关照、体悟与写生。

后人评价的石涛“得黄山之灵”便来自于他对黄山的“饱游饫看”“身即山川而取之”。在宣城时期，石涛第一次游览黄山时，便被黄山奇幻瑰丽的景色深深吸引，黄山的盛景让他如痴如醉，激动不已，在黄山的滋育中，石涛仿佛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曾前后连续三次到黄山游览，李麟在《大涂子传》中用相当篇幅描写了石涛的黄山之旅：“既又率其缁侣游歙之黄山，攀接引松，过独木桥，观始信峰，居逾月，始于茫茫云海中得一见之。奇松怪石，千变万殊。如鬼神不可端倪，狂喜大叫，而画益进。”石涛在《黄山图》中也题跋到“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山无不有。”石涛将黄山称为自己艺术上的老师，又视黄山为挚友，可见这一时期黄山与石涛的创作关系之密切。可以说石涛游黄山的过程，既是他“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过程，亦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过程。在宣城黄山优游的这一段时期，石涛除向诗画知己学习之外，也正汲汲于向自然索取，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石涛的山水画在真山真水的陶泳中汲取创作灵感，在他真实的生命体验中传达自己的性灵。他的《黄山八胜图册》《黄山图册》便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其中《黄山八胜册》以黄山实景为取材，画面不拘泥于真山真水的繁枝细节，而是紧紧围绕黄山八处景物的主要特征，经过心灵的陶冶进行诗意的剪裁、归纳和提取，从绘画的审美角度予以艺术的表现，故石涛所绘的黄山不是对真景的翻版复制，而是一个与他心灵相交、真性相融的“生命宇宙”，正如他在《山林胜境图》的题跋：“山林，知我山林也，非我则落寞无色”，这也正是石涛“与造化中尊受从心”思想的体现。

纵观石涛的一生，几乎都悠游于自然的怀抱中，即使到晚年他也“把手笻，穿野陌，让自然抚慰他的灵魂，让真性眷顾他的心空”。他身体力行，在穷极一生的绘画实践中，把握住了“搜尽奇峰”与“代山川而言，与山川神遇迹化”的互动关系，清晰地传达其“与造化中尊受、从心”“揭自己须眉，抒自己肺腑”“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的画学思想。诚然，他的画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可谓“结响凝而不滞”。纵使历经300年的时光打磨，仍对我们当下的艺术创作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