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
——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回应

■翟学伟

［内容提要］社会学本土化的“窄化”并不是社会学心理学化。依照西方社会学的划分，“关系”研究或许处于微观研究层面，但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下，它们既是微观研究，也是宏观研究。本文认为，所谓社会学本土化需要“窄化”，是期待能把本土化的成就限定在“学理性”的范围内，而不是对这一门学科的引进过程，包括各种学术活动、专业规模及服务于社会等进行叙述。社会学即使不本土化也可以在其研究和实践中做很多事情，但不能据此就把本土化的含义加以扩大，而只能限定于知识贡献。虽然社会学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现有的学术积累上看，“关系”研究更加凸显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以国际社会科学的研究、引用和评价来看，中国社会学的亮点也更多地聚焦在“关系”方面。当然，社会学本土化的内容不限于此，任何学理性的探讨都值得尝试和鼓励。

当我在《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上发表了《社会学本土化是伪问题吗？——与谢宇商榷》一文后，我没有想过再继续写此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或许是因为我在社会学本土化的“窄化”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研究工作要做吧，自然没有精力来思考“道路”或“方向”上的“大问题”。坦率地讲，这也非我所长。后因周晓虹教授在《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上发表了《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以下简称“周文”），并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做过相关演讲且在微信群中流传，又听他转告亦有重要期刊准备转载，考虑到此文已经或又将拥有更多读者和听众，我就动了再啰唆几句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