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媒介研究的学术想象
——评《转向媒介：中国传播史的探索与反思》

王家东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媒介技术的革新，新闻传播研究也面临着重大变革。一方面，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与话语系统在进行迭代与转型，“空间转向”“媒介转向”“物质性转向”以及“身体转向”等媒介研究热点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新闻史研究中新的研究视野也被屡屡提及，“重写新闻史”“新新闻史”“口述新闻史”“媒介考古学”等历史写作范式在不断的重塑我们对媒介史的认知。唐海江教授所著《转向媒介：中国传播史的探索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一书便是呼应这些研究转向的著作。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兼具以上两方面的理论视野，将媒介研究的话语变迁与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更迭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由媒介史研究通达媒介理论研究，体现出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论视野，也激活了媒介与新闻史研究的学术想象力。

该书是作者的论文自选集。全书共分三部分，收录了作者写作于不同时期的17篇文章，汇聚在一起却呈现出独特的面向。其中：第一部分“视野与方法”关注媒介与新闻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论问题；第二部分“探究意义”关注近现代报刊社会文化意义的生成，属于新闻思想观念史研究的范畴；第三部分“转向媒介”则从媒介史的角度为新闻史写作提供了一种新路径的示范。

一、媒介转向的知识理路一种

以媒介转向为代表的众多不同的转向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当然也有着不同的理论旨趣。但其背后却有着共同时代与学科背景，既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传播学研究潮流变迁影响到国内学术研究的结果，也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科面对研究的“内卷化”而内生出的重塑学科的诉求。由此延伸出更为开放的视野来审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从“学科视野调整”“研究领域拓展”“话语模式转化”以及“研究进路探索”等多个方面走向“开放社会科学”。①

媒介转向作为这些潮流中的一种，其兴起与麦克卢汉所开创的“媒介环境学派”、德布雷的“媒介学”以及欧陆传播学界的“媒介化研究”有着重要关系②。这些理论都关注到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变迁之间的关系，他们秉持的观点不是简单技术决定论，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媒介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同时，这些理论所界定的媒介要远超大众传媒的范畴，而更具泛媒介特质。如德布雷认知的媒介不仅仅是符号内容，也“并非孤立的物理机制或物质实体，而是设备一载体一方法系统的集合体系”。③

媒介转向给予我们新的方法论视角来看待传播现象。第一，媒介范畴扩大，以往被遮蔽的媒介物质性与制度性重新被看到。第二，媒介的主体性被挖掘出来，媒介不再是简单的传播通道与载体，而成为可以建构社会的力量。第三，媒介史观重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及其目的论的终极归宿，被知识考古与谱系学所建立的分散、断裂的认知所取代。第四，迈向媒介（技术）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构成新闻传播学的元理论，从而回答媒介起源、发展以及之于人类文明意义的元理论问题。

《转向媒介：中国传播史的探索与反思》一书正具有这种媒介转向的示范意义。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书名使用“转向媒介”而不是“媒介转向”，便是强调作为动作的转向，“突出转向的过程性与实践性，即任何一种转向都是立足于既有的学术史及其脉络，从既有的研究状况中探索和反思，延伸出媒介视野的问题”④。可以说，这一路径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的知识理路：第一，学科理路，在该书的引言中，作者以个人的学术履历为例，详细介绍了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媒介学等学科是如何影响自己的研究；第二，新闻史研究范式变迁的理路，该书呈现了作者在不同时期采用政治文化视角、社会建构视角以及媒介学视角来进行新闻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由新闻史迈向媒介理论的知识理路，作者的研究路径有着从传统的新闻报刊史转向媒介研究过程，从而形成其媒介与新闻史研究的独特理论框架。

二、新闻史研究的自反性

新闻史研究是在一般历史研究的框架内。历史研究正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历史叙事意义的消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基础与认知，历史研究走上了一条“自反性”的道路⑤。而知识社会学话语中的自反性指涉行动中的反思性、自我对抗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等多重内涵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史研究的自反性话语立足于学者批判性的审视传统新闻史研究的方法与视野，并基于这一审视修正观念，付诸新闻史研究的实践中。

国内新闻史学界对新闻史写作方法的关注由来已久，受已有的各种历史观、范式或者教科书体例的影响，研究者形成了相对定型化、同质化的认知体系⑦。作者认为，在近代新闻史研究中，主要存在三个视角：阶级分析视角、本体研究视角以及现代化视角⑧，这些研究视角是统一的，更多是将新闻史的研究纳入到近代中国100多年的救亡图存、寻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也造成了新闻史研究的困境。“新闻史学研究自身持续发展的乏力（如人才、研究对象单一）以及如外界的种种批评指向（如过于偏向考据、内容过于平面、缺乏问题意识、编年史倾向等），更为深层的，也许是传统新闻史研究对新闻史的想象的枯燥和贫乏，使研究与原本丰富生动的新闻史逐渐远去”⑨。

该书探索了新闻史写作新的可能，先后提出“政治文化视角”“社会建构论”“以媒介为方法”等三种新闻史写作的不同范式。这种不断的反思与范式的迭代正体现出作者新闻史研究的自反性特征。当然范式的迭代并不意味着哪一种范式更为正确，从来就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的”新闻史研究方法，也不存在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新闻史的“事实”便会“真相”大白的可能。范式的迭代只是提供了思考的不同维度，让人们从不同的侧面来接近历史。

自反性也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该书的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所收录的文章便是呼应理论的新闻史写作实践。其中第二部分“探究意义”侧重于以政治文化视角与社会建构论视角，来理解新闻史中的“意义”生成。其研究实践多属于传统报刊研究的范畴，使用话语分析等方法，审视近代以来的报人组织、妇女形象、民族主义话语以及舆论空间等问题。第三部分“转向媒介”则提供了“以媒介为方法”研究媒介史的案例。其中收录的4篇文章，分别关注了建国初期湖南宣传网的建设问题、互联网革命下新闻传播学科的重构问题、新闻摄影在近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清末民初袁世凯与《北洋官报》的关系问题等。文章内容大概涵盖了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不同的媒介形态，既关注物质性，也关注制度性，以一种非连续性、分散性的形式，“使我们抓住历史事件的真正复杂性。这种方法试图拆解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锁链及其目的论的终极归宿”⑩，这一方式也正符合福柯的谱系学以及媒介考古学的认知方式。

三、方法论的范式

库恩的范式理论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分析框架。按照库恩对范式的界定，范式是一套概念、理论、工具和方法论的总和。⑪而研究范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研究的本体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可提供关于某一研究领域的基本的理论认知框架，为进一步探索提供共同的方法论指导。该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范式意义，先后提供了媒介与新闻史研究的三种视角：政治文化视角、社会建构论以及以媒介为方法。

在作者看来，以政治文化视角切入到新闻史研究，就是要把握与新闻史相关的政治主观因素。政治文化特有的结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心理三个层面）和内容（理性与非理性的两种性质）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在具体研究中可用来解释政治文化活动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政治心理因素对传播活动的影响、沟通阶级分析与个案分析、突出受众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地位、对受众与传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行分析等多方面的问题。⑫

社会建构论则提供了关于新闻史的一个新的认知维度。“新闻史是一个由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相互建构的持续过程”，由此也呈现出新闻研究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带来了新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从结果研究转向过程研究，从静态分析转向互动分析”。在作者看来，以社会建构视角研究新闻史，最终会关注对媒介行动背后的各种意义的探寻，“意义分析由此成为理解新闻史的一个关键环节”⑬。

以媒介为方法则是“一种视野，一种总体的研究取向，一种方法论的实施”⑭。作者从麦克卢汉与德布雷媒介研究的观念出发，审视媒介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探索包含技术史的文化史与文明史进程，从而思考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媒介与人的关系。作者认为媒介可以具有关于文明的阐释力，媒介“不仅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且是一套包含价值立场、世界观且逻辑自洽的方法论”⑮。

范式的示范意义上，还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传统的新闻史研究主要使用文献资料的历史分析法。作者认为新的研究范式需要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心理分析”“话语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等方法，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采用。⑯其中话语分析在今日新闻史研究中已经不再陌生，我们重点看一下历史心理分析与实证分析的运用。作者以梁启超为例，分析门人意识对康梁关系的影响，“使梁启超左右为难的既不是学术分歧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二人政见的背离，而是传统政治文化带来的师生伦理规范（或人道），以及当时知识分子对这类规范的普遍认同所带来的心理压力”⑰。再如对袁世凯与《北洋官报》的相互建构关系的研究，他认为，“对于袁世凯而言，借助新式报刊，固然让其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旧官僚形象，为其赚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从而获得新生；但是，《北洋官报》毕竟仍处于旧体制之内，以体制内意见为俯仰，如果在制度安排和配置无法突破的话，新媒体的躯壳下仍然是旧体制的灵魂”⑱。而“对传播内容计量和传播主体的材料统计”为主要形式的实证分析，也有独特的示范意义。如对清人报刊组织成员的籍贯与团体归属的数据统计，对建国初期湖南省宣传网建设中宣传员、报告员数据的统计就很好地佐证了相关的研究观点。

结语

总之，该书不仅是个人学术史的梳理，作者作为媒介巨变时期的参与者，该书也成为近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科与研究范式转型的一个见证。从学理的角度看，该书兼具媒介学意识、新闻史研究的自反性以及方法论的范式意义。对于读者来说，可以借此书一窥媒介学与新闻史研究的领域，开拓媒介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从而理解中国化的媒介学科从何而来又走向何方。

注释：

①姜红：《新媒介形态下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的转型》，《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②徐桂权、雷丽竹：《理解“泛媒介”时代：媒介环境学、媒介学与媒介化研究的三重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③矫雅楠：《跨越媒介，回归人文——雷吉斯·德布雷媒介研究思想及其学科价值》，《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

④⑧⑨⑫⑬⑭⑮⑯⑰⑱唐海江：《转向媒介：中国传播史的探索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5、21、9-12、24—28、44、64、15、76—77、245页。

⑤［美］伯克霍福：《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邢立军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⑥李庆霞：《现代性的反思性与自反性的现代化》，《求是学刊》2011年第6期。

⑦涂鸣华：《“去熟悉化”：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⑩吴奇：《福柯 尼采 谱系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⑪［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