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王韬成名原因及成名历程探析

摘要：近年来，学界或从历史学的角度评价名记者王韬的生平，或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剖析王韬的新闻思想和新闻作品，却鲜少有人分析其成名原因，也鲜少有人归纳其成名历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笔者认为，王韬在中学、西学两方面的深厚积累对他日后的政论文及办报理念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其成名成家、办报成功奠定了基础。他一生的经历曲折而丰富，家庭的熏陶、少年时的书院生活与科举经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中学基础，而佣书墨海书馆、外出漫游的经历又使他拥有了丰厚的西学积累。

关键词：王韬；名记者；成名原因；成名历程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20-0059-03

王韬，1828年生人，1864年任香港中文报《近事录编》编辑；因1870年起在香港《华字日报》上连载《普法战纪》而名声大噪，并于1872年前后任该报主笔；1874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开创了报刊政论文体，从此蜚声新闻界。有人说他是伟人，有人说他叛逆；有人说他思想超前；有人笑他不知变通。对王韬其人，史学界历来褒贬不一。然而，无论史学家们对王韬评价如何，他为新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闻界早已成名成家却是毋庸置疑的。

近年来，学界或从历史学的角度评价王韬之生平，或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剖析王韬的新闻思想和新闻作品，却鲜少有人分析其成名原因，将王韬的才学和经历与其在新闻界的成名联系起来，也鲜少有人归纳其成名历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笔者从王韬自身的才学方面分析他成名的原因，并归纳王韬成名过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试图给当代记者以启迪。

一、文孕于中：深厚中学功底成就政论文风

家庭的熏陶、少年时的书院生活与科举经历使王韬拥有了深厚的中学功底，极大地影响了他日后政论文的文风。

（一）个人经历孕育深厚中学功底

家庭的熏陶为王韬的中学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曾祖王鹏翀是县廪膳生，“学问广博，曾设馆授徒”[1]；祖父王科进是太学生；父亲王昌桂“九岁尽十三经，背诵如流，有神童之誉”[2]。母亲朱氏教子甚严，在王韬四五岁时即将三字经、千家诗、唐诗宋词口授于他。王韬回忆道：“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一生学业悉基于此。”[3]

少年时的书院生活使王韬中学的学问更上一层楼。在长洲县青萝山馆，王韬师从顾惺。顾惺“颇为开明，允许弟子读儒典以外之书”[1]，王韬也因此饱览各类书籍——二十二史、《资治通鉴》、笔记小说、历代诸子文集等，无所不包，他的知识面因此得到了拓展。

王韬的科举经历使他拥有了深厚的中学功底。他15岁参加科考即被补为博士弟子员，17岁即考中秀才。18岁那年乡试落榜后，王韬于1847年返回家乡甫里。在甫里家中，王韬醉心学术，重点研究了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又对正统史学和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在诗词上也颇下功夫，编成了《丁未诗集》两卷。

（二）中学功底成就王韬政论文风

王韬的中学功底深刻地影响了他政论文的文风。正如前文所言，王韬于诗词上颇有心得，他认为“诗贵创新，没有新意，诗歌就没有生命力”“要有感而作，情激而发”[1]。

这样的主张在他的政论文中得到了延续。他反对泥古，反对陈腐的八股调和形式主义，认为报纸的文风应该是直抒胸臆、辞达而已。他指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2]

二、报育于外：丰厚西学积累影响办报理念

佣书墨海书馆、外出漫游的经历使王韬拥有了丰厚的西学积累，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办报理念与政论文的思想。

（一）佣书西舍，接触西学

在墨海书馆，王韬与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合信、慕维廉、雒魏林、美魏茶等传教士来往甚密，与他们合著或合译西学书籍，西学知识得到了很大的丰富。1853年，王韬与艾约瑟合译了《格致西学提纲》一书，该书“所包者广，如算学、化学、重学、光学、电学、气学、声学、地学、矿学、医学、机器、动、植，无乎不具”[2]。随后，王韬还与艾约瑟合译了《光学图说》，与伟烈亚力合译了《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其物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此外，鉴于当时向国人介绍西学之书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王韬“收集众目，分门排列”[1]，撰《泰西著述考》一卷，向国内知识界介绍这些西书的内容、功用，“在当时不失为一本比较好的学习西学的入门书、工具书”[1]。

与此同时，王韬还兼任《六合丛谈》的中文编辑，此书是墨海书馆的传教士办的宗教刊物，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无所不包。因而，王韬的知识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圣经》，“皆文辞雅达，音节铿锵”[4]，得到了麦都思的赞赏。

王韬亦受到了墨海书馆同僚们很大的影响。彼时一些中国学者如数学家李善兰、物理学家张福僖、文学家管嗣复等人都在墨海书馆工作，住址也与王韬毗邻。李善兰于1859年译出《谈天》一书，在书中大胆指出日心说已是“定论如山，不可移矣”[1]，对王韬产生很大影响；张福僖于1853年与艾约瑟译《光学》一书；管嗣复“曾入桐城派大师姚鼐之门，精文善詩”[1]，曾译《美利哥地志》《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传教士林乐知还“暇复为王韬讲述西洋历史”[1]。王韬每日与他们“砥砺学问，讨论中西学问之异同”[1]，西学学问得到很大长进。

（二）漫游海外，眼界大开

外出漫游的经历使王韬开阔了眼界，感受到西方科学技术为生活带来的便捷和其对经济的重大作用，更充分感受到君主立宪制这一政体的进步之处。

在前往英国的路上，他先是游览了法国，在巴黎首次观看了电影，参观了凯旋门、卢浮宫和巴黎万国博览会；在开罗，他首次乘坐了火车；在伦敦，他参观了电报局，看到了伦敦市民所使用的自来水、煤气等生活设施，深深感受到现代科技为人们带来的便利，将此前对西方科技的偏见抛到了爪哇国之外。他还“广泛地考察文化设施，探究了解格致原委”[1]，在访问了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地后，对西方对“实学”的重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参观了英国的国会并多次旁听了下议院的会议后，他“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不胜羡慕之心”[1]，因此日后力主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在日本，王韬考察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变化，对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与日本国会议员探讨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后的利弊得失，这些考察“加深了王韬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和对西学的认识，丰富了他的思想，拓宽了他的改革思路”[5]。

多年的漫游经历使王韬在世界史地方面的知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西学学问大有长进。从英国回港后，他在世界史地方面的著作共计有100多卷，包括“《法国志略》24卷、《普法战纪》14卷、《法兰西志》18卷、《美利坚志》8卷、《西事凡》16卷、《四溟补乘》36卷、《俄志》8卷、《台事窃愤录》3卷、《漫游随记》3卷、《扶桑游记》3卷等”[2]。

（三）西学积累与欧洲游历使其办报成功

王韬深厚的西学功底、丰富的漫游西方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其报刊政论文的思想。

例如，他在《达民情》一文中考察了中国和西方政治之得失，指出“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2]。而在比较了西方各国政体——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后，王韬对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评价最高。

《重民》中展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人权思想色彩。“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2]。这直接影响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诸人，他们提出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主张就吸收了王韬的思想。

在《变法》一文中，王韬赞美英法等国的法治，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后制定的宪法只有200多条，多年来从未增加，却政治清明、国家稳定，以此指责清廷律例之多、刑狱琐碎，为官吏舞文弄墨提供了便利。在此文中，在“取士之法”方面，他提出要“务实学而重真才”[1]，显然是受到了此前漫游英国时探访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的经历的影响。

在《变法自强》中，他提出军队要“废弓矛”“废艇舶”“而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6]，字里行间均体现出西学的影响。

王韬的西学积累亦影响了他的办报理念。《循环日报》的创办宗旨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6]，即要振兴中华、抵御外敌，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此外，1874年2月12日发表的阐述《循环日报》办报思想的《倡设日报小引》和《本局日报通告》两篇文章，也强调了学习西人和西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称该报将对西学“广为翻译，备加汇罗，俾足以左中治、稔外情、详风俗、师技艺”[6]。

王韬如此强调向西方学习，与他和西人交往的经历、深厚的西学功底和西方漫游经历密不可分。而正是这份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循环日报》，成为了让王韬名声大噪、蜚声新闻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韬自身的才学对他的办报理念、政论文都影响极大。而在他的办报理念下创办的《循环日报》大获成功，成为他名声大噪的重要因素之一；他首创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文体，也是他得以名留青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王韬成名历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

王韬的成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名声的积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最初令王韬声名鹊起的是他在1862年与黄胜撰成的《火器略说》一书。该书主要讲述了枪炮制造的方法及其原理，黄胜从西书中摘录并翻译，王韬则“为之第其先后”[7]，并加入他对枪炮原理的研究和一些政治观点。

此书发行后即“为海内外所称赏”[2]，丁日昌、李鸿章都由此书得知了王韬之才华；越南使臣陈望沂读后“大为赞赏，特命人抄录副本专送回国，以为借鉴”[1]；此书在日本也有流传。

1861年至1886年陆续出版的《中国经典》亦使王韬驰名海外。王韬与理雅各合译了《四书》《五经》，将译本合编为《中国经典》共28卷，于1861年至1886年陆续出版。

《中国经典》出版后在西方引起轰动，英国的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大学等高校皆邀王韬去讲学。此后，王韬在英伦三岛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许多团体争相邀他参与各类活动。国立图书馆请他题词作序；画室将他所写的手书奉为墨宝并邀他合影留念；他在苏格兰亨达利教堂吟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听者皆“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8]。

1870年连载于香港《华字日报》的《普法战纪》使王韬名声大噪。《普法战纪》是一部记录普法战争的史著，书中详细介绍了普法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经过、议和和善后事宜，还分析了战争胜败原因，最初连载于香港的《华字日报》，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9月初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6月12日被《申报》转载。此书在当时可谓是风行一时，“钞本流传，南北殆遍”[9]。它与王韬的另一国别史著作《法国志略》因史实确凿、面面俱到而被当时的洋务派官员所重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都对其评价极高。此书流传到海外后，亦得到了海外人士的高度评价，尤其在日本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学者冈千仞云：“《普法战记》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铨王先生；之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10]

不过，真正令王韬蜚聲新闻界的是他于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王韬于该报上发表的政论不仅风行于香港、南洋一带，也在上海引发了广泛讨论。王韬自1862年逃往香港避难后便号“天南遁叟”，而汪康年创办《时务报》时，曾放言要“与天南遁叟一争短长”[11]，《循环日报》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四、结语

王韬学贯中西，既有扎实的中学功底，又不乏丰厚的西学积累。他的经历或许也能给当代记者启迪：唯有成为学贯中西、眼界开阔、超乎时辈的“通才”，才能成为出色的记者。

参考文献：

[1] 忻平.王韬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3，14，30，32，96，98，82，4.

[2]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清光绪二十三年长洲王氏上海重排铅印本，1897：389，384，18，383.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27，105，82.

[3] 王韬.蘅华馆诗录[M].香港：香港印务总局，1880：4.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

[4]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1.

[5] 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8.

[6] 王韬.弢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6.转引自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3.

[7] 王韬，黄胜.火器略说：前序[M].清光绪七年天南遁窟铅印本，1881：1.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82.

[8] 王韬.漫游随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157.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0.

[9] 王韬.普法战纪[M].清光绪二十一年弢园王氏铅印本，1895：3.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15.

[10] 陈尚凡，任光亮.王韬 漫游随录·扶桑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314.

[11] 赖光临.王韬与循环日报[J].报学杂志（台），1967，3（9）：57.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50.

作者简介 张桐，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