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修辞学视域下中国播音学发展前景探究

摘要：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中国播音学在发展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不断为媒体岗位提供专业人才，成为我国传媒类教育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其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基于其为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专业人才的学科设立初衷与时下岗位需求匮乏的反差，以及对学科视域狭窄早有的诟病，仍有部分声音对其未来发展表示担忧，甚至质疑其能否以学而立。这篇文章借鉴西方修辞学的破局之法，为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起到思维发散的作用。

关键词：西方修辞学；中国播音学；形式主义；多学科视角

中图分类号：G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20-0109-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2020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媒介化语境下广西网络舆论引导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KY18010

20世纪以来，西方修辞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走向语用功能论。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行为主义科学的研究成果嫁接，以“新修辞学”的姿态重新焕发活力。从实践来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大众审美要求的不断进化，播音主持的专业技能被边缘化；从学术上来看，虽然播音学有着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基于其为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专业人才的学科设立初衷和时下岗位需求匮乏的反差，以及对学科的视域狭窄早有的诟病，仍有部分声音对其未来发展表示担忧，甚至质疑其能否以学而立。文章借鉴西方修辞学的演进，将其与播音学进行对比分析，以期能为中国播音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谋求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播音学与修辞学的出身相似、困境相仿

（一）出身相似

史学家把西方修辞学演进历经的初个阶段称为古典修辞学阶段。古典修辞学是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源泉，之后各时期的修辞学研究都受到它的影响。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西里岛（今意大利南部）上政治寡头被推翻，建立了民主政治。无论是流亡归来的人通过法庭诉讼讨回自己的财产，还是政治家要在公众场合宣扬自己的政见，演讲和论辩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与工具。因此，古典修辞学诞生之际就带着这一目的，即研究演讲和论辩的技巧与理论。也正因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修辞学都没有摘掉“诡辩术”的帽子。

虽然作为新兴学科的中国播音学在1994年才以学而立，但是自1923年广播电台在我国出现以来，播音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就伴随着广播电视事业不断发展。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洋政府时期，世界各国广播事业兴起以及美国人奥斯邦将广播引入中国，掀起了国内一部分人对广播的研究兴趣。后来，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不仅涉及演说的目的、方法以及声调的锻炼、姿势的训练，更结合心理学等其他领域进行了理论探索。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播音学和西方修辞学有着相似的出身。首先是学科目的很明确，即顺应社会实践的需要，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其次是学科所指导的实践工作很相似，都以语言表达对受者产生目的性影响。

（二）困境相仿

中国播音学与西方修辞学另有一个相似之处，那便是学科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阻碍。19世纪下半叶，由于受到修辞学文体风格派的影响，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中的部分领域分散到哲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等学科领域中。在这一时期的西方课堂中，修辞学退化为一门执着于辞格分类的研究，研究者往往费尽心思寻找新的辞格，并另辟蹊径地将它们做出新的分类。最终，学界厌烦了这种形式主义禁锢的狭隘，许多学校纷纷取消了修辞课程，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和语言学的教授。“当时乃至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大多数的语言理论家，包括俄国的巴赫金、英国的图尔明，乃至法国的福柯和德里达来说，都认为修辞学是一个很有限的课题，是一门垂死的学科。”[1]

对于中国播音学来说，发展到今天仍然有着支撑学科的实践需要和专业岗位需求，而学科本身也作为我国传媒类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媒体事业的发展有非凡的意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讲，与如今呈荦荦大者之态的西方修辞学相比，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影响力还较小，学科的发展前景也面临着局限。首先，它的研究内容包括播音研究的发展历史、播音创作、发音发声、针对不同媒介和稿件的训练、受众接受的心理过程等，学术视野和学者圈子较为局限。其次，这门学科的研究建立在岗位实践的目的上，而目前岗位需求与学科人才供需明显不平衡，越来越多的非专业出身人员抢占了职业岗位并获得良好口碑，甚至随着媒介技术和节目形式的发展，有些节目中主持人的位置甚至可有可无，学科价值开始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从本质直观来看，与西方修辞学一样，中国播音学的困境來自自身形式主义的禁锢。

二、播音学与修辞学的多学科理论基础

（一）播音学的多学科理论基础

播音学相关研究中涉及播音创作及发声训练的可追溯到1949年前，这一时期的研究已开始涉及多学科的视角。例如，1928年的《演说学大纲》不仅论述了演说的理论和姿态的训练，更讲述了语言的起源与进化，并且还从修辞学领域探讨了演说内容；1938年的《语言宣传之理论与方法》不仅强调了演讲的姿势与声调锻炼，还从心理学的各种角度讨论了演讲的方法。这些研究在很早之前就从交叉的视角研究了播音相关领域，为此后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打下了多学科研究视角的基础。1994年张颂编著的《中国播音学》出版，此书问世标志着中国播音学学科体系正式建立，书中系统论述了播音创作的过程和发音发声的训练，并以医学角度阐述了呼吸原理、气息控制以及喉部构造，使发声训练更加直观具体，也从心理学角度讲述了发音的心理过程和受众接受的心理因素，这些理论让播音学的学科框架更加牢固。而后学科领域进一步向语言学、哲学延伸，较有代表性的如张颂教授在《现代传播》上发表的《语言传播杂记系列》，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学科建设。

（二）修辞学的多学科视野与再发展

为了突破形式主义的禁锢，西方修辞学进行了多学科视角的探索。伯克在《动机的修辞》中突破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修辞仅限于演讲等有限话语环境的限定，修辞被扩大到人类的所有活动，甚至让人成了使用修辞的动物。理查兹和伯克等学者对修辞的重新理解直接引发了西方修辞学的重大变革，以往在多个支脉与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被延伸和重组。值得一提的是哲学与西方修辞学联姻后，修辞学不再仅局限于劝说的修辞术和对词格的分类，而是提升到了哲学的思辨，这使得修辞学真正摆脱了形式主义的束缚从而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正如中国传媒大学鲁景超教授所说：“对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人才的培养改革创新思路，既要基于学科规律的历史性延展，也要着眼国内外学科建设现状和社会发展大势的战略性提升。”[2]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播音学具有海纳百川的能力，正如西方修辞学从困境走向繁荣，播音学也可以吸纳各方智慧，打开研究视野，拥有更广阔的学术前景。

三、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播音学前景

在新修辞学运动的影响下，修辞学越来越多的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或研究视角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修辞不仅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就有的，而且活跃和制约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3]“任何言语行为都视为修辞行为”[3]。在这一层面上来看，播音活动也属于修辞的范畴，从广义修辞学的视角看待中国播音学的发展，或许能为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一）修辞学的文学传统与播音学的文学批评方向

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并入罗马版图，强调华丽辞藻的宣德修辞占据上风并成为当时修辞教育的主要内容。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体风格派成为修辞学的主流，这一时期修辞学对辞格的研究之风达到鼎盛。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末新古典主义修辞学时期，古典修辞学与文学批评、诗歌、美文学紧密结合。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评论家们认为，文学的目的性很清楚，就是使读者取娱并受到教益。这样，劝说术就与诗歌艺术的目的完全一致了起来。此外，心理学和人性学的一些新理论似乎也证实了推理和想象在劝说中的职能。因此，“在18世纪，修辞学与文学评论紧密地结合了起来”[4]。虽然到了19世纪下半叶，文体风格修辞学走向了极端的形式主义，但是不可否认，西方修辞学与文学批评有着颇深的渊源，即使在20世纪初的课堂上，修辞与演讲依旧隶属于英语与文学。

文学中文学作品在完成之后没有和读者发生关系之前，被称作“第一文本”，而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与价值观再创造的称为“第二文本”，“第二文本”在“第一文本”的基础上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播音员的创作过程经过了四个文本的创造：通过阅读“第一文本”产生理解，生成“第二文本”，经由播音员组织和再结构，将其进行艺术化构思，生成“第三文本”，而真正表达出的声音文本或许可以看作是“第四文本”。这个时候播音创作就不是简单的二度创作了，而是四度创作。通过播音员发音发声、气息、姿势的训练可以缩短“第三文本”与“第四文本”之间的差距，实现声由心发、以情带声，现在的中国播音学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一问题。可是“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之间的差距，“第二文本”与“第三文本”的距离，都受到播音员的自身修养、价值观念、生活阅历的影响，因人而异。因此，这两组文本的差距十分不好把控，这一问题也是播音学应该加以研究和解决的，这就需要通过文学批评领域的知识和成果完善和拓展现有播音学的理论体系。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播音学与文学批评的嫁接就显得合理且必要。

广义的文学批评既包括作品评介又包括理论研究，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既能影响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和文学作品的发展，又能影响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以及文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播音作为一种直观的口语表达活动，与文学创作与文学评介直接相关。如何将文学批评引入播音教学当中，以提高播音员的文学修养；如何将文学批评揉入学术研究当中，丰富学科对播音创作过程的理论指导，并在受众接受方向打开新的视野，或可成为新的研究视域。长远来讲，文学批评有助于媒体语言研究的深耕，能对丰富、规范媒体语言、提高受众审美志趣、传播社会核心价值产生积极影响。

（二）修辞学的哲学渊源与“播音”的重新定义

西方修辞学诞生至今，一直与哲学保持着密切关联。受柏拉图影响，西方一度认为辩证法与修辞术是对立的关系，直到经院派学者出于教会诠释经典的需要，调和了两者的关系，修辞学成了一门工具学科，在基督教对欧洲大陆强大的影响下作为探讨哲学与神学、法学的工具重新发挥学理作用。后在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下，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再次将西方修辞学认为是“推行谬误与欺诈的强大工具”[5]。这一敌对情绪让修辞学最终只能在写作修辞的领域“垂死挣扎”。20世纪的到来让修辞学看到了新的希望，哲学的现代语言学转向使修辞领域重新得到了哲学的审视，随之而来的是，在哲学的带领下，社会学、美学等一系列社会、人文科学都投身进“修辞学转向”的热潮中，西方修辞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修辞的重新定义，使学科研究领域与研究思路发生了重大变革。吸取它的学科经验，也尝试寻找“播音”广义化的可能。从认识论出发，借鉴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语研究思路为“播音”寻找一种定义策略。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重新认识播音的方式，是因为相信播音和修辞一样，人们对它的理解可以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给它下一个本质的定义可能不够准确，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可以是怎样的，如何规定它的功能，因为这些实践观念才是真正影响学科的关键。

首先，播音可以是宣传。自广播引进国内受到学者和政府的关注后，对播音领域的研究最早的便是将其用于政治宣传。在这一话语思考下，就要求人们辨别宣传符号。其次，从控制论的视角，播音可以是一种控制，这种控制一方面来自播音的载体大众传播的传受关系上，另一方面因为播音过程不同于文学文本，它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因此播音在某种角度上可以对受众施加有意的影响。虽然受众手中有遥控器和操控屏，但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共关系的影响下，所有的播音过程可能大同小异，受众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再次，从艺术的角度，播音可以是表演。这点受到了美国学者伯克的启发，他提出的修辞学的戏剧理论以戏剧为模型为修辞策略提供了六种因素的分析维度。事实上，播音员主持人正是通过表演的形式活跃在各大节目与晚会上，在具体传播实践中，人们要警惕这种表演，分辨“本相”与“装相”。哲学本就是追求真理与本相的学科，从这一点来看，播音与修辞就殊途同归，都是揭露人类的活动中隐藏的意义。

四、结语

与中国播音学相似，出身相仿的西方修辞学也曾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如今在与多学科研究视域相融合之下，它以“新修辞学”的身份重新焕发着新的活力。借鉴西方修辞学的演进，以广义修辞学视角审视中国播音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特别是将文学批评与哲学方法融入播音学的研究视域中，是存在着相当的可能性的。从理想状态出发，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来丰富学科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 帕特里夏·比泽尔，布鲁斯·赫茨伯格.修辞传统：从古典时代到现代的阅读[M].英国：贝德福德出版社，2000：907.

[2] 鲁景超.关于播音主持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写给“纪念人民广播播音七十年”[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4）：126-129.

[3] 谭学纯，林大津.修辞学大视野[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140，42.

[4] 胡曙中.西方修辞学传统之管窥[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2（2）：6.

[5] 约翰·洛克.一篇关于人类理解的文章[M].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5：488.

作者简介 郭建鹏，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播音主持。