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中共接收赣西煤矿局史事述论

2021-01-28 23:12雷平周荣
社会科学动态 2021年12期
关键词:赣西萍乡电厂

雷平 周荣

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在逐步夺取全国胜利的过程中,开始致力于接收城市与大型企业,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到厂矿的接收过程,或经历了激烈的冲突,或实现了和平接收,其间的历史缘由值得关注。但长期以来,学者们聚焦于中共接收企业后的管理情况,而对中共接收企业的活动则较为忽视,现有成果主要散见于地方史和文史资料①,通常是对某个护厂故事的一般性描叙,缺乏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②本文拟在系统梳理解放前夕中共和平接收赣西煤矿局史事的基础上,总结其接收企业的历史经验,以期深化对中共建政史的历史认识。

一、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主动介入

赣西煤矿局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1946年7月合并高坑煤矿局和萍乡煤矿整理局组建而成的煤矿企业,在南方各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赣西煤矿局的前身萍乡煤矿有深厚的革命传统,“在它建矿到1920年这20余年的时间里,工人自发的罢工运动和反抗斗争一直叠浪兴起,见诸史料记载的较大罢工斗争就有7次”③。1921年中共成立之后,将萍乡煤矿作为发动工人的重要基地,毛泽东、刘少奇等重要领导人都曾在这里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开展革命。因而,赣西煤矿局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为了接收矿局,主动介入建立党组织,进行宣传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萍乡地区组建了三支党组织,“一是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帮助发展建立的萍乡煤矿矿区工作委员会;二是中共闽浙赣区委南昌城市工作部帮助建立的萍乡特别支部委员会;三是隶属于中共湖南省醴陵县工作委员会的湘赣边工作委员会”。④其中萍乡煤矿矿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萍矿工委”)对矿局护矿工作贡献最多,也最为重要。

1948年7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联络员罗新民到萍乡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罗新民化名彭甲,深入工人群众中了解情况,“将原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老部员、老赤卫队员、老红军战士作为建党对象,先后发展范明庆、谭汉卿、易迪楼等人入党”⑤,并在1949年3月,在安源建立了党支部。同年8月,毕业于湖南大学工学院机电系的中共党员郭昌荣被分配到赣西煤矿局泉江电厂,中共长沙市工委随即指示他利用合法身份,发动群众,重建党组织。郭昌荣到萍乡后即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群众,宣讲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思想认识,发展了沈权、王正林、管永清等人入党。1949年3月,安源、泉江相继成立党支部,郭昌荣出任书记。

1948年,原长沙《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中共党员孟树德由于在报刊上批评国民党,被特务调查通缉。⑥1949年4月初,他受湖南省工委的委派来到萍乡,开展护矿工作。同年5月中共萍矿工委成立,隶属于湖南省工委,统一领导矿区各党支部的工作,孟树德出任书记、罗新民任组织委员、郭昌荣任宣传委员、游德优任联络委员。

中共在矿区的发展富有成效,解放前萍矿工委,“下辖3个总支,137个小组,共有党员997人”⑦,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党组织在矿区各部门的建立为以后的护矿行动和顺利接管创造了组织条件。

中共在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十分重视争取群众和矿区中上层的支持。从其诞生之日起,中共就特别注重宣传工作,以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主动调整宣传体制,始终坚持党对舆论宣传的领导、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宣传内容和策略”。⑧

罗新民、郭昌荣等共产党员到矿后,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透露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1948年底,罗新民就经常到工人胡发荣家中,“从叙谈矿方反动派对工人的压迫剥削到宣讲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以及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从而指明了工人斗争的方向,消除了工人们的疑虑。”⑨在中共党员的宣传攻势之下,一大批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阶级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自觉地加入到护矿的行列中来。

中共地下党员在争取工人群众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矿局的中上层人士开展政治宣传。倪光辉“从湖南长沙发出宣传品,寄给矿局负责人,向他们宣传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胜利形势,讲清党对新解放城市和对待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的各项政策,指明只有依靠工人阶级,为保护好矿山作出贡献,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⑩。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宣传攻势下,加之北平和平谈判失败,矿局总经理郭象豫的和平期望破灭,1949年4月之后他积极转变态度,开始主动配合护矿工作,等待解放。⑪同时,中共地下党员在矿局重要武装力量矿警队中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得到了泉江电厂矿警分队长李其全、高坑矿警大队队长董连城、矿警总队副队长刘葆国等人的支持。⑫中共地下组织与泉江电厂厂长宁强华、矿局分管机电的协理陈邦枢等人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为其后共同保卫泉江电厂准备了条件。

二、矿局职工自主性组织的建立

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国统区内各个工厂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赣西煤矿局也不例外。赣西煤矿局的主要客户是浙赣、平汉、粤汉等铁路局及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招商局等公司。随着长江以北地区的解放,浙赣路局成为了矿局唯一的购煤对象,不久,浙赣路局也在战争的波及下,因经营困难无法偿还矿局的煤款,导致矿局“经济陷于绝境”⑬。这时护矿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厂方和广大职工认识到护矿关乎他们生存和发展,他们护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开始显现。为了应付日益加剧的危机,矿局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成立了员工互助委员会来解决员工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成立了护矿团来保卫煤矿的安全。

(一)成立保障员工生活的互助会

1949年4月以后,矿局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萍矿工委为了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号召各单位党支部要求党员带头发扬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同时积极推动矿局出面成立领导全局员工的互助组织。⑭

在中共地下组织宣传工作的影响下,矿局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转变。1949年5月4日,矿方当局在矿警总队队部召开了赣西煤矿局员工互助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矿局各单位的负责人及选派的员工代表,共计43人。会议由矿局总经理郭象豫主持,通过了赣西煤矿局员工互助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并决议“自五月起所有员工一律改发维持费”,并规定“员工每人连同眷属每月所得食米,不得超过本人原来公家规定之待遇数目;员工本人每月配米超过三十市斤,每加配一市斤其眷属每人得配给食米半市斤;每户以三大口为限,两小口折算一大口,年龄在五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为一小口,不满五岁者不计。”⑮此种办法在减轻矿局经济负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广大员工的基本生活。

员工互助委员会由郭象豫担任主任委员,其任务有四项:其一,关于矿区及员工安全之筹划与推进事宜;其二,关于紧急措施之决定与推进事宜;其三,关于矿局经济措施与调度收支之检讨改进事宜;其四,其他重要公务之检讨与推进事宜。⑯互助会成立后向全局员工发布了《告全体同仁书》,首先说明了矿局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经济情形越来越紧,到目前更是严重万分,连带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现在事业本身正在严重关头,我们的困苦也将从此开始”。其次强调广大员工要团结一致保护煤矿。最后提出了四点具体要求:一是保护矿局一切机器设备、房屋建筑及井下巷道的完整;二是保护材料工具车辆及其他共有财产簿册的完整并严防窃盗;三是维持矿区秩序,不论在任何状况之下均保持宁静、严守岗位,四是忍受艰难、埋头苦干决不做有害无益的举动⑰,号召大家一致行动,共同努力,共克时艰。

(二)成立保卫矿局的护矿团

1949年5月13日举行的第二次赣西煤矿局员工互助会议,通过了成立护矿团的决定。根据护矿团的工作章则,团长由员工互助委员会主任委员郭象豫担任,副团长由产业工会理事长及矿警总队长分任之,矿局的员工警皆为护矿团团员。护矿团下设萍乡、高坑、王家源、安源、泉江及株洲6个分组。萍乡、高坑、安源3个分组下设25个小组,泉江、王家源、株洲3个分组均不设小组。护矿团的具体任务有四项:一是保护矿局一切机器设备房屋建筑及井下之完整;二是保护材料工具车辆及其他一切公有财产暨档案簿册之完整并防窃盗;三是矿区秩序之维持;四是员工及眷属生命财产安全之保卫。⑱

护矿团成立之后,各单位相应地组织了巡逻队,“队员佩戴袖标,手执木棒或铁棍,在矿区周围所辖地段,分日夜轮流值班放哨巡逻”⑲,以防矿区的各种物资被盗。护矿团的成立使得每一个员工都加入到保护矿局的行列中来,对于团结广大员工保卫矿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多方合力下的和平护矿

护矿运动最危险最关键的阶段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广大职工阻止国民政府拆毁工厂设备的行动。1949年以后的矿局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矿局广大职工为了保卫矿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1949年4月,已经迁移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多次发电要求矿局将主要器材和设备随同职员都搬迁到海南岛。中共地下党员在渡江战役后,即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赣边区先遺支队政治部的名义,发表了《告赣西煤矿局全体员工书》,号召全体员工团结起来,反对疏散和破坏,保护矿山,将矿山完整地交给人民接管。同时,还发表了《警告矿山当局的公开信》,同矿山当局交待党的政策,要他们“丢掉幻想,转变立场,靠拢人民,在保护矿山中立功赎罪”⑳。中共地下党员在广大职工群众的支持下,促使矿局的领导对国民政府的电告要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㉑。最终,在国民政府没能左右当地军队的情况下,矿局取得了反迁移的胜利。此后,中共地下党员和广大职工又在催还银款和保卫电厂上相互配合,成功地保卫了煤矿。

(一)矿方催还被湖南省政府扣留的银款

随着时间的推移,矿局面临的经济问题越发严重。在1949年5月初,矿局的“现款和粮食,照每人每天二斤米的办法,仅能维持四十天”。㉒为了应付严峻的局面,矿局在紧缩开支的同时,积极争取现款,除向交通部请求拨发浙赣路局的欠款外,还派高济民处长到广州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请款,以解燃眉之急。据相关档案记载:孙越崎委员长“垂念本矿艰苦,特予格外设法,答应筹款接济。经多日奔走,一直到五月下旬才把款子筹妥,交给徐桂芳、管敬伯两君黄金五百五十港两(合市两六百六十两)和银元一万二千元运回,另外由广州汇长沙湖南省银行银元两万元”㉓。

矿局接到广州的电报之后,命令管敬伯携带银元一万二千元先行回矿,黄金则交由徐桂芳带到长沙兑换银元(黄金在萍乡无法兑换,历来是在长沙兑换),连同兑取湖南省银行承汇的两万元银元,一并运矿。同时,矿局又加派曹静伯、王立国等人携同多名矿警到长沙接运。在徐桂芳抵达长沙后,会同驻长沙人员将黄金兑换成银元,并且将存放在湖南省银行的摊款取出,除留下四百余元给长沙通讯处使用外,共获款项银元五万八千六百元。5月29日清晨,押运人员将银元运到长沙火车东站,11时许遭到湖南省稽查处盘问,随后稽查人员强行将银元送到警备司令部,将矿局银元和矿警枪支扣留,只留下三名押运人员负责看守,让其他押运人员回去听信。30日晨,警备司令部通知押运人员将银元送到湖南省政府,说是奉湖南省主席程潜批示:“扣留银元送湖南省银行保管,押运员警交保释放,押运枪枝由警部保管”㉔。押运人员只能照办。

在此危急情况之下,押运人员一边给矿局总经理郭象豫打电话,请求他速来长沙交涉;另一边给孙越崎委员长发电报,请求他发电报督促程潜速将银元发还。孙越崎的电报先到,文曰:“赣西煤矿局经济拮据,职工已濒饥饿线上,该款确系该矿经费,由穗拨长转萍,务请即赐放行,以济眉急。”㉕31日,郭象豫抵达长沙,分别拜会了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白崇禧(此时武汉已解放,白崇禧南下来此)、湖南省主席程潜,向他们说明银元被扣和矿局员工嗷嗷待哺之情形。白崇禧表示同情并打电话给程潜督促其速予发还,但省政府杨秘书长却宣称:“资委会欠湘省府款甚多,虽然承认这笔银元是本矿公款,但是要用以抵账。”㉖郭象豫据理力争,但毫无结果。此后,他四处找人说情,天天往省府跑,为了面见省主席程潜往往要等上四、五个小时,“受尽了侮辱与欺骗”㉗,省府则百般推脱,置矿局数千员工的生存于不顾。

萍矿工委知晓上述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矿局全体员工的名义,向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发电报,“矿局存米已罄,万口嗷嗷不可终日,待款救济不啻大旱之望雨”,请求迅速发还银款。㉘另一方面在萍乡当地四处联络,大造社会舆论,争取更加广泛的支持。萍乡县参议会、县党部、军警稽查处、萍乡总工会,湖南旅萍同乡会等地方机关和社会团体纷纷发电报声援,请求早日发还银元。与此同时,长沙《小春秋》《中兴日报》《中国劳工日报》等报刊也纷纷加入到声讨的行列中来。《中国劳工日报》在6月9日专门发表的《被扣银币宜速发还》的社论中称:“员工嗷嗷待哺,需款孔急……迫于日食,正在酝酿罢工。”㉙请求早日拨还银款。12日,更是以《劳工声明:集体自杀》为题,敦促湖南省政府及早发还被扣银元。

在矿局的不断追讨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程潜手谕湖南省银行先付一万元。对于余款,郭象豫则继续追讨。6月17日又派遣了易迪楼、沈权、黄筱山、郭桂茂等人组织了请愿代表团,到长沙向湖南省政府请愿。6月以来,湖南各界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扣押矿局员工生活费所造成的舆论压力也不容小视。㉚湖南省政府被迫分批发还银款,“到六月二十七日先后在长沙发还了二万五千元,其余三万三千余元,答应在广州由资源委员会拨付省政府的锑款内扣还,所以又在广州取回了二万五千元”㉛。至此,矿局被扣银款如数取回。

在萍矿工委的支持下,矿局成功地索回银款,其意义相当重大,当时矿局的经济状况已濒临崩溃,如果银款不能索回,矿局广大员工的生活就没有办法维持,矿厂也就无法保全。

(二)萍矿工委和矿局职工共同保卫泉江电厂

6月下旬,随着解放大军临近萍乡,矿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矿局是国民政府在江南地区重点建设的煤矿,各种物资较为丰富。白崇禧集团军队在溃败之时为了抢劫物资,极有可能将矿局的物资器材运走,即使不运走,也可能采取破坏矿山的行动。

泉江电厂位于浙赣铁路的泉江车站,装有1000千瓦的透平发电机两部,2000千瓦的透平发电机一部,总装机容量达4000千瓦,为江西全省最大的发电厂,亦为赣西煤矿局的总动脉。电厂一旦遭到破坏,矿局的一切机器设备就要停用,将导致矿井被水淹没,抗战中安源煤矿的悲剧就会重演。有鉴于此,萍矿工委将保卫电厂作为护矿的重点,提出保护电厂的三条具体建议:“一是如遇国民党军队破坏,即向他们申诉利弊,进行和平谈判,利用金钱收买,采取掩人耳目的办法搞假破坏;二是立即组织工人拆卸重要机器设备的关键零件,转移隐藏;三是在上述两点无法实现时,立即组织武装护矿。”㉜另一方面,萍矿工委通过员工互助会向矿局提出,如遇令拆迁,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萍矿工委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赣边区先遣支队政治部”的名义,将护矿的三条措施告知矿山当局。总经理郭象豫权衡利弊接受了萍矿工委的意见,对于国民政府发布拆迁设备、转移后方的命令,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7月15日,泉江电厂支部通过地下党员田承善向驻电厂的矿局协理陈邦枢转述了提前拆卸电厂主要设备的零部件的建议。陈邦枢同意并支持这一作法。于7月16日开始,动手拆运小型发电机三部、锯木机一部,以及一些重要零部件分散转移隐藏起来了。㉝

18日早上,国民党四十六军工兵营第三连赖在民连长来泉江电厂口头通知驻厂的陈邦枢协理称:“奉令于即日晚二十四时左右破坏电厂,并请陈协理转嘱电厂各员工及员工眷属立时疏散,以免无谓牺牲”。㉞陈邦枢在赖连长离厂后,一面通知矿局和高坑工程处,一面告知共产党员郭昌荣。消息传开后,全局员工极为惶恐,因电厂乃员工及眷属生命之所系,各方都积极行动起来保卫电厂。郭昌荣马上与罗新民商议,决定兵分三路:第一路由谭汉卿、管永清组织以地下党员为骨干的代表团,找郭象豫重申保护电厂的措施,望其深明大义,在物资和金钱上给予支持;第二路由以罗新民为首,将地下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到矿警队借枪,组成便衣护厂队;第三路由郭昌荣坐镇电厂,统一部署应急措施,动员各矿井的矿工赶来泉江拆卸和转运机器,又指派高坑汽车站支部组织破路队,做好谈判破裂、破坏铁路阻敌增援的准备。㉟

郭昌荣又与李其全到萍乡矿警队总部,向副总队长刘葆国提出保护电厂的措施,并请他转告总经理,希望总经理果断行动,保护电厂。同时要求刘葆国先派人与赖连长谈判,试探口风,同时也为拆卸、隐藏器材争取时间,并查明赖连长在萍乡的地址后,派矿警队雇员魏子卓与赖连长先行协商,商谈结果似有机可乘,就约定午后再来具体协商。

以谭汉卿、管永清为首的代表团与郭象豫反复交涉后,郭象豫同意以矿局的名义与赖连长谈判,并支出2000银元作为谈判经费和暗中指挥矿警队配合。㊱另一方面电厂的主要器材都已拆卸隐藏,大部分员工和眷属也撤离。鉴于“赖连长在城,其破坏负责人潘连附尚在芦溪”,以防出现“款已付出,仍遭破坏恶运”的情况㊲,就又派魏子卓与赖连长接洽,希望其来泉江谈判。经过反复劝说,19日3时,赖连长在矿警队李其全、魏子卓的陪同下到达泉江电厂进行谈判。

在赖连长未到电厂之前,“辛督察长与各工人代表等,已计划一切应付办法。将携去现款,分给各工人代表多少不等,表示系临时凑集,以为讨价还价之余”㊳。刚开始谈判时,赖连长要价一万银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商定1200银元。钱数确定后,为使赖连长确有保证,“坚请赖连长亲赴芦溪与其潘连附面洽妥当,归来携款回城,赖连长接受此意即乘机车头前往芦溪,赖连长到芦与其部属洽商后,连夜赶回泉江,留致潘连附命令一纸,士兵二名,嘱待潘连附列车过泉江时交递,令其经过泉江站不必停车”。㊴款项交给赖连长后,泉江电厂得以保全。

成功地追回银款,维持矿局广大职工的生计;保卫泉江电厂,避免矿局重蹈抗战中安源矿被水淹之覆辙。这标志着矿局的护矿运动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矿局以缴纳赎金的方式保护了电厂,并不是矿局的首创,在护厂运动的后期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例如贵阳电厂解放前夕,为了避免流血事件和保卫电厂,厂长臣奚长年使用了同样的方式,成功地保护了贵阳电厂。㊵

四、历史的经验

1949年7月23日,萍乡县城解放。8月1日,中共宣布正式接管赣西煤矿局。在矿局广大职工和中共地下党员的有力配合下,中共接管人员顺利而完整地接收赣西煤矿局。至此,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矿局的护矿运动取得完全的胜利。通过对赣西煤矿局接收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成功接收的历史经验在于:

其一,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主动介入矿局事务。在按管之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就积极介入工厂,在工厂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积极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提高工人的思想认识,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争取工人的支持和拥护。与此同时,对于工厂中的上层领导,往往恩威并施,既宣传中共对相关职员的政策,又对他们提出警告,最终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

其二,注重发动群众力量,推动员工组织的成立。中共地下党员的力量在国统区内是有限的,但是他们依靠广大职工,结成广泛的联盟,成立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加入护厂行动。如成立员工互助会、组织护厂队等。例如,淮南煤矿局的职工们同样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和影响下成立了职工互助会和护厂护矿队,为保卫淮南煤矿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㊶

其三,利用合力,采取相对和平的方式阻止国民政府迁移和破坏工厂的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厂职工为了应对国民党的破坏行动都倾向于采用金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并不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就一定能达到护厂的目的,例如以简国治为代表的重钢职工在撤运重钢发电厂炸药的过程中,定时装置引爆了炸药,不仅厂房和发电设备被炸毁,而且导致了简国治等17名护厂职工的壮烈牺牲。㊷客观地说,在新旧政权更迭的过程中采取和平抗争的方法是比较科学和正确的。在国统区内敌我力量悬殊,中共领导下的职工如果采取过激的行动反而会激发矛盾,更不利于保护工厂。

注释:

①比如中共淮南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淮南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唐山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 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等,这些书籍中都有对中共接收企业活动的相关描述。

②比如沈以行、张培德:《三十年前上海工人阶级的护厂斗争——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北京供电局党史局志办公室:《解放前夕北平电力分公司的护厂斗争》,《北京党史研究》1989年第6期;刘学洙:《鲜为人知的护厂功臣奚长年——贵州电厂解放史话》,《贵州文史》2014年第5期;袁念琪:《上海纺织解放前的护厂故事》,《东方企业文化》2020年第1期等。

③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江西党史资料》第32辑,《江西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④⑦中共江西省萍乡市组织史资料编辑组:《中国共产党江西省萍乡市组织史资料》,1992年内部刊印。

⑤薛世孝:《中国煤矿革命史(1921—1949)》下册,煤炭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73页。

⑥孟树德:《回忆醴陵、萍乡黎明前的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⑧孙士庆:《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上海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⑨胡效铨:《萍乡护矿斗争纪实》,政协江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红土地的曙光》第3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219页。

⑩⑭⑲㉚㉝㉟张振初、刑来仪:《萍乡煤矿解放前夕护矿护厂斗争简述》,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萍乡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内部刊印,第47、46、53、51、56、57页。

⑪刑来仪:《解放前夕郭象豫在萍乡煤矿》,江西萍乡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萍乡煤炭发展史略》,1987年内部刊印,第213—214页。

⑫⑳㉜㊱《萍乡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萍乡矿务局志》,1998年内部刊印,第131、130、132、133页。

⑬⑮《赣西煤矿局员工互助委员会会议记录》,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4—231,1949年5月4日,第103、103—104页。

⑯《赣西煤矿局非常时期员工互助委员会组织规程》,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4—224,1949年5月8日,第22页。

⑰赣西煤矿局员工互助委员会:《告全体同仁书》,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4—222,1949年5月7日,第13页。

⑱《赣西煤矿局员工互助委员会产业工会护矿团章则》,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4—224,第18页。

㉑㉒㉗㉛郭象豫:《赣西煤矿在解放前的一般情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9—1—000074—002。

㉓㉔㉖赣西煤矿局员工互助委员会:《全体同仁》,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4—222,1949年6月18日,第18、18、18页。

㉕《赣西煤矿局公款被警备司令部扣留》,《小春秋》,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4—222,1949年5月31日,第23页。

㉘《电报二》,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4-222,第20页。

㉙《被扣银币宜速发还》,《(长沙)中国劳工日报》,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4—222,1949年6月9日,第25页。

㉞王肇农、张守仁、辛鸿信等:《报告》,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4—479,1949年7月22日,第5页。

㊲㊳㊴刘葆国:《报告》,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藏,档号:3—7—479,1949年7月26日,第2、3、4页。

㊵刘学洙:《鲜为人知的护厂功臣奚长年——贵阳电厂解放史话》,《贵州文史》2014年第5期。

㊶中共淮南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淮南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㊷中共大渡口区委党史研究室:《1949年的重钢“护厂运动”》,《红岩春秋》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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