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与功利主义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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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一行动在有关的特定事例中恰好引发了一些我们所赞许的效果时，尤其是当同一动机往往会在那些我们恰巧看到的其他一些事例中引发类似的效果时，我们便会倾向于将我们的赞许对象转移到那些动机本身，并且假定，这一动机产生行动的条件，是我们赞许该行动的恰当基础。

——边沁(1)Jeremy Bentham，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in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1， John Bowing (ed.)， Edinburgh: William Tait， 1838， p.11.后续的引用沿用该全集版本。

显而易见，当我们称赞任何行动时，我们就是把那些动机当作是产生这些称赞的缘由，并且认为那些行动只是心灵和性情中某些特定原则的标志和表现。外在的表现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必须向内心观察，以发现道德的品质……同样，当我们要求某些行为，或者责备某人没有作出这些行为时，我们总是认为，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应当被那一行为的恰当动机所影响，并且我们认为，如果他无视该动机，那就是一种恶。

——休谟(2)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L.A. Selby-Bigge (e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8， p.477，亦参见，p.575。(译者注： 本文对该文本之引文的翻译，部分地参考了现有中译本，参见休谟： 《人性论》，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年。原作者将该文本简写为“T”。)

我们所认为的功利主义最核心的种种思想，在边沁之前并没有呈现出它们为人熟知的形态。然而，边沁并不是伦理学史上第一个将最大幸福原则(the greatest-happiness principle)提升为一种规范性学说的人。哈奇森就曾写道：“能为最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那种行动，便是最好的行动。”(3)Francis Hutcheson，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1725， p.164.(译者注： 本文对该文本之引文的翻译，部分地参考了现有中译本，参见哈奇森： 《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高乐田、黄文红、杨海军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