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华对中共党史学发展的历史贡献
——纪念胡华诞辰100周年

石宏亮

胡华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共党史专家。他热爱、钟情中共党史，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共党史的教学、宣传和研究事业，为推动中共党史学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精力，在中共党史学史上留下了精彩、厚重的一页。张静如先生曾提出：“像对胡华同志这样的在党史界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就没有人去分析他的史学思想、史学观点，研究他对中共党史学的贡献，考察他在研究中有何不足或失误……研究了这些问题，对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大有益处。”(1)张静如《与胡华同志一起去山东讲学》，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今年是胡华先生诞辰100周年，从史学史的角度系统梳理胡华对中共党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正逢其时，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旨。

一 开创和奠基中共党史学科

一般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几乎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伴相生，但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共党史学科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总体而言，党史学科随着党史研究、党史教学、党史专业的先后出现并在交相促进中逐步形成和发展。

胡华一生专注于中共党史事业，在中共党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2)张凤娜《胡华教授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召开 刘延东致信缅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20日，第1版。。总结起来，胡华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中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实践上，参与开创中共党史相关课程及中共党史专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华北联合大学、中央党校等高校就开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课程。1940年4月，年仅19岁的胡华开始登上华北联合大学的讲台，在成仿吾、江隆基、何干之等前辈的鼓励和指导下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课程，成为最早讲授党史内容的教师之一。此后，胡华从未脱离教学岗位，在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讲授“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课程，并主持编写相关教材。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开风气，率先在历史系开办中国革命史本科专业。1958年7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和马列主义研究班的中国革命史分班合并成中共党史系，并开始招收中共党史专业本科生。直到改革开放前，“人大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设有党史本科专业的高校，在很长一段时间独立承担着党史本科专业建设的任务，成为培养高校中共党史师资的‘工作母机’”(3)耿化敏《高校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历史、现状和改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2期，第25页。。1961年，中共党史系又首次探索培养中共党史专业导师制研究生。胡华自1956年开始担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后改为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始终参与并领导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业的开创和建设。由于无先例可循，党史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等都是胡华带领同仁研究制定并逐步完善的。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中共党史系与哲学系、经济系先行恢复，胡华担任中共党史系主任。刚经历“文革”劫难的胡华带领全系教职员工重振信心、开拓新篇，共同推进党史专业建设。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获首批中共党史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党史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短短几年，在胡华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共党史系通过明确办系方向、调整教研室设置、加强资料室建设、开展专题研究、加强与兄弟单位科研课题的合作等诸多有效举措，使党史学科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全国高校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张同新教授曾感慨地说：“胡华主任在复校初期那几年，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系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培养了优良的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中共党史系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与胡华主任带领全系确定了中共党史科研、教学的新路是分不开的。”(4)张同新《胡华老师带领我们闯新路》，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206页。

(二)在理论上，初步探索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学界，胡华是最早探究党史学科理论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著述不乏对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研究原则、研究对象等问题的理性认识。至今学界对中共党史学学科性质的界定仍有争论(5)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一门马列主义理论实践学科(参见：田酉如《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简介》，《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其二，历史科学(参见：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其三，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是历史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结合(参见：邢贲思《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其四，政治性、理论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参见：郭德宏《关于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其五，一门独立的学科(参见：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主张其归属历史科学是主流观点之一。胡华实际上是最早明确提出这一论断的学者。早在1962年7月10日，胡华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班的讲话中就对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作出界定，明确提出“党史科学也是历史科学”(6)胡华《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5期，第44页。的论断。中共党史学除有历史学的一般特性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胡华用一句话作出概括，即“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7)胡华《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党史》，《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1期，第10页。。从历史学科的基本属性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研究党史，必须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用历史实践来检验真理，判断是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如实地编写党史、革命史。”(8)胡华《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党史》，《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1期，第9页。他还从反面加以说明：“实事求是之风不张，党史不能直书独论，处处用曲笔，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态度，那么党史研究还是不能成为科学。”(9)胡华《谈党史编写工作》，《读书》1979年第4期，第13页。这句话是对“文革”时期党史研究极不正常现象的深刻反思，也代表了当时许多正直学者的共同心声。对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胡华也做了深入思考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研究大多集中于政治领域，广大学者热衷于研究革命，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尤其是“文革”时期，在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干扰下，中共党史更被曲解成路线斗争史，其研究领域极其狭窄。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胡华及时地意识到这一弊病，强烈呼吁拓宽中共党史学的研究领域。他不无担忧地指出：“现在对党史，不是不要研究或教学的问题，而是更加扩展的问题，是从较狭小的研究范围走出来，走向更宽广的研究领域和教学领域。”(10)胡华《关于扩展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问题》，《胡华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7页。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应该如何扩展？胡华在多个场合给予说明和解答。1980年9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进修班开课导言中提出：“我们要研究党的理论、纲领、策略、路线、领导方法；研究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斗争、重要人物；也要研究各个地区、各条战线、各路革命军队、各个党组织的光荣革命事迹。”(11)胡华《在全国高校党史进修班开课引言》，《胡华文集》第4卷，第544页。1983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社科研究长远规划会议上，他针对当时国内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狭窄、研究方法陈旧等问题，进一步强调：“应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史(兼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史)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史作为党史的重要研究内容，这样做才能抓住党史研究的基础环节。”(12)转引自：高峻《严谨治学 勇于创新——深切怀念中共党史学专家胡华教授》，《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第61页。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把现在党史、革命史的结构加以调整和扩展，使敌、友、我三个方面讲得更加翔实、具体，使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状况，交代得更加清楚、准确。”(13)胡华《关于扩展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问题》，《胡华文集》第4卷，第606页。在改革开放之初，胡华的这些论述拓宽了党史学界的研究视野，为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指向。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不能不加限制，忽略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区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14)李向前《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24页。因此，学者们在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应注意不能超越本学科的范畴，模糊了学科间的界限。

“任何学科要想最终作为一门科学而立足,都需要有自己合乎客观规律的,独立、完整、系统的学科理论。”(15)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89页。胡华对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和总结，为中共党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丰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宝库

胡华一生埋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宝库增添了不少精品佳作。至今仍有许多文章、著作散发着真理的光辉，一些观点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值得品读和学习。

通读胡华的所有著述，其中学术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类。

(一)对中共党史断代史的编写和研究

胡华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编著了多本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经典教材，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历史概要》的现代史部分、《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等，不仅完整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还作了诸多理论性的阐释和总结。这些著作在当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仅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为例，它是建国后首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著作，为全国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提供了重要的读本，也成为当时中学和高等院校的学习教材。它培育了几代党史学者，成为许多人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入门书籍。郑德荣先生曾说：“在建国初期专业著作十分鲜见的年代，能够得到此书，如获至宝，为我从事中共党史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起步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恐怕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党培养的第一代政治理论课教师共同的经历和感受。”(16)郑德荣《我心目中尊敬的师长和学术大师：纪念胡华同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再版》，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68页。该书一版再版，在“文革”以前仅人民出版社就印行了13版，共230多万册。外文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日文版、朝鲜文版以及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字版本。1981年，经胡华本人重新修订、完善，该书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外文出版社同时用英、日、法、德等文字出版。2009年，经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修订，中国青年出版社又重版印行。这是它史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直接体现。

(二)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是胡华晚年呕心沥血的学术主题。在人生的最后十年，胡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专篇论及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吉鸿昌、张国焘等党史人物的文章就多达30余篇，其中学术价值突出的主要有二。一是对周恩来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国内对周恩来的研究起步较晚，实际上是从他逝世以后才开始的，其原因除囿于国内政治的因素外，也与周恩来不允许宣传他个人有关(17)郭思敏《国内周恩来研究述评》，《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4期，第140页。。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胡华就冒着风险广泛搜集资料，编写《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于197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开创了国内有关周恩来传记的先河，成为许多从事周恩来研究人员的必读书目，在社会上也引起强烈反响，先后发行100多万册。1982年，胡华又将几年来撰写或合写的理论文章汇集成册，以《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为名出版。总之，胡华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开拓了这一学术领域，形成了周恩来研究的初步成果，“在全国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起步阶段起了带头作用”(18)廖心文《周恩来研究事业的辛勤奠基者——纪念胡华老师诞辰90周年》，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212页。。二是主编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是第一部大型的党史人物纪传体丛书，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划时代党史研究工程，也是这一时期党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成果之一。其史料和史学价值备受称颂。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胡华担任党史系主任，他不仅要带领同仁开拓党史学科、培养专业人才，还要承担大量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本已十分辛劳，但他仍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编写工作。作为首届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胡华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党史工作者攻坚克难、披荆斩棘，为完成50卷的宏大目标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中，胡华的“作用和影响是别人难以取代的”(19)姜华宣《赤心写党史 妙手传群英》，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261页。。与胡华并肩奋斗过的吕芳文研究员也强调：“胡华老师付出的辛劳，是第一的，也是决定性的。”(20)吕芳文《深切怀念胡华教授》，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279页。

(三)对中共党史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

自1941年在《抗战月刊》第3期公开发表《论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一文以来，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胡华笔耕不辍，围绕党史中的重大问题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有些属抛砖引玉，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学界提供了进一步争论和探究的课题。例如，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学界对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为何则鲜有论及。1963年，胡华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一文，在学术界中率先专题探讨了这一理论问题，提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议。此外，还有些文章和讲话则厘清了长期被人们误传的史实。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党史著作基本上都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胡华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过程中曾采访了刘仁静、张崧年等多位建党的亲历者，发现“共产主义小组”的称谓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他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并做了初步的考证(21)胡华《关于党史教学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摘要)——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党史讲义讨论会上的发言》，《胡华文集》第4卷，第446页。。再如，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出重围后不幸遇难。关于这两位烈士的遇难经过，学界一直众说纷纭。1979年8月18日，在哈尔滨由教育部和黑龙江省主办的政治理论课暑期讲习会上，胡华发言时谈及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揭示了项英、周子昆牺牲的具体情形。1980年4月，胡华收到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原项英警卫员黄诚的来信，信中详细说明项英、周子昆牺牲的具体经过和情形，基本上印证了胡华的叙述。为让人们了解这一历史实情，在胡华的推荐下，1980年《新时期》杂志第4期以《项英、周子昆二烈士遇难的真相》为名发表了这封信件。

三 倡议并参与创建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导机构和学术团体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史研究者大多各自为阵，并无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和学术团体，党史学界缺少统一的领导组织和交流平台。早在1964年，胡华就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代史研究会上发言谈论加强组织领导的问题，他指出：“党史、现代史的研究，很需要多级党具体地来抓，来组织，科学院也需要有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看起来，如果不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花相当大的力量来进行，是出不来有较高水平的东西的。”(22)胡华《目前党史、现代史研究的状况问题》，《胡华文集》第4卷，第397页。1977年11月，胡华作为第七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会议，在分组讨论大会上提议设立党史研究的主管部门(23)刘涓迅《革命史家胡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1979年3月，在成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中国历史规划会议上，他再次倡议“党中央迅速建立党史编写机构，中宣部加强对党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党中央迅速设立一个编写中共党史的特设委员会”(24)胡华《对党史编写工作的建议》，《胡华文集》第4卷，第476页。。可见，胡华不仅一心扑在党史的教学和研究上，还胸怀大局、高瞻远瞩，心系党史事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

1979年3月，全国18所高等院校的党史工作者云集于郑州大学，商讨为杰出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立传，开始筹备建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当时，胡华因事务缠身未能出席会议，但致信表示热烈支持。1979年6月5日，他在致陈志凌、周文顺的信中回复：“关于党史人物研究会，我是积极支持的……总之，不管什么名义，我总是竭力支持这一工作的。”(25)胡华《1979年6月5日致郑州大学陈志凌、周文顺》，《胡华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胡华所言非虚，在晚年的岁月中，“他为尽快建立健全党史人物研究会的组织机构到处奔走，动员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担任学会的领导或顾问工作，争取了各地党组织对学会活动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26)马宏、余世诚《赤心写党史，妙手传群英——胡华与党史人物研究》，《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36页。。胡华不仅全力支持研究会的创立，还就组稿、编辑、出版、经费等事宜提供指导性意见，并主动争取支援，协助解决具体问题。例如，1979年10月底，胡华专程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向李维汉汇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工作近况，得到李维汉的肯定和支持。1979年12月4日至18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并选举何长工为会长，李新、胡华为副会长，聘请胡华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主编。当时，何长工已经年近80高龄，主要起号召和引领作用，李新也表示“他抓一个民国史，一个革命史长篇，已够忙了，此事他无法再具体抓”(27)胡华《1979年12月30日致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陈志凌》，《胡华文集》第6卷，第40页。，由此，主持研究会日常工作和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的责任就落到了胡华的肩上。此后，胡华为组织推动全国的党史人物研究、《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写出版殚精竭虑，耗费了巨大的心血。他先后主持、参加了三次党史人物传记讨论会和十四次审稿会，共审看了一千多万字的传记材料，还亲自撰写了《肖明传》和《何干之传》(与刘炼合写)。在胡华的动员、推荐、指导下，许多年轻的学者闯入了党史人物研究领域，并取得了骄人业绩。

1980年春，中共中央设立了党史委员会，下设党史编审委员会，在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机构，直接负责党史资料的搜集、研究和编写工作。胡华担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为全国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不辞辛劳。1980年7月，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胡华担任常务副会长，主持党史研究会的日常工作，组织了不少的学术活动，推动了全国党史研究的活跃与发展。

党史研究领导机构和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凝聚了大批的党史研究力量，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分工协作和相互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党史研究，其中胡华功不可没。

四 培育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新生力量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几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开创新篇，在这一过程中，党史随着时光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厚重。党史教学和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不断培养专业人才，补充新生力量。

从1940年开始，除了参加革命斗争实践无暇教学、受政治运动影响无法教学以及“文化大革命”时遭受迫害而被迫停止教学以外，胡华教学的身影时常闪现在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尺讲台上，他始终坚守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岗位，教书育人、诲人不倦。

1947年3月，华北联合大学决定各学院成立培养研究生的各种专业的研究室，加强教材建设、师资培养，为过渡到新型高校的正规教育做准备。当时的教育学院根据学校规定，成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由胡华担任室主任。年仅26岁的胡华开始负责全面指导彭明、顾明、刘经宇、邓毅等四位研究生的生活和学习，他不仅在专业上对学生耐心指导，还注重对学生进行社会实践锻炼和思想品德教育。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宣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急需相关教师，中国人民大学遂成为培养中国革命史教师的主阵地。成千上万的学员都曾聆听过胡华的授课，接受过他的教育和指导。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效法苏联开始试行副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胡华承担起指导张培森、张叔明、冯慈等三位研究生的任务。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按照这一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培养首批导师制研究生。中共党史系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了陈威、程振生、吴荣宣、吴智棠、宁培芬等五人，报经教育部批准，由何干之、胡华担任导师。当时何干之正在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注于写作，难以兼顾，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主要由胡华负责。此后，胡华精心指导培养了多批党史专业的研究生。

胡华在晚年兼任许多学术职务，又担任《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主编，工作异常繁忙，但他从未放松教学工作和对研究生的培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什么时候都不能停。”(28)刘建德《写党史的学者——访中共党史系名誉系主任胡华教授》，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499页。198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人民大学获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货币银行学、统计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古代史等9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时批准肖前、石峻、宋涛、吴大琨、黄达、戴世光、胡华、高放、戴逸等9人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批相关学科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29)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胡华成为全国中共党史专业的第一任也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于1984年率先招收中共党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胡华开始为国家培养这一学科的高层次人才。胡华忙于教学、科研，但指导学生态度认真、方法得当。对指导的学生，他不仅传授知识、方法，还亲自带领学生实地调研考察、采访党史人物，提供教学实践锻炼机会，指导论文写作。胡华的精心指导和培养对学生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形成帮助极大，为他们日后走上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遗憾的是，在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还未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病魔就夺取了他的生命。

除在高校精心培养本学科的专业人才外，在胡华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不少人也迈进了党史研究的门槛。江西就有一位民办教师在胡华的指导和鼓舞下走上了专业从事党史研究的道路(30)王阿寿《向先生学习请教——与胡华教授通信的回忆》，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370-373页。。

总之，胡华一生中，不仅向不计其数的听众传授过党史知识，也亲自指导和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在他的教育和感染下，许多学生加入党史事业，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这就增添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发展的新鲜力量，使得这一事业后继有人。

五 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交流和争鸣是学术前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中共党史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国外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大有人在，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收集和编纂的党史资料亦有一定价值。因此，与国外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对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胡华已是名扬海内外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学者。他与国外的一些学者如日本的竹内实、岩村三千夫、阿部真琴、坂本清马以及苏联的潘克拉托娃、杜宾斯基、别列兹内等进行了学术上的交往，建立了良好关系。只是后来政治运动频发，他与外界的学术联系被迫中断。

“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初开，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学术领域的开放程度十分有限。中共党史学术交流基本上局限于国内，国内学者很少关注国外党史研究的动向，也不与国外进行信息上的交流与共享，形成自我封闭的状态。胡华对这一现象十分忧虑，多次谈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性。1984年10月，胡华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指出：“研究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也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展学术交流。”(31)解凌华《党史工作者的责任——访胡华教授》，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492页。据金戈先生回忆，胡华曾向他说起：“他们渴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毛泽东，我们也需要了解西方。学者交流有利于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和友谊。我们的学科要发展，马列主义要坚持、要发展，一定要交流，哪怕是对方的误解和敌意，我们也应当了解，在了解对方的观点后有针对性地研究，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发展我们的观点和学科。”(32)金戈《雪蕾明素志 佳果惠天涯——拜读胡华遗诗并忆师友情》，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419页。胡华向来重视学术梳理，在学界中，他是最早关注港台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的学者之一。1981年8月15日，胡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党史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国外和港台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动向及几种错误倾向》的报告，首次详细地介绍了国外和港台学者在党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和观点，并对其中的一些错误论调一一驳斥。胡华的报告引起学界对国外和港台党史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

为改变中共党史学自我封闭的现状，胡华主动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问题专家建立学术联系。他曾邀请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施拉姆、费正清和澳大利亚学者泰伟斯等来华访问，并和他们进行学术探讨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为写一本赞颂长征的书两次来华搜集资料和访问，胡华参与接待并与索尔兹伯里座谈十余次，毫不吝啬地向其提供大量的史料和思想资源。索尔兹伯里撰写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引用胡华提供的史料达68处之多。美国著名学者邹谠曾明确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如果没有历史学家胡华教授的帮助，是完不成他的著作的。”(33)转引自：刘涓迅《革命史家胡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

此外，胡华也应邀去国外访问、讲学，走出国门宣讲中共党史。1986年3-4月，应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邀请，胡华作为悉尼大学访问教授出访澳大利亚。在澳洲期间，他作为代表在悉尼大学亚洲研究会议中心作了题为《关于亚洲共产主义党历史》的演讲，并到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拉筹伯大学、墨尔本中国研究中心、阿德莱德大学等多个院校和机构演讲、交流。日本东京成蹊大学教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理事长助理宇野重昭曾邀请胡华于1986年10月15日至25日赴日访问讲学，并请他在10月18日和19日两天参加日本国际政治学会30周年纪念大会并作一次演讲，但胡华因病住院未能出席。1987年5月，应美国哈佛大学等校邀请，胡华又先后访问了伯克莱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与美国许多知名学者谢伟思、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等进行了友好交流和座谈，参加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革命史研讨会年会，并作了题为《前进中的曲折和新时期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主题报告。

应当说，胡华积极到国外访学交流，向国外学者、群众面对面阐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纠正了国外在党史认识上的一些偏见和误区，对于扩大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中共党史的国内外交流架设了桥梁。当前，中共党史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广泛、密切，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胡华在20世纪80年代的引导和示范。

六 积极“抢救”中共党史史料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很多历史事件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或者语焉不详，具体的历史情节和真实情况残存在一些革命者的脑海里，如果不趁他们健在时“抢救”记忆，一旦等到他们离世，有些历史事件便会成为永久的谜团。因此，胡华经常强调“抢救”记忆的极端重要性。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对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脑海中所不为人知的党史史料和历史细节进行“抢救”。

早在抗战胜利伊始，25岁的胡华被党组织派往八路军收复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市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期间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采访革命前辈和工运骨干，调查搜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革命历史资料，包括张家口工运史料。他运用搜集到的资料撰写了多篇文章，其中有一篇为《中国工人斗争史页——京绥路张家口工人斗争史迹纪实》。全文两万多字，誊写得非常工整，所用稿纸(红格竖排)是当时的战利品，纸缝中间印有“张家口大日本军人援护会”字样。后因内战爆发，文章没来得及交给共产党在张家口创办的杂志《北方文化》发表。这份手稿一直保存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这篇从战火中保存下来的文稿，成为研究张家口工人运动的极为难得的历史资料。在担任吴玉章学术助手的18年中，他常常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吴老对革命历史的点滴回忆。但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在“文革”中被查抄，一直下落不明。1964年，他带领五位研究生去江西、湖南等省考察三个月之久，除抄写大量地方档案外，还采访了罗明等几十位革命前辈，形成了大量口述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胡华主持中共党史系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系资料室的建设。为搜集口述资料，他经常亲自带领学生和年轻教员采访在京的革命前辈和党史专家。“他从王首道、何长工、肖华等老前辈处得知很多书本中从来没有披露过而且不可能公诸于世的真情实况”(34)高放《史料、史观、史德——胡华教授治史的三个特点》，《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2期，第61页。。此外，他在晚年付出极大心血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抢救”党史史料。

除此之外，胡华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及时总结形成文章，例如《略谈近代史的教学》《怎样教学革命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与学》《怎样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为高校教学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广大教师尤其是思政课教师提升教学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李新先生曾说：“胡华同志虽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但他的一生很有价值。”(35)李新《他的一生很有价值》，陈威、杨凤城主编《长与英烈共魂魄：追思史学家胡华》，第7页。他毕生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宣传和研究事业，“生就是奋斗，死就是休息”(36)胡华《1987年11月25日致中国人民大学袁宝华校长》，《胡华文集》第6卷，第133页。，为这一事业付出大量精力，贡献良多。他开创和奠基了中共党史学科，创作了大量学术篇章，倡议并参与创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研究会等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培育许多党史事业的后继人才，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抢救”了大量珍贵党史史料，为中共党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胡华是老一辈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研究党史学史不可绕开的一位重要人物。胡华与中国共产党同龄，今年恰逢100周年诞辰，谨以此文表达对前辈的追思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