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开拓
——钟嗣成《录鬼簿》研究述略

秦永芝

钟嗣成（约1279—约1360），元代文学家、散曲家，字继先，号丑斋，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所作杂剧今知有《章台柳》《钱神论》《蟠桃会》等七种，皆不传。所作散曲今存小令59首，套数一套。其中《录鬼簿》是他在元顺帝在位时所编，有至顺元年（1330）自序，载元代杂剧、散曲作家小传和作品名目。作为一本专门记载元代杂剧、散曲作家生平及其作品名目的书，《录鬼簿》分上下两卷，大略以年代先后排列，共记述了金代末年到元代中晚期152位杂剧作家和作品，著录剧目400余种，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元代戏曲创作、作家及作品情况的记录。其中有剧目39种，《太和正音谱》《录鬼簿续编》等后著的元杂剧目录书都未曾收录，足以见其独家价值。同时，该书还记录了元代杂剧作家的活动和组织情况，揭示了元代戏曲发展的线索，如院本的创作、杂剧作家的南迁、杂剧作家写南戏的情况、后期杂剧的音乐采用南北合套的情况，等等，这些都为元代戏曲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20世纪以来，《录鬼簿》研究成果的整理历程，学界对《录鬼簿》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现述评如下。

一、20世纪前80年（1901—1980）

王国维对元曲倍加推崇，在1913年完稿的《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将戏曲提高到“一代之文学”的高度，使得戏曲摆脱了传统曲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戏曲相关研究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世纪前80年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录鬼簿》文献整理及校注

自王国维始，戏曲研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这个时期对《录鬼簿》的研究主要在于文献的搜集整理及校注，贡献卓越的有王国维、郑振铎、马廉等人。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依据《录鬼簿》勾勒了元杂剧历史。在“元剧之时地”一章中，参照《录鬼簿》相关记载，考察了元代杂剧的分期情况和传播地域情况，将元杂剧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在“元剧之存亡”一章中，主要依据《录鬼簿》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献考察元杂剧剧本的存亡情况，虽然上述有些结论在之后的一些学者看来不够严谨，但相关研究结论依旧影响至今。王国维的《录鬼簿校注》②一书，不仅订正了钞本、刻本之误，还依据其他多种文献作了笺注。该书考证严谨，是近人首次校注《录鬼簿》且较为完善的本子，为后代学子治学提供了方便。此种校注本，现有1928年上虞罗氏辑印的《王忠慤公遗书》第四集所收的本子，又有1940年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所收本。后来，上海正音学会辑印《增补曲苑》的全集里，亦收此种校注本。1957年11月，中国戏剧出版社所编印的《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亦将这种校注本收集在内。③

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的《明钞本录鬼簿跋》④，记录了其收得明蓝格钞本《录鬼簿》的经历。据该文记述，郑振铎与赵万里、马廉于浙江孙祥熊蜗庐处发现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一书，后附无名氏撰《续录鬼簿》一卷，三人于灯下“一夕抄毕”，后经战乱，藏书散出，被杭州书贾挟至上海来卖，郑振铎先生以60万金购得。天一阁蓝格钞本《录鬼簿》的发现具有重大学术意义，此本是明戏曲家贾仲明据钟嗣成修订本补充改定的版本，除了作家和剧目超过以往各本外，还为关汉卿、王实甫等80余位曲家补写了〔凌波仙〕吊词，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中华书局于1960年收录此版本《录鬼簿》，出版《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上中下共三册，版框尺寸，悉准原书，还根据曹楝亭本作了校，对于增补版本的《录鬼簿》的流传以及后世对《录鬼簿》的研究很有帮助。

《〈录鬼簿〉》（外四种）⑤一书，汇印了五种有关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重要史料。其中，正续《录鬼簿》是用传抄天一阁蓝格写本印行的，附录了孟称舜和曹楝亭两个刻本《录鬼簿》和校勘记（在贾仲明天一阁增补本后），这为读者研究这些不同版本提供了便利，作为附录的《楝亭藏书十二种》本的后面，又摘录了王国维校注本的注文，亦题作《校勘记》，最后还附刊了一篇《录鬼簿补校》。此书中的《录鬼簿》也是以贾仲明增补过后的天一阁本《录鬼簿》为主要的版本重新排印的，而将更古的孟称舜本、曹楝亭本作为附录，这是此书考虑不当之处。

这个时期还有《录鬼簿》校注的相关成果。如马廉的《录鬼簿新校注》⑥，其所取参校本众多，但底本采用的却是贾仲明增补本的《录鬼簿》，而不是钟嗣成《录鬼簿》原著，所以已经失去了其本来面目，研究者参考此书时需持一种谨慎的态度。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复取这种新校注本，重为排印行世。

（二）《录鬼簿》版本收录及梳理

对《录鬼簿》版本的收录及源流梳理作出重大贡献的有董康、刘世珩等人。

董康所辑《诵芬室读曲丛刊》⑦一书，此本所收《录鬼簿》即董康辑刻《读曲丛刊》所收本，凡二卷，是据《楝亭藏书十二种》所收本重刻刊行的。还有陈乃乾所辑印《重订曲苑》⑧一书，所收《录鬼簿》版本的内容、卷首序跋、版式行款，和《读曲丛刊》所收本完全相同。刘世珩校辑的《暖红室汇刻传奇》⑨附刊中也收录了《录鬼簿》，据1909年刘世珩所写的跋文说，是依据清初时尤贞起钞本“重刊以存本书真相”的。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⑩一书所收《录鬼簿》是采用流传最为普遍的清康熙四十五年辑刻《楝亭藏书十二种》里的刊本作为重印底本，此书同时选择明万历年间无名氏所辑《说集》中的钞本、崇祯时孟称舜编印《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的附刻本、1909年（清宣统元年）刘世珩校辑《暖红室汇刻传奇》的附刻本、王国维校注本以及天一阁旧藏明初贾仲明订补的明蓝格钞本这五种比较重要的版本从事校勘，并于校记后附载对照表，有利于此后研究者参考。该书在校录《录鬼簿》时，注重保持原著的本来面目，而且在著录《录鬼簿》前，以提要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作者生平、内容和版本，通过阅读提要，便能获得《录鬼簿》的很多重要信息，尤其在梳理版本方面难出其右。其提要中梳理了版本源流和系统，对《录鬼簿》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后，指出各版本的异同，这对于想要从事《录鬼簿》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现根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的梳理，《录鬼簿》的版本可归为三种类型：一是钟嗣成原著本，该版本系统包括至顺元年初稿原本（今未见传），及至正五年（1345）以后的订本——吴门生过录本（今未见传），经考，源于吴本的又有尤贞起钞本（《暖红室汇刻传奇》所收本）、楝亭藏书12种所收本（《读曲丛刊》《重订曲苑》所收本）；二是明人增补的《录鬼簿》，如明天一阁蓝格钞本；三是近人校注本，如，王国维《录鬼簿校注》本、马廉《录鬼簿新校注本》等。

上述可见，20世纪前80年《录鬼簿》的研究主要放在文献整理、校注及版本梳理两方面，校注方面王国维先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版本梳理至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书时已清晰，但这时期对《录鬼簿》的研究仍不全面，相关期刊论文数量极少。

二、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1980—1999）

20世纪80年代以后，钟嗣成及其《录鬼簿》的研究进入了繁荣期，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钟嗣成生平考

这一时期，学者们的兴趣点不仅仅在于《录鬼簿》这一著作本身，而是将视野扩大到作者钟嗣成身上，考证其生平的相关论著数量比较可观。

余尚《钟嗣成的籍贯与生年》⑪及李春祥《钟嗣成生卒年辨析》⑫两文，都详细地考查了钟嗣成的籍贯与生年。在钟氏生卒年问题上，二者都通过钟氏《录鬼簿》中的周文质小传，及他曾师从邓善之、曹克明、刘声之三人的经历进行考证。但余尚所撰，由于当时文献资料的欠缺，所据材料不够充分，如他对“总角”“中年”“衰老萎惫”的年岁划定还不够严谨。李春祥则据古籍对以上名词作出了解释，认为钟嗣成卒年当在1345年或稍后。关于钟嗣成生卒年的考证，不同研究者所引证的材料大多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其实各家主要不是立论根据的分歧，而是对一些相同论据作出不同含义的解读；当然，各家对资料的引用也各有所侧重。就余尚与李春祥二人的考证来说，后者对古时年龄称谓的考证更为严谨。

陆林于1998年发表《钟嗣成〈录鬼簿〉外论三题》一文，详细论述了钟嗣成的生平以及他著作《录鬼簿》的缘起，并探讨了该书的著述结构和重点，指出钟嗣成担任起这一职责是历史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结合。他认为，传世诸多版本中，曹寅的楝亭本最能反映钟氏《录鬼簿》的原貌，并依据这种版本分析了《录鬼簿》的结构内容和重点。陆林认为：“他的文艺思想，主要是通过对元代剧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而得出的：这是把《录鬼薄》视为戏剧学著作的基本出发点。”⑬可见，陆林已开始关注到《录鬼簿》中的文艺观点。

（二）《录鬼簿》版本考证

经前人努力，《录鬼簿》的版本梳理已经清晰，进入新时期后，学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比较《录鬼簿》版本异同及版本优劣的选择上。

浦汉明发表于1986年的《天一阁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与〈续编〉作者刍议》一文，将《录鬼簿》版本归为三个系统。这种系统划分多为后世袭用，具体为：第一个系统包括明《说集》钞本、明孟称舜刻本（《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附刻）；第二个系统为明天一阁钞本（马廉新校注本以此为底本）；第三个系统为清尤贞起钞本（现存台湾，暖红室刻本据此刻）、清曹楝亭刻本（《读曲丛刊》本、《重订曲苑》本、王国维校注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收录或作底本）⑭。浦汉明分析了《录鬼簿》三个系统版本间的异同，并着重说明了天一阁本的价值。1996年，浦汉明出版《新校录鬼簿正续编》⑮一书，该书以天一阁本为底本，参照孟本、曹本，对《录鬼簿》及其续编进行了新的校点。其校注博采众各版本之长，力求得出“最可靠”的底本，以有利于后世研究者使用。

王钢发表于1986年的《〈录鬼簿〉版本摭谈》⑯一文，就孟称舜刻本《录鬼簿》的名称及有关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孟本《录鬼薄》实应称为“《古今名剧合选》附刻本”。他还介绍了尤贞起钞本的基本情况并论述了曹本的优劣，指出二者明显差异：一是剧目的排列不同，二是作家列名称字的先后不同。经比较，王钢认为尤贞起钞本更接近钟嗣成《录鬼簿》原貌，且尤本文字胜于曹本甚多。王钢之后的《〈录鬼簿〉考》⑰一文较系统地考证、梳理了关于钟嗣成《录鬼簿》的一些问题：《录鬼簿》的性质、分类与时地、修订与版本系统及价值与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王钢于1991年出版《校订录鬼簿三种》⑱一书，分别校订了三个系统版本的《录鬼簿》，可以说是对《录鬼簿》版本研究最为全面的一本书，其《版本叙录》详细记载了《录鬼簿》的版本情况并一一作出考辨，为后世治学提供了便利。

张志合在《〈录鬼簿〉版本新证》一文中，对《录鬼簿》原著各版本之间的关系重新作了探讨，认为《说集》本与孟称舜刻本相异之处甚多，二者间并无传承关系。又据吴门生后序，指出曹楝亭本与尤贞起钞本是否出自失传的吴门生过录本存疑。他还将尤本与曹楝亭本进行比较，指出在编排体例、收尾所载序跋等方面，唯独尤贞起钞本与现存各版本不同，所以失去原貌的当是尤本，最接近终定本的是曹本，其“对于研究元代戏曲史来说也最有参考价值”⑲。王钢与张志合举证不同，对版本优劣有不同的评判标准，相对而言，张志合比较的版本更多，其论证更有说服力。

李庆在日本调查研究期间，得见现藏于日本东洋文库的王国维抄校本《录鬼簿》，由此撰有《王国维抄校本〈录鬼簿〉略论》⑳一文，较详细地描述了王国维抄校本《录鬼簿》，得知其乃据明万历精抄本过录。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李庆认真研究了该过录本的流传情况，进而梳理了《录鬼簿》一书的流布系统。他还分析了王氏过录本的特点及价值，指出其在《录鬼簿》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此文是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专题研究的最早论述，具有开拓与奠基意义。

（三）《录鬼簿》戏曲理论发掘

随着学人对戏曲研究的深入，《录鬼簿》理论上的价值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在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是陆林，他发表了多篇探析《录鬼簿》理论的相关文章。在《元人戏剧史论初探》一文中，陆林指出“元人戏剧史论的重要建树之一，是通过著、序《录鬼簿》而孕育出中国戏曲史学的雏形。钟嗣成《录鬼簿》对中国戏曲史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记述了有元一代戏曲发展的史实，而且借助于该书的实际编撰，建立起中国戏曲史著作的基本模式，并通过卷首《自序》、卷中各部分的题跋和卷末友人朱士凯、邵元长的《后序》等有关论述，表露了元人对戏曲史编写的基本看法”㉑，即具有史学意识。作者将《录鬼簿》归为元人重要的戏剧史论著作，认识到了《录鬼簿》在史论上的重要性，其序纲结合的编纂格局、传论结合的著述方法都为后世研究戏曲史、文学史的学者提供了诸多借鉴。其《叛逆和创新——钟嗣成〈录鬼簿〉剧学思想综论》㉒一文还从著述命名的叛逆性、戏曲家地位的认定、创作概况及剧学批评体系的建立等方面论述了钟嗣成的戏剧思想和理论贡献。《继承和影响——试论<录鬼簿>历史地位》一文则关注到钟嗣成《录鬼簿》在戏剧批评史上的定位，论述了其对前人的继承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其继承体现在，批评方法上远绍孟子的知人论世，剧学观念直承前辈学者的启迪。其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其反传统的治学意识，一是其以作家剧目为中心的剧学格局。前者下启徐渭、金圣叹、李笠翁、焦循等人，后者则“以作家为纲，以剧作为目，记录一代戏剧创作成就，并以小传、按语（指部分剧目后的有关文字）和吊曲诸形式，对作家剧目予以批评，创造了戏剧学研究的一种主要模式”㉓。在陆林诸文，将钟嗣成《录鬼簿》中体现的理论批评分析得较为透彻。

此外，门岿的《谈元代的戏曲论评》一文，将《录鬼簿》列为元代戏曲理论与戏曲批评经典文献之一，指出钟嗣成首次用“新奇”二字评论戏曲创作，这个艺术批评影响了后世李渔、王国维等人的曲论。耿淑艳的《〈录鬼簿〉戏曲理论初探》一文，论述了《录鬼簿》对我国戏曲理论的贡献，指出其戏曲理论特点：一是追求形式之美；二是强调曲有曲味。

（四）《录鬼簿》历史地位及影响

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发掘《录鬼簿》的历史影响与贡献，研究的路子也越来越宽，已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倾向。

李春祥谈及这一话题的文章较多，论述也较全面。他1979年发表的《“古怪新奇”“德业辉光”——评钟嗣成〈录鬼簿〉》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录鬼簿》对于中国戏剧史的意义，从而得出结论：“《录鬼簿》在提高杂剧作家社会地位、保存文艺史料和作家活动史料、开创戏剧史写作以及评价作家作品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为我国古代戏剧学奠定了良好基础。”㉔他认为，中国最早的戏曲史著作不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而是已具有“戏史”概念的《录鬼簿》，后世戏剧史或文学史在涉及元剧分期时，不论采取何种分期法都未超出《录鬼簿》的范围，这是从“史”的角度去强调《录鬼簿》的意义。其后，他在《钟嗣成〈录鬼簿〉对戏曲史的贡献》《〈录鬼簿〉中的燕赵杂剧作家群》诸文中，再次肯定了《录鬼簿》是我国古代戏曲史的开山之作，以及其史料价值。李春祥对于《录鬼簿》历史地位及影响的阐述是比较全面的，总体上偏向于从戏曲史的发展去讨论。

《谈谈〈录鬼簿〉》㉕一文，是王季思在中山大学古典戏曲研究室戏曲讨论会上的讲话，由黄仕忠整理成文，这篇讲话给《录鬼簿》作了一个较全面的介绍，以启示后辈的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杜海军《〈录鬼簿〉：中国第一部戏曲解题目录》㉖则从目录学角度出发，肯定了《录鬼簿》的目录学价值，认为它不仅奠定了戏曲目录在戏曲史上的地位，还奠定了我国历代戏曲目录著录元杂剧资料的基础，并开创了以作家为标目的戏曲著录先例。前述陆林对《录鬼簿》中的理论阐述当受到此研究的影响。贾希铭发表于1998年的《〈录鬼簿〉在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一文也从目录学出发，肯定了《录鬼簿》的“开创”意义。而陆林的《继承和影响——试论〈录鬼簿〉历史地位》则关注到钟嗣成《录鬼簿》在戏剧批评史上的定位。

（五）其他方面的《录鬼簿》研究

除了关注《录鬼簿》中的作家、剧作和理论思想，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也关注到其他内容。

刘新成《〈录鬼簿〉中历史剧探源》㉗一书，书中所录历史剧是指《录鬼簿》正编、续编中的历史剧，结合历史背景等因素，深入探求杂剧的历史本源。该书大体上分作者简介、剧情介绍评析和源流演变、本事资料三部分，入选杂剧主人公都有历史记载，有些地方著者经过反复查证，有着独特见解。此书是对《录鬼簿》中历史剧的补充和注解，对于文史及戏曲研究都意义重大。其附录剧目选自脉望馆抄校本、《元曲选》及《也是园书目》，对《录鬼簿》及其续编具补编性质，可以说具有首创意义。此书对了解元明间历史剧很有帮助，可惜因种种原因，该书附录只列出本事出处而未收入本事资料，实乃此书一大缺憾，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空白点，后学者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进行补充。

这时期还有许多戏曲专著出版，都离不开对《录鬼簿》的参考。张庚、郭汉城合著的《中国戏曲通史》（上）㉘第二编“北杂剧与南戏”中，对于杂剧的初期形成和后期发展作出详细的分析，同时依据《录鬼簿》所记载的剧曲作家和剧目，将北杂剧的作家、作品、作品概述进行了详尽介绍。该编还对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杂剧作品进行了较缜密的分析，这都离不开对《录鬼簿》的参考与分析。还有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㉙，全书12卷：杂剧8卷，南戏4卷。参照《录鬼簿》等文献将处于分散状态的杂剧作品整理成目录，其中将《录鬼簿》原著中的剧目名称保留，又将《录鬼簿》中所记载的400余篇剧目加入到剧目内容进行编著，所以《全元戏曲》也参考了在戏曲著录方面具开拓之功的《录鬼簿》。

其他文章还有浦汉明的《千秋史笔 曲家知己——略论钟嗣成在〈录鬼簿〉中的吊词》，高度赞扬了钟氏在《录鬼簿》中所写的19首吊词，认为其兼有史传与吊祭文辞的特色。王振汉《丑中见美 谑浪生姿——元代钟嗣成〈南吕·一枝花·自叙丑斋〉赏析》一文则肯定了钟嗣成《自叙丑斋》的美学价值。

纵观20世纪学术界关于钟嗣成及其《录鬼簿》的研究，学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定成就：文献的整理校注较完备、重视《录鬼簿》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相关理论研究也有所发掘等。但仍有不足，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不多，期刊论文中也不乏一些泛泛之论，而且对《录鬼簿》其中所体现的理论还没有更深入的思考，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

三、21世纪以来至今（2000—2021）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戏曲事业的发展研究更为重视。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戏剧，很多剧种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戏曲研究已随之逐渐成为热点，《录鬼簿》研究论著更是层出不穷。这一时期《录鬼簿》的研究出现了新开拓，突出表现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尤其是目录学学科。专著编纂也呈现出新特点，如果说20世纪关于《录鬼簿》的研究主要是将其作为独立个体展开专题性研究，21世纪学界则更多将其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进行综合性研究。

（一）《录鬼簿》研究的新开拓

孔繁信的《关于钟嗣成的籍里行迹考》一文，考证了钟嗣成的籍贯与生平。彭伟萍《从〈录鬼簿〉与〈青楼集〉看元代戏曲的发展》、刘颖《浅析〈录鬼簿〉的戏曲史料价值》及俞为民的《〈录鬼簿〉的成书与曲学成就》进一步阐明《录鬼簿》历史地位与价值。俞为民《〈录鬼簿〉的成书与曲学成就》一文概括了《录鬼簿》的成书过程，对钟嗣成曲体观提出了新见：一是钟嗣成对元曲的曲体有着明确的界定，即钟嗣成从曲体上将散曲与剧曲分为两大类，将剧曲又分为北曲杂剧与南曲戏文，又将散曲中的“乐府”与“小令”区分出来；二是《录鬼簿》通过七类曲家的排列，展示了元代杂剧发展的三个时期；三是《录鬼簿》在记载元代曲家生平与剧目的同时，在简短的评语与吊词中，对戏曲和散曲的文体特征、功能、题材、构思、语言、音律等问题都表明了自己的见解。㉚

在20世纪浦汉明等人的版本研究基础上，葛云波《〈录鬼簿〉修订过程、时间及版本新考》㉛一文根据现存文献资料考证了《录鬼簿》三个系统（贾仲明增补本、孟称舜刻本、曹楝亭刻本）所据本的修订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葛云波将学界未充分注意到的朱权《太和正音谱》所据本与其他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其为贾本与孟本所据本之间的一个修订本，并较接近于后者，这是在《录鬼簿》版本考证中的一个新贡献。继李庆之后，张禹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在其《王国维校〈录鬼簿〉考》㉜一文中，梳理了王国维校《录鬼簿》的过程、所用版本及校注的优劣，明确王国维抄校本有三个版本：一是以明钞过录本《录鬼簿》为底本，校之以楝亭本，并以《太和正音谱》《阳春白雪》《元曲选》等书参校；二是以楝亭本为底本，校之以明季精钞本，并参照他书校注；三是以尤抄本为底本做的校本。这是学术史上首次明确王国维抄校本的三个版本，具有重要意义。但基于当时所能获见的资料基础，张禹未能得见王国维以尤抄本为底本做的校本，之后的学者进行了补充研究。李家桥《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㉝一文通过对《录鬼簿》明万历精抄本、王氏过录本、尤抄本、影抄尤本的研究㉞，考证了王国维抄校三种版本《录鬼簿》的经过：王氏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陈士可借得明抄本《录鬼簿》进行过录，期间直接订正了讹字，并以所藏《啸余谱》《元曲选》进行了初步校勘，宣统元年（1909）二月，王氏以此过录本与曹本的互校后发现二者为同一祖本。同年小除夕，王氏完成过录本与曹本的互校后，在除夕又以《啸余谱》《元曲选》来校勘曹本，使之“居然善本”。宣统二年（1010）六月底，得缪荃孙所寄影抄尤本后，未以影抄尤本参校。同年八月前后，王氏抄《录鬼簿》副本一部，赠予狩野直喜。李家桥立足于新见文献资料，考证严谨，勾勒出王国维校抄《录鬼簿》的来龙去脉，为《录鬼簿》的版本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此外，也有学人注意到《录鬼簿》吊词的艺术特色，如白亦农《盛文载英名 高韵谱真情——漫谈〈录鬼簿〉及其吊词的艺术特色》，高艳、李成的《以小见大 追索缘由——〈以录鬼簿〉中吊词〔凌波仙〕曲的艺术形式和价值为中心》等论文。

21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出现一个新特点，即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录鬼簿》作为中国第一部戏曲专科目录，对其的跨学科研究突出显示在目录学学科上。周汝英的《论〈录鬼簿〉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㉟，探讨了《录鬼簿》著录特点及对后世目录作品的影响。倪莉的《试论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㊱，以《录鬼簿》为例，梳理了我国古代戏曲合戏曲目录的概况，总结并分析了1979年至2007年的戏曲目录个体研究，指出学界对《录鬼簿》中存在的争议问题未得出定论，如版本考订、内容的分排等。唐明生于20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体批评研究》，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戏曲目录批评体的发展、勃兴及其时代背景，分析了戏曲目录批评体的体制、语体及风格特点，从目录批评体的角度对《录鬼簿》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说，他在第一章“戏曲目录渊源和戏曲批评之兴”中，详细梳理了戏曲目录的起源与发展，指出钟嗣成《录鬼簿》的著录方式是“以人类书”，并给出极高评价：“《录鬼簿》所记录的时代是中国戏曲事业最为繁盛的时代，故该书实际上成为元代戏曲、散曲的初步总结，后世欲知元戏曲、散曲者，无不从此问津。”㊲第三章指出《录鬼簿》“以人类书”的特点，即目录中先立一传，叙述籍贯、交游、职业、职务，再列所编曲目。唐明生将每种作家的创作情况列表，使《录鬼簿》中每类作家的姓名、籍贯、官职、杂剧数量、及相互间交往情况都一目了然，并列出《录鬼簿》“以人类书”著录体例对后世戏曲目录著作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学界对戏曲目录研究的系统性还不够强，将《录鬼簿》与其他戏曲目录著作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比较少，这是一个稍显薄弱的研究领域，后来治学者可深入挖掘。

（二）《录鬼簿》专著编纂的新特点

专著编纂方面，20世纪研究者主要将《录鬼簿》作为独立个体来进行专题研究，进行文献、版本的搜集整理及校注，21世纪则更多将其作为戏曲史、文学史的一部分进行综合性研究。

这一时期，钟嗣成所撰《录鬼簿·序》作为散文在文学史上受到关注，被选入相关著书，如夏传才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选读（辽金元明清卷）》，其中选收辽金元明清的文学100余篇，亦选入钟嗣成《录鬼簿序》，并对其中的词句进行注释，评该序“全文以‘鬼’字运思谋篇，层层深入，言简意赅，也不乏尖锐泼辣、诙谐幽默之笔，是一篇思想进步、艺术性较好的讽刺小品”㊳，将《录鬼簿》归为讽刺小品，透露钟嗣成的时代反思。同样，将《录鬼簿·序》作为散文选录的作品还有丁如明主编的《辽金元散文》、霍松林主编的《古代文论名篇详注》《名家赏文坊·元明清文》、潘慧惠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分册、房开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4卷等。

更多文学史类著作选择将《录鬼簿》纳入文学史的一部分，反映了我国文学史观的进步。如林甲山主编《新编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艺术卷》㊴精简地介绍了《录鬼簿》，将其纳入中国五千年文化长流中肯定了其史料价值。季国平所著《元杂剧发展史》㊵一书对元杂剧历史及戏剧文化进行考察。在绪论中，作者提到要正确认识和引用《录鬼簿》，并重点分析了《录鬼簿》的编撰体例：上下卷资料来源不同，体例明显不同，卷上作家有两辈人，次序按作品的多少排列，卷下作家大致按时代先后排列，上下卷作家时代有交叉。这客观上反映出钟嗣成编撰此书的“史”的意愿，但由于史料来源有限而事与愿违。因此季国平提醒学术界在使用《录鬼簿》作为参考文献时，必须细加审辨。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㊶一书对元代重点作家和重点作品有更为详尽的分析与论述，书中阐述了钟嗣成及《录鬼簿》在文学史中的推动作用。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编的《中国史十五讲》㊷第12讲深入简出地介绍了《录鬼簿》中的元代戏剧作家。刘明今著《中国分体文学学史·戏剧学卷》㊸一书对我国传统戏剧及其各种环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梳理，其中在第三章“元至明初的北杂剧学”探讨了钟嗣成《录鬼簿》写作的缘起、版本流传、体例及钟氏对书中所载作家作品的点评。苗怀明著述的《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㊹一书围绕中国古典戏曲重要文献的发现、整理、研究和刊印，对20世纪中国古典戏曲文献学的进程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在第四章“二十世纪新发现重要戏曲文献述略”中，梳理了20世纪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及续编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指出其戏曲文献价值，这对整个戏曲史研究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从其他角度入手的《录鬼簿》研究著述也不少。如，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徐朔方《徐朔方说戏曲》一书评价了钟嗣成《录鬼簿》的得与失，认为《录鬼簿》的“失”主要是信史之失，其记载的名公事迹与当时事实有所出入，他还指出钟嗣成区分戏曲作者的标准并不客观，而上述之失对后来的戏曲专著（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等）产生了不良影响。徐朔方因此认为“感伤旧逝而写作的《录鬼簿》，与其说是信史，不如说是感伤的诗篇”㊺。从文论角度对《录鬼簿》进行论述的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㊻，受前述陆林等人研究的影响颇深，该书肯定了《录鬼簿》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叛逆态度，并指出钟嗣成对一些戏曲家的评价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新兴文学的特征，反映了著者对戏曲创作的要求和批评标准。金艳霞、孙董霞主编的《中国古典剧论选辑》㊼则选录了《录鬼簿》序言及部分吊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钟嗣成的剧论。俞为民、孙蓉蓉所著《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㊽在第四章“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成熟：元代至明初戏曲理论概况”中，将《录鬼簿》作为元代重点戏曲理论论著，对其加以专题研究与论述，分别介绍了钟嗣成的曲体论、杂剧史论、戏曲创作论及对后世曲论的影响，增强了对《录鬼簿》研究的理论广度和深度，是对《录鬼簿》理论探讨的集大成之作。梁晓萍所著的《中国戏曲美学史》㊾则简要论述了钟嗣成《录鬼簿》的美学思想。另外，还有从音乐角度研究《录鬼簿》的，如刘干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实录》、杨荫浏所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纵观21世纪以来的《录鬼簿》研究，各阶段有继承也有创新，这反映了我国古代戏曲研究的进步。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②王国维：《〈后村别调补遗〉〈人间词话增补本〉〈录鬼簿校注〉》，海宁王氏影印1917年版。

③参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④郑振铎：《明钞本录鬼簿跋》，《文艺春秋》1946年第3卷第5期。

⑤钟嗣成等著：《录鬼簿》（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⑥［元］钟嗣成、［元］贾仲明撰，马廉校：《录鬼簿新校注》，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⑦董康辑：《诵芬室读曲丛刊》，武进董康诵芬室，1917年版。

⑧陈乃干辑：《重订曲苑》，海宁陈氏影印1925年版。

⑨［清］刘世珩辑：《暖红室汇刻传奇》，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0年版。

⑩参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⑪余尚：《钟嗣成的籍贯与生年》，《内蒙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⑫李春祥：《钟嗣成生卒年辨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

⑬陆林：《钟嗣成〈录鬼簿〉外论三题》，《戏曲研究》1998年第00期。

⑭浦汉明，《天一阁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与〈续编〉作者刍议》，《青海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⑮［元］钟嗣成、［元］贾仲明著，浦汉明校：《新校录鬼簿正续编》，巴蜀书社1996年版。

⑯王钢：《〈录鬼簿〉版本摭谈》，《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

⑰王钢：《〈录鬼簿〉考》，《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

⑱［元］钟嗣成著、王钢校订：《校订录鬼簿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⑲张志合：《〈录鬼簿〉版本新证》，《许昌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⑳李庆：《王国维抄校本〈录鬼簿〉略论》，参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6页。

㉑陆林：《元人戏剧史论初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㉒陆林：《叛逆和创新——钟嗣成〈录鬼簿〉剧学思想综论》，《艺术百家》1998年第3期。

㉓陆林：《继承和影响——试论〈录鬼簿〉历史地位》，《戏剧》1999年第2期。

㉔李春祥：《“古怪新奇”“德业辉光”——评钟嗣成〈录鬼簿〉》，《开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㉕王季思：《谈谈〈录鬼簿〉》，《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1期。

㉖杜海军：《〈录鬼簿〉：中国第一部戏曲解题目录》，《殷都学刊》1996年第3期。

㉗参见刘新文编著：《〈录鬼簿〉中历史剧探源》，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㉘参见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㉙参见王季思：《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㉚俞为民：《〈录鬼簿〉的成书与曲学成就》，《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㉛葛云波：《〈录鬼簿〉修订过程、时间及版本新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㉜张禹：《王国维校〈录鬼簿〉考》，中山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㉝李家桥：《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文献》2021年第2期。

㉞据李家桥文，明抄本为（明）陈士可旧藏，现藏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王氏过录本现藏日本东洋文库，黄仕忠等合编《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2辑第29册，收录该过录本之影印本；尤抄本，现藏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尤抄影印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㉟周汝英：《论〈录鬼簿〉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㊱倪莉：《试论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图书馆论坛》2007年第2期。

㊲唐明生：《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体批评研究》，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㊳夏传才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选读（辽金元明清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㊴参见林甲山主编：《新编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艺术卷》，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㊵参见季国平：《元杂剧发展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㊶参见邓绍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元代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㊷参见翦伯赞编：《中国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年版。

㊸参见刘明今：《中国分体文学学史：戏剧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㊹参见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㊺徐朔方：《徐朔方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㊻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㊼参见金艳霞、孙董霞主编：《中国古典剧论选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㊽参见俞为民、孙蓉蓉：《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年版。

㊾参见梁晓萍：《中国戏曲美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