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基本原理述论

刘效红

地方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编纂历史。随着地方志的不断发展，方志学应运而生。“方志学”一词始见于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甄炳昌所著的《一代志坛——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与实践》①甄炳昌：《广东地方志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05页。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为命题的方志理论专著。曹子西、朱明德主编的《中国现代方志学》一书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方志学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是现代方志学的重要标志和重要成就。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随着首轮和二轮修志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应运而生，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在方志历史、方志理论发展进程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在继承传统方志理论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了方志理论的重大变革和创新，使传统方志学理论发展为现代方志学。”②曹子西，朱明德主编：《中国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对于前人所著方志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以前的方志学和方志著作，出于时代的局限，大多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对‘异端’难有科学的解释，宣扬的是忠孝节义一类的封建伦理。”民国时期的方志学“由于缺少正确的世界观指导，方志著作对自然、社会规律性的展现还很不够，有些社会观点也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存在政治渲染、概念化等因素，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唯心主义的“果实”较多。80年代初起到20世纪末的大规模修志，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修志，方志学因此具有了鲜明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作指导。③梅森：《方志学简论》，黄山书社1997年，第3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方志学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方志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但不等于它就可以代替方志学科的具体研究，指导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和考察。①梅森：《方志学简论》，黄山书社1997年，第4—5页。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做指导，尤其是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和分析问题，就难以认清社会发展阶段的主次矛盾，分不清现象与本质，甚至是非不分、真假难辨。

方志学所具有的资治价值，体现其社会功能的更高层次。方志学理论在指导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在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从其中总结出诸多历史发展经验。随着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方志学在参与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应用或预测功能，已大大提高了地方志的价值，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资治”。

一、方志学基本原理概述

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之一。从方志产生之日起，人们对方志的研究便不断深入，直至清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认识主体来看，方志学是方志学家创立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学科体系；从研究对象来看，方志学是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学科。它研究的是方志和方志编纂、应用实践这一特殊的矛盾现象，是方志学本身的内部规律和它作为社会存在与人们发生关系的外部规律，包括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等。它要总结和概括前人方志学理论研究的经验，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想法，指导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更好地理解方志学理论、学习方志学知识。从研究任务和研究特点来看，方志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应用科学。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修志事业的发展，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方志学理论最根本的方法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观。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任务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批判继承传统的方志学理论，总结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引进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创建与完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学科体系。方志学研究方法逐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目前方志学研究呈纵深化发展态势，一些新的分支学科陆续出现，例如方志传播学、方志管理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编纂学、方志基础学等。

研究方志学学科体系构架的基本依据是恩格斯和毛泽东关于科学分类的原则。恩格斯在科学区分问题上认为：“每一种学科都有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的。”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09页。毛泽东认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个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③齐红深，王克勤：《教育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页。恩格斯和毛泽东关于科学分类的原则，是方志学学科体系构架必须遵循的哲学依据。

方志学学科体系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方志学学科体系中，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与它对研究对象分析研究的全部结论之间，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连贯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学科体系。把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使它丧失原有性质，并导致对整个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曲解。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观，方志学理论就会失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前提；如果没有方志学理论，就难以理解地方志在历史长河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重要原理。

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定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基本原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对于方志学同样适用。实践性是方志学的显著特征和最为基本的原理。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不可能是凭空主观臆造，而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客观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方志学也是如此，它的产生是中国地方志编修活动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随着方志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它对修志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并且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升华。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不断反复。其次，方志学与其他学科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方志学基本原理中的重要内容。在大百科词条中，“方志学来自地理学、历史学，但是它的发展已超出地理学和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①黄道立：《中国方志学》，巴蜀书社2005年，第2页。。由此可以看出，方志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离不开地理学、历史学、档案学、文化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支撑。自然科学对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方志学和许多学科有相通之处，它们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此外，继承与创新也是方志学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学是一门专门研究方志领域中特有运动形态的学问，其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而理论具有阶段性，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进取更新。②黄道立：《中国方志学》，巴蜀书社2005年，第1页。

二、方志学基本原理研究概况

自清代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始创方志学，至今已有两百余年。此后，许多学者从多个方面和角度对方志学学科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近年来，新方志学学科建设受到高校有关院系、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学界的高度重视。在现代化、信息化条件下，从地方志的社会属性出发思考构建以自然、社会客观存在为认知记述对象的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新方志学学科体系，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高度开拓方志的认知领域，重视方志对自然和社会认识过程及成果，提高方志活力及其社会文化知识品位，增强方志社会服务功能，对于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③史天社：《新方志学概念及其学科架构》，《西部学刊》2013年第5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显示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志理论研究特点。注意继承古代方志理论的优秀成果并在新形势下有所创新，重视吸收相关学科特别是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传媒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发挥高校和学术机构方志专家、学者的作用。尽管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是新方志理论滞后于丰富的修志实践的局面长期未获根本改变。④范洪涛：《新方志理论研究的特点及表现形态》，《新疆地方志》2010年第4期。纵观以往方志学论著，有的侧重于方志史研究，有的力求对方志编纂进行探讨，有的则以方志基础理论为重点进行论述，但缺少“方志学基本原理”或者是“方志学发展规律”的相关研究。

韩章训在其著作《普通方志学》⑤韩章训：《普通方志学》，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53页。中对方志的发展规律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在另一著作《方志学基础教程》⑥韩章训：《方志学基础教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95页。中也对方志发展规律做了相关介绍。巴兆祥、何沛东在《中国地方志发展规律述略》一文中，在宏观审视历代方志事业发展的基础上，从方志的地位由附庸渐成“著述大业”等八个方面论述了方志发展规律。⑦巴兆祥，何沛东：《中国地方志发展规律述略》，《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8期。梁耀武《方志学研究中的规律认识》⑧梁耀武：《方志学研究中的规律认识》，《黑龙江史志》1998年第6期。等，也对方志发展规律做有一定的研究。除此之外，就目前已有的方志理论研究成果而言，对方志发展规律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较少。

同地方志编纂历史相比，方志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滞后”特征。⑨来新夏，王德恒：《论方志科学》，《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5期。目前，大多方志学专著将侧重点放在方志编纂方面，即使有与方志学发展规律相关的内容，也或是一带而过，或是较为片面，或是有待进一步归纳和升华。方志学研究相对于方志编纂的实践，总体上显得比较薄弱和滞后，仍需要进一步突破与创新。

对已有方志学理论加以归纳可知，与方志学基本原理相关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理论与实践”“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等方面。

理论与实践。巴兆祥在《方志学新论》①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1—12页。一书中指出，方志学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两重性，这也是方志学不同于其他人文学科的本质区别之一。方志学理论从萌芽、发展到自成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凝聚着无数先哲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究。许多方志学家不仅是方志的理论研究者，而且还是志书的编纂者。方志学自形成之初，即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随着中国方志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方志学的理论日益系统化，具有一组逻辑严密的概念、命题体系，比如地方志的名称、种类、卷帙、类别、源流、内容、性质、特点、价值、功用、弊病、体例、体裁、章法、史志关系等；另一方面，它的实践性大大加强。这又有两层含义：其一，社会实践需要方志学理论的指导。当今，全国各地形成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和地方年鉴的热潮。方志、年鉴编纂赋予方志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探讨社会主义社会与信息化时代条件下，如何继承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并大胆创新，研究新方志、地方年鉴的指导思想以及如何在编纂过程中予以运用和体现；探究新方志、地方年鉴以及续志的质量标准、体例、篇目、详略、断限、文体、编纂方法；研讨新方志、地方年鉴、续志如何体现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探讨新方志、地方年鉴的电子化；研讨如何加强方志、地方年鉴的实用性等问题，从而用以指导新方志、地方年鉴以及续志的编纂实践，服务于编纂实践。其二，方志学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上届新方志编纂已达二十余年，地方年鉴编纂也有十余年之久，实践清楚地表明，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有许多命题值得进一步研讨，有许多问题值得理论概括。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某些方面已不适应新方志、地方年鉴编纂实践的需要。凡此种种都迫切要求方志学在指导方志、地方年鉴编纂实践的同时，不断地以被实践证明了的理论来丰富、完善自己。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充实，方志学才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史天社在《新方志学概念及其学科架构》一文中提到，理论是实践的总结。意识反映客观，客观决定意识。正确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认识符合客观事实及其规律，就成了经验，继而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就成了定律、定理、真理。确立方志学科的科学性，其实就是不断地探索方志记述对象的发展规律，并且用以指导修志及方志理论学科的建设。这是其越来越符合方志反映记述对象规律的过程；是一边探索、一边符合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也是方志理论、学科内部各种要素及其配置不断合理化的过程。②史天社：《新方志学概念及其学科架构》，《西部学刊》2013年第5期。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在其相关研究成果中论及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观点。如甄炳昌所著的《一代志坛——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方志学学科理论具有理论的系统性，而实践经验的总结往往是按照“个性化”的方法进行，这是一个矛盾；然而，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则是矛盾统一。在书中，作者力图把理论的系统性和实践性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该书写作的主要特点。③甄炳昌：《一代志坛——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与实践》，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2页。马金选在《新方志学内容范围与体系结构探究》④马金选：《新方志学内容范围与体系结构探究》，《宁夏史志》2007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新方志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明确该学科所包括的内容范围，以使方志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进而形成方志理论体系，并对修志实践给予指导。审视我国修志史，新方志学的内容范围涵盖了方志理论及实践的方方面面。

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很多方志学家在方志学研究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或主张。梁启超说“能认识方志价值，说明其真义者，莫如章实斋”，“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①张松斌：《方志学探微》，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27页。民国时期方志学研究，在清人开创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涌现出了李泰棻、王葆心、黄炎培、傅振伦、黎锦熙、梁启超、寿鹏飞、朱士嘉等一批造诣很深的方志学家。

李泰棻所著《方志学》一书共有14章。在第5章“修志之辅助学识”中，作者分别论述了修志需具备的有关学科——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语言学、谱系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李泰棻主张修志需具备辅助学识，这是他运用进化论观点研究方志。②王景玉：《方志学新探》，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58页。此外，李泰棻在书中还阐述了中国方志的社会学价值：“各地社会制度之隐微递嬗，不见于正史及各史者，往往于方志中见之，其一也；历朝文物，应登正史而未列，或在当日无入正史之资格，而以今日眼光视之，其人靡重者，亦往往见于方志，其二也；遗文逸事，赖方志以存者甚多，其三也；地方经济状况，如工商各业物价、物产等，其变迁多见于方志中，其四也；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其五也；古迹金石，可以补正史及文字遗缺者，其六也；氏族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可与他史互证，其七也。”③李泰棻：《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页。

傅振伦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主张革除旧史志“道德之空谈”的弊端，强调方志记述内容应侧重物质方面。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扬于世以来，社会嬗变（社会之嬗变，即人类之历史），恒视经济之变通为转移之理，大明。故欲阐明事理，须求当代经济状况，是扩充旧日史志食货门类目，诚当今修志之要义矣。”在这本理论著述中，他特别以通俗语言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经济是基础，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傅振伦依此理论主张方志要加强对物质方面的记述。《中国方志学通论》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崭新方志学专著。傅振伦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入方志编纂理论，是首开方志学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之先河。在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④王景玉：《方志学新探》，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81—184页。此外，赵颖⑤赵颖：《浅谈方志学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新疆地方志》2019年第2期。、梁滨久⑥梁滨久：《新方志学理论研究的进程》，《广西地方志》1994年第4期；《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2期。、邵煜⑦邵煜：《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几点看法》，《河北学刊》1985年第2期。等学者也在相关研究成果中对方志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陆振岳在《方志学研究》⑧陆振岳：《方志学研究》，齐鲁书社2013年，第63—71页。中指出：方志的记述是非常广泛的，方志学的研究领域又具有完整的体系，这就决定着方志、方志学与多种学科之间有着程度不等的关系。档案学、地理学、考古学、气象学、水文学、人口学、姓氏学、生物学、矿物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均与方志学不无相关。作者在书中，对方志学与档案学、地理学、经济学、考古学、人口学和方言学的密切关系做了详细的介绍。

巴兆祥在《方志学新论》中指出：方志学是门边缘学科。由于它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地方志书的内容涉及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人文，方志学与相邻其他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对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方志学与考古学、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历史学、地理学是与方志学最“亲缘”的学科。

随着方志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本身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不断得到加强。方志学的繁荣兴盛促进了社会科学相关门类的发展。赵嘉朱在《我国方志学的功能简述》①赵嘉朱：《我国方志学的功能简述》，《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32卷），2016年第3期。一文中，分析了方志学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

王晖认为多学科方法交叉研究方志学必须注意科际融合，“两轮修志实践证明，方志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涉及具体科学有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计量学、政治学、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科学学、社会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年代学、语言学、谱牒学、史料学、传记学、目录学、档案学、编辑学、文献学、行政管理学……”。②王晖：《方志方向方法——论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广西地方志》2017年第4期（总第205期）。

林衍经在《方志学综论》中提到，方志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其中包括若干科目。方志学与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语言学、档案学、图书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密切联系，而这种密切的联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加强的。科学发展和社会需要将促使方志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各个学科之关系，如同方志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那样，日益得到发展，越来越密切。③林衍经：《方志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8页。

张仲荧在《当代方志学探论》一书中认为，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交叉渗透，向其他学科开放”，大大拓宽了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思维空间和规范领域。方志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把方志学领域里涉及的各个学科进行综合而不是孤立的、联系的而不是割裂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且涉及一些新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④张仲荧：《当代方志学探论》，巴蜀书社1990年，第30页。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一方面从传统的方志理论中吸取合理部分，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方志理论；另一方面，又从各个相关学科吸取其理论，不断充实和完善方志学理论”⑤张仲荧：《当代方志学探论》，巴蜀书社1990年，第21页。。

1.3.4 酶切扩增物 取限切酶Rsa I 10 U，20 U Alu I限切酶+10 μl扩增产物一起在37℃温度条件下进行酶切反应3 h。反应后的最终产物在2%琼脂糖电泳凝胶进行电泳，用溴化乙啶进行定时30 min的染色， Marker为DNA分子量的作为参照柱，在紫外灯条件下观察。

陆奇在《方志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辨析》一文中指出，现代方志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支撑，特别是地理学、历史学、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学科。同时，自然科学对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现代方志学和这些学科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这些学科又有所区别。方志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⑥陆奇：《方志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辨析》，《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2期。

刘光禄在《方志学》一书中指出，方志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关系密切。他在书中对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此外，胡益祥《地方志与方志学》⑦胡益祥：《地方志与方志学》，《周口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S3期。、史念海《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⑧史念海：《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中国地方志》1981年第5期。、吕志毅《方志学的文学价值》⑨吕志毅：《方志学的文学价值》，《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王照伦《方志学研究中的数学工具》⑩王照伦：《方志学研究中的数学工具》，《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巴兆祥《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⑪巴兆祥：《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3期。、邹身城《方志学与家谱学》⑫邹身城：《方志学与家谱学》，《中国地方志》1982年第3期。、彭平一《论方志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⑬彭平一：《论方志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6期。、李纯远《方志学与人口学之桥——评<人口志编纂学>》①李纯远：《方志学与人口学之桥——评<人口志编纂学>》，《人口与经济》1993年第4期。、王会世《从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看地理志的编纂》②王会世：《从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看地理志的编纂》，《沧桑》1995年第4期。、王华娣《方志学与人口学关系论略》③王华娣：《方志学与人口学关系论略》，《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刘辰《学科建设中的概念研究》④刘辰：《学科建设中的概念研究》，《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郭永生《方志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浅论》⑤郭永生：《方志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浅论》，《黑龙江史志》1994年第2期。等均对“方志、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做出剖析与解读。

继承与创新。巴兆祥《方志学新论》论及方志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他认为：人类科学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的重要方式为继承。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继承即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取其合理内核，加以创新。方志学的继承性有两大特征：第一，继承传统方志理论。传统方志理论发端于魏晋时代，历朝历代多有创新和发展，明清以后发展更为迅速。继承传统方志理论，最主要的是继承清代章学诚、戴震、王棻、李兆洛以及民国时期傅振伦、朱士嘉、李泰棻、王葆心等人的方志思想。他们的方志学观点与主张，有许多已被现代方志学者所吸收，构成方志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第二，继承其他学科的成果。方志为古今之总览，涉及自然地理、宗教、民俗、教育、管理、政治、经济、数字统计等方面的专业内容。专业内容有它自己的个性，继承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引进、借鉴其理论知识及方法论，有助于增强志书的科学性，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方志学的学科内容，体现了方志学的融合性和现代性。⑥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张松斌在《方志学探微》一书中指出，创新是由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促使社会历史的各方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替，新生事物的产生，新的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等等，决定着志书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其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志书记载的内容也越来越繁多。其三，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尤为深刻，要反映这种认识必须做纵深记述。

韩章训在《普通方志学》一书中指出，凡熟悉学术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引进相关学科的成果作为自己理论思维的直接依据，这本来就是古往今来许多新学科初创时的常用方法。清代章学诚在创建方志学时也曾借鉴了传统史学理论，并以此作为自己方志理论思维的直接依据。⑦韩章训：《普通方志学》，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9页。韩章训在《论方志学的转型升级》一文中也提及“扬弃”的概念。他认为，方志学作为方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同方志事业一样实施转型升级新战略。方志学转型升级的目标，就是把方志学建成一个具有独立性、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学科体系。其转型升级的任务就是实现从传统型向当代型、从单书型向系统型、从粗疏型向精密型的三个转化，并以扬弃历史遗产、总结当代经验和借鉴相关学科作为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⑧韩章训：《论方志学的转型升级》，《广西地方志》2019年第3期。此外，韩章训在《论方志学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的转换》⑨韩章训：《论方志学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的转换》，《黑龙江史志》2001年第6期。一文中也论及“继承与创新”的观点。

来新夏在《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一文中提到，方志学理论的萌芽与发展是和各个历史时期的修志实践密切联系的。方志学的理论是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在魏晋以前，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只能从《禹贡》《水经注》《汉书·地理志》和《越绝书》等著述中寻得踪迹⑩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沈松平《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①沈松平：《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4期。一文指出，民国时代的志书，无论在义旨、体例、内容还是编纂手法上，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作者以方志学家余绍宋的方志观为研究视角，系统阐述了民国志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权威章氏之说的继承和超越。

此外，在唐振常《继承传统，建立新方志学理论》③唐振常：《继承传统，建立新方志学理论》，《中国地方志》1990年第4期。、梁耀武《“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④梁耀武《“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要子瑾《地方志编纂系统工程——方志学》⑤要子瑾：《地方志编纂系统工程——方志学》，《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S1期。、王广荣《试论我国方志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⑥王广荣：《试论我国方志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1期。、韩章训《论方志学发展历程》⑦韩章训：《论方志学发展历程》，《新疆地方志》2016年第3期。、曾荣《论近代方志学的渊源与转变》⑧曾荣：《论近代方志学的渊源与转变》，《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0期。、黄鑫《新时期文化建设视域下的方志学发展浅谈》⑨黄鑫：《新时期文化建设视域下的方志学发展浅谈》，《宁夏史志》2018年第6期。、吴建雍《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构建现代方志新学说——评<中国现代方志学>》⑩吴建雍：《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构建现代方志新学说——评<中国现代方志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张航、王艳《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轨迹初探》⑪张航，王艳：《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轨迹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等研究成果中，对方志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也有所涉及。

三、方志学基本原理观点

方志学是一门古老又常新的学科，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萌芽于宋元明时期，成形于清代，成熟于民国时期，发展于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面繁荣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称其古老是因为方志产生较早，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编纂方法与制度保障。自魏晋以来，一些学者就开始对方志的起源、性质、功用等问题进行探讨，逐渐形成初步的理论研究体系。称其常新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们对方志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深入，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对方志功能与价值的认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深入，体现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面貌，方志学的理论研究逐渐丰富起来。⑫刘莹：《当代方志学理论及问题研究》，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1，未刊稿），第86页。

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状况主要是由学科体系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规律所决定的。可以说，规律和基本原理是方志学学科发展的基石。方志学基本原理可以归纳为以下六条：

（一）方志学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体

实践性是方志学最为基本的原理。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理论源自修志实践。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方志学的理论，是随着方志编修的实践过程逐渐地形成的。前人在长期编纂方志的过程中，创制体例，总结经验，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或见解。到清中期，章学诚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基础上，结合自己修志体会，提出方志学理论。与此同时，方志学又服务于方志编纂实践，在方志编纂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也使后人在方志学研究过程中少走弯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方志学理论不直接研究方志编纂实践和过程本身，方志学的研究成果也不直接应用于方志编纂实践，它对方志编纂实践的作用也是间接的，是通过指导记述方志编纂实践收到信息反馈和通过指导地方志书的应用来间接服务于方志编纂实践的。同时，总结前人修志经验所得出的方志学理论是否合乎实际，也必须接受地方志书编纂实践和应用实践的检验。因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实性标准”。

（二）方志学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辩证统一体

社会意识是和社会存在相对应的哲学范畴，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它总结了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以及人类社会的全部精神现象及其过程。社会意识是人们对一切社会生活及其条件（主要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观念上的反映，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方志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其性质既然是意识形态，那么，它必然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都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存在，并对社会存在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因此，在探讨方志学基本原理时，要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关系的角度作宏观的考察，才能对方志学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做出深入的、科学的阐释。

不论地方志书以何种形式流通于世，只要一经编纂成册，就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存在。方志学的出现和发展是按照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而进行的。只有把方志学作为“客体”来加以研究，而不是凭借主观臆想或是志书编纂经验来阐释见解，才能够揭示方志学的发展规律，得出科学的方志学基本原理。方志学的基本原理不是个别的地方志书所能体现出来的，而是存在于方志学这个事物的整体之中，单纯从编写过的一两本志书出发，很难对方志学的特殊矛盾性得出合乎规律的科学认识。不可否认，直接经验在方志学的研究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但只有被客观实践证明了的经验才能丰富方志学的理论；另一方面，直接经验经过理论的高度概括，才会具有科学价值。研究者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方志学发展的需要出发，在对大量地方志书的研究中找出规律，形成观点，要能够把编纂地方志书的经验和体会进行客观的分析和概括，最终上升为理论。

（三）方志学集中体现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

方志学研究主体是指方志学研究者及方志编纂者本身；而方志学研究客体则应理解为方志学研究或方志编纂所直接施予的对象物，或者说，方志学研究的客体是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①梅森：《方志学简论》，黄山书社1997年，第251页。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认识，在任何一项社会活动中都必然存在着一种主客体关系。从宏观角度来考察，方志学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或联系可概括为：方志学研究客体对方志学研究主体的决定作用、方志学研究主体对方志学研究客体的能动作用，正是这两种作用才构成了方志学发展的整体网络，其中每一种作用都在其整体网络中占有自己确定的位置或坐标点。因此，在研究方志学基本原理时，必须对方志学研究主客体关系做具体分析。

1.研究客体对研究主体的决定作用。从哲学观点来考察，方志学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探求方志学研究主客体关系，需要从方志学研究客体（如生活实践、地情资料、方志文本、方志作品、方志学理论等）对方志学研究主体的决定作用开始。

一是方志学研究客体为方志学研究主体的生成提供逻辑前提。方志学研究主体虽然都是人，但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之为方志学研究主体。而方志学研究主体的生成是必然有其逻辑前提的。倘若没有以生活实践为唯一源泉的地情资料，没有方志文本或作品这一实体，那就不可能有志书阅读者、评论者、收藏者等方志学研究主体的产生。二是方志学研究客体为方志学研究主体的活动提供施动对象。方志学研究主体的活动也如同任何社会活动一样，其基本特征是存在着对象性。也就是说，没有施动主体的方志学研究和没有施动对象客体的方志学研究，同样都是不可思议的。三是方志学研究客体为方志学研究主体的活动提供环境条件。方志学研究主体的任何一项活动都是在现实关系中进行的，都是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客体条件所制约的。

2.研究主体反作用于研究客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主客体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主体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受客体的制约；另一方面，主体对客体又有巨大的反作用。一般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方志学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方志学研究主体对方志学研究客体的能动作用，存在于方志学理论发展的全过程。

一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体现在接受主体对方志学价值的实现上。方志学欲实现其社会价值，唯一的途径就是要经过接受者的阅读和使用。也就是说，任何一部方志学理论著作在未经接受者的阅读使用之前，它只不过是印着文字且经过装帧的一叠纸张而已。任何一个方志学文本的社会价值，只有经过广大阅读接受者的二度创造，才可能最终得以实现。二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体现在研究主体对方志学理论的反思上。方志学理论是源于方志学实践的。方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也是方志学研究主体不断追赶变化了的方志学实践并不断总结实践新经验的过程，既不能脱离“能动作用”片面地强调“决定作用”，也不应抛开“决定作用”而夸大“能动作用”，必须从方志学研究主体对方志学研究客体的反作用的位置和意义上来理解“能动作用”。

（四）方志学是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辩证统一体

时间、空间是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方志学是区域文化的时空载体，时间与空间是方志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方志学理论是三维空间维度和一维时间维度的辩证统一体。离开了空间维度的研究，方志学的“方”即失去了成立的前提条件；离开了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耦合，方志学理论只能变为一种表象、静止的学科。因此，要进行方志学理论研究，就要将研究对象纳入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去考察，否则便失去了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2.区域化是方志学理论发展的空间维度。方志学是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的科学。中国方志学历来就主张记述一方，必须认识一方，即主张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方志学的“发展”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的、任务和方法论的全部内涵。方志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应还原“方志学”的本义。“方”即地方、区域，“区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人类生存和活动一定空间的抽象，“志”兼有知和记的双重意义。①钟兴麒，钟英：《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新疆地方志》1989年第1期。方志学基本原理的相关理论研究框架应以“区域”和“发展”这两个概念为基础，以空间维度为主线，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现实的国家、民族、地域的实际相结合，在如何认识与记述区域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般规律等诸多方面不断开拓，发展并完善相关理论研究。

3.时代化是方志学理论发展的时间维度。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问题，都有解决问题的需要。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方志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要与时俱进，要反映时代精神，把握时代主题，吸收时代内容，要面对新事物体现出独特的见解，回答时代问题，满足时代需要。

（五）方志学是科学扬弃与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体

方志学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表现在它对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性。一切新时代的方志学的产生，都不是对旧时代方志学的一种简单的否定。旧方志学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例如，“章学诚详尽地阐明了方志及其体例的源流、特征、地位，批评了修志的流弊，提出了搜集资料的具体措施以及拟定了编修方志的独特体例等，其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见解”①辽宁大学历史系：《方志学纲要》，辽宁师范学院1980年，第6页。。方志学理论的发展总是在批判地吸收旧时代方志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要把所分析鉴定的遗产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或特定的矛盾之中，看它是矛盾中的新的方面或逐渐获得必然性的方面，还是旧的方面或逐渐失去必然性的方面，要从具体的对立统一运动中把握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因此，历史上的各种方志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方志学理论中不仅没有被简单地否定和抛弃；相反地，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扬弃和改造，被吸收、融化到马克思主义的方志学理论中，不断充实、丰富、完善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志学理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对方志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主要做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思想指导下去继承。旧方志学理论具有非常多的可继承和可借鉴之处，但不等于可以直接“拿来主义”，直接照搬照抄，毕竟旧方志学理论存在时代政治局限和阶级局限性。在使用或借鉴旧方志学理论时，应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地继承，才能对当代方志学予以开拓与发展，才能为发展中国方志学服务。

（六）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辩证关系

方志学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与其他学科一样，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的规律。要研究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规律，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时代精神。因为方志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内容必然要按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不断发生变化。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方志学都不同程度带有各自时代的烙印。正像当前要研究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方志学一样，它必须要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不仅要体现在观点上，而且要反映在研究内容等各个方面。因此，要想探索出方志学的发展规律和基本原理，总结其不同阶段的特点，单凭直观的就书论书是办不到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方志学放到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这样既可以总结出它有别于其他学科所独具的特点和规律，又可以发现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作用。②仓修良：《再论方志的起源》，《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方志编纂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方志编纂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发展。方志学基本原理是实践性的唯物主义，方志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与各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方志学基本原理，不但可以探清方志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历史学、档案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密切关系，而且有利于批判继承旧方志学的文化遗产，有助于认识志书编纂与方志理论的辩证关系，确保方志学理论发展的科学性，对当代方志学理论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