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读洪子诚《我的阅读史》

停 云

个人阅读史写作需要开掘记忆世界中那些具体的阅读情境和阅读经验，带有浓厚的个人生命气息；同时，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必须保持相当大的自由度，在中外诸多文本、在当下和历史、在现实和记忆、在个人和外部世界之间自由穿梭，因而眼光、学识与才情缺一不可，平庸的作家，一般不敢轻易尝试。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最吸引人的个人阅读史写作是博尔赫斯的《私人藏书》、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还有孙犁的《耕堂读书记》，判断的标准非常简单：他们所叙述的读过的作品，往往能唤起强烈的阅读渴望，恨不得一睹为快。现在，还可以加上洪子诚这本《我的阅读史》。

洪子诚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甚至被称为以“一己之力”确立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文学史家的阅读史，是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其中不少篇章的叙述，基于丰富的史料梳理与辨析，却极少给人繁琐之感。史家的眼界、感性的个人经验和深切关怀现实的问题意识，使此书读来常有思想上的豁然开朗的愉悦。这里仅以此书的问题意识为线索，谈谈个人的阅读感悟。

一

哲学家陈嘉映说，“由于远离现实生活，尤其由于丧失真切的关怀，学院研究越来越接近于语词的癌变，只在叽叽喳喳的研讨会上才适合生存”，看似愤激之词，实则切中了当下学术生产的弊病。只要翻翻今天的人文类学术杂志，不难发现，无数学者在努力地攫取各种理论，用一种冷冰冰的、挤掉了所有个人情感和体验的语言，构筑起厚厚的壁垒，使自己与普通读者完全分离，与活生生的生活经验脱节。过度专门化精细化而缺乏现实问题意识的研究，使学者们“在越来越琐细的事情上知道得越来越多”，却不能激发普通读者的思考，最终使学术研究沦为封闭的话语系统、学术职场中的自娱自乐。

洪子诚在学院系统中浸淫几十年，对学院研究路向的长处与缺点了如指掌，他对学院研究的反思，以及突破这一藩篱的尝试，自然值得关注。《我的阅读史》中有几个篇章，是对同时代几位著名学者，如丸山昇、乐黛云、黄子平、戴锦华等的阅读和思考，通过塑造这个时代的优秀学者群像，呈现一种与学院论文生产完全不同的学问路向。

丸山昇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学者，其学问继承了日本学术注重材料梳理、论证细密的传统，却没有为琐细所累，相反，在那些论证严谨的文字中“可以把捉到动人的生命热度”。（《批评的尊严》）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深切的问题意识。他研究中国，出发点和主要动力在于“借鉴中国革命经验，反思日本在近代的失败，寻找未来的道路”，也因此对中国与中国现代文学始终保持着“同情和尊重”。丸山昇人生的后三十年，因“肾功能不全”而不得不承受身体上的痛苦，但他的学术、他的思想乃至他的生活，却没有平庸学者那种为学术陈规、学术权力所桎梏而导致的“萎缩”，反而充满着热忱与抵抗：对学术理想的热忱，对固化的理论、观念、意识形态的抵抗，在抵抗中不断寻求接近“事实”。

乐黛云教授是人文学术领域声名卓著的老前辈，辈分甚至比洪子诚还高，然而稍加了解就能发现，她的学术作品及思想具有惊人的生命力。乐黛云的学术贡献主要在比较文学领域，在1980年代，就非常注重引进外来学说、观念，以激活中国当代僵化、板结的文化、学术状态。她所关切的，在于反抗政治、社会运作的统一化，“将文学，进而将人的生命引向开放、动态、发展状态”。在国学热兴起、文化孤立主义抬头的潮流中，她意识到彰显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看到“抛弃西方中心论虽是必要，却也非易事。而且，试图以另一种中心论来取代西方中心论，以某些非西方经典来代替西方经典，都只是过去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不断重复”，“文化孤立主义常常混迹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们之间有根本不同，前者不过是无顾历史和现实，在封闭环境中虚构自己的 ‘文化原貌’，只能导致文化的停滞、衰微。”（《有生命热度的学术》）这样的思考，放在今天，依旧发人深省。

同样动人的是《“边缘”阅读和写作》中的黄子平。黄子平是1980代著名的“燕园三剑客”之一，1990年代初远走香港，并选择了“边缘”的写作策略：抵抗一般化、规格化的阐释和表述，必要时冒犯、拆解政治、社会、生活里的“标准语”和支撑着它的思维方式；揭示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暴露其中被遗忘、被遮蔽、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捕捉、倾听微弱的声音，用来作为那些由‘高音喇叭’发布的言辞必不可少的诠注”，尤其能看出他的真切关怀。还有《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中的戴锦华，执着于以文化批评拆解文化、语言的秩序 （尤其是性别秩序），窥探其中压迫的秘密、机制，以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承担社会批判的责任，却又不失清醒地对所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僵化立场保持质疑，对学术体制、文化市场的影响保持警惕。这些学者，学术追求各有偏重，又有相同点：一个是特别看重“尚未被概念、理论所抽象、提纯的感性”，注重在研究中融入个人经验；另一个是不屑屑于过度专门化精细化的研究，而具有深切关怀现实的问题意识。正是这两点，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具有非常动人的“生命热度”。为此，他们付出很多努力与学术体制、学术陈规相抗衡，坚持自己的生存状态及与现实建立关系的方式，没有被学术体制所宰制。

洪子诚的学术思想与生存状态，自然也可归入上述学者之列，他们的学术个性各有特点，却又具有“家族相似性”。多年前，读他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此书为研究当代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力作），就为其丰富的学识与深透的历史眼光所吸引，相较而言，《我的阅读史》在思辨的框架中融入更多的个人经验和情感温度，不变的是，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动人的生命热度”。

二

洪子诚的阅读，大多都是重读，这就必然涉及阅读情境的变迁，而“历史经验”也就无法回避。比如，谈论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怀疑”的智慧和文体》。中国读者对契诃夫不会陌生，长期以来，国内对他的定位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旧俄沙皇统治下的黑暗生活做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初中语文教材收入的短篇小说《变色龙》，高中语文教材收入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均沿袭这种刻板的阐释，以固化的“主义话语”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丰富性。而洪子诚看重的，反倒是契诃夫精神世界中“温和、软弱、敏锐、纤细”的一面，他认为，正是这种“温和、软弱、敏锐、纤细”，使契诃夫在同时代俄国作家普遍迷恋观念、理想、真理的语境下，以清醒和同情的写作，为琐碎、卑微的普通人争取一个微弱的空间，发掘“平平常常的人生中的深切真相”。洪子诚说，契诃夫偏爱的，是“具体的日常经验和可证之物”，而非“抽象观念、超验之物”，“他为这个越来越被清晰化，日渐趋向简单的世界，开拓小块的 ‘灰色地带’，并把这一 ‘灰色’确立为一种美感形式。”这一灰色地带，便是普通人的生活，卑微、琐碎之中又有不满、挣扎和尊严，就像戏剧《三姐妹》中向往莫斯科“美好生活”却始终无力摆脱小城生活泥潭的“三姐妹”。他们的生活具有含混性和多面性，很难纳入一个对错分明的价值系统。

洪子诚在契诃夫的文学世界中看到一种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捕捉各种经验与对象，暴露事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对那些无所不包的一元识见、终结性的论述始终保持疏离。这种解读，显然融入了洪子诚的人生经历、历史经验和现实关怀。1939年出生的洪子诚经历过诸多特殊的历史时期，如他所言，那是“去除事物之间细微的差异，去除难以理清、剥离的思想、情感，去除感性的血肉，去除对人性某些弱点的宽容……而只留下教条式的，僵硬的观念、立场”的时代。亲身参与历史的特殊性，赋予他的思考和写作一种“见证人”的视角，他比我们更能深切地理解纤弱、敏锐的力量。当他谈论契诃夫的精神世界时，他也在谈论依旧影响着当下的历史。

类似的解读也体现在讨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中。这部小说在冷战时期被归于“政治文学”，自然是基于一种狭隘僵硬的文学观，而洪子诚却从中看到另一种“政治性”：对俄国革命的反思与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是站在历史强大的吞噬力量面前，为个人的生活辩护，必然会涉及价值之争。洪子诚说，帕斯捷尔纳克尽管也写“个人的命运为历史所制约、限定，却没有让个人生活经验，让丰富的生存之谜，隐没、消失在 ‘政治的确定性’之后”，不仅“个体生命节律的隐秘”没有被取代，而且在那种极端的处境下，有意义的生活仍然可以持续。在洪子诚的解读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紧绷的张力：一方是宏大的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是像日瓦戈医生那样心性敏锐细腻、对生活充满爱心，却又被历史当成人质、试图挣脱超越的普通人。后者虽然显得渺小、脆弱，却始终没有完全为前者裹挟而去。读此文，我不由得想起他的另一本著作《材料与注释》的研究思路：以立足于个体经验的“小历史”，挑战宏大历史叙述的遮蔽，呈现“历史真实”的诸多面相。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文学阅读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

洪子诚的解读，或许不够客观，但比起那些只擅长编织概念术语、以价值中立掩盖其毫无创见的学院派论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回应现实处境的力量，激发我们对现实的思考。在此，早已离世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作家并不仅仅只有文学史的价值，他们仍是活生生的，就像我们的同代人。

三

和契诃夫、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洪子诚也是心性敏锐细腻的人，正是得益于此，即使已届耄耋之年，他依旧能够保持鲜活的问题意识。多年来他的学术追求集中在反思、批判当代文学生产、精神创造的“一体化”现象，主张以多元性的价值追求，激活“被统一价值熨平的心灵”，但他的思考并未被某一特定历史经验所拘囿，对于开放的商业社会所标榜的“多元主义”，他同样保持警惕。在物化的世界、消费的时代，或许没有对精神生活的严格管控，但在多元化的表面之下，是无处不在的同质化，“表现欲望的流行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严肃文学’的位置日益缩减”；在这样的世界，存在着新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即狭隘的成功崇拜，无论它以粗鄙、亢奋还是优雅的形象出现。这种现实观察的尖锐令人惊叹。

洪子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家的成就，与这种敏锐细腻是分不开的。更准确地说，他取得的成就，是史家的严谨、细致，与诗人敏锐细腻的艺术感受力结合的产物。他曾经坦承，青年时代一度酷爱写诗，后来自认缺乏语言天赋而放弃，转向学术研究。在漫长的学者生涯中，他个性中“诗性”的一面，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不仅在新诗研究上成果丰硕，且推动他的文学史研究抵达心灵的层面。

《我的阅读史》中有几篇是关于当代几位代表性诗人的阅读，其中最有启发的，我认为还是《种种可能：周梦蝶和辛波斯卡》一文。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有一首很有名的诗《种种可能》，中国台湾诗人周梦蝶曾仿照《种种可能》写出另一首名诗《我选择》。在洪子诚对两首诗的解读中，其敏锐细腻的艺术感受力表现无遗：无论是《种种可能》还是《我选择》，都是以具体的“偏爱”或“选择”编织意象，都是在提示、体验个人生存拥有的空间，他们警惕将个体的存在、生活可能的空间抽象为苍白的概念、口号和数字；他们不愿做预言家或立法者，面对沉默如谜的万物，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怀着诚挚的关怀、探究的谦卑。

洪子诚曾在不同场合提到自己性格上犹疑不定的特点，以为这种“弱点”在人文研究上反倒是一种优势：他在面对具有含糊性、多面性的人的生活、人的心灵时，从不轻易下评断，且与时代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学术上的成就，往往更依赖后天的努力。我想，他得力更多的，还是诗性的思维，这使他在面对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不会被绝对化、宏大的历史叙述所迷惑，对于具体的人、历史的细节始终怀着同情与尊重，而“历史”丰富的面相也由此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